关键词：
同形词日译
邓小平文选
功能主义
译本对比
中央文献
摘要：
中日两国语言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即存在大量中日同形词。一般认为,由于中日同形词的存在为中日互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中日同形词虽然字形相同,在词义、搭配习惯、文体、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却往往存在差异,因此经常发生误译或翻译不当等情况。本研究从翻译目的、预期受众、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及其产生原因等多维度探讨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卷的两个日译本中的中日同形词翻译问题。考察了翻译目的的差异对同形词的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译文,深入分析了影响同形词翻译的受众接受效果的诸多因素,提出了基于功能主义翻译理论的新的同形词翻译方法分类。本研究对今后的中央文献同形词翻译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提出了应根据事先制定的翻译目的选择多样化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原则。同时,本研究对于除政治文献以外的同形词翻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深化了政治文献的翻译研究,同时也丰富了同形词本身的翻译研究,无论是从政治文献翻译的特殊意义还是一般性翻译的普遍意义来看,都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首先,通过对《邓小平文选》日译本主要译者和相关人员的访谈以及对相关历史资料的考证,回溯了两个日译本翻译的时代背景、翻译目的、预期读者、翻译过程等,探究了这些要素对译者在翻译同形词时思考与选择的影响。在中央文献特别是领袖著作日译研究方面具有创新性,并具有较为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如此,通过译者访谈等研究方法,明确了外文社译本和风媒社译本由于翻译目的及预期读者的不同而产生了对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选择上的差异,探讨了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今后中央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所具有的科学指导意义。其次,通过受众问卷调查,对两个日译本的同形词翻译情况进行了对比研究。接受本次调查的日本受众人数高达234名,且分布较为均衡,保证了问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在同形词翻译研究中如此大规模的受众问卷调查尚属首次。具体调查方法是将两个译本中一方翻译成同形词,而另一方翻译成其他表达的部分进行抽取,进而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同形词展开对比分析。基于对比分析的结果,设计并实施了受众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全面考察分析了两个日译本中同形词的翻译在受众接受效果上的差异,并从词义、搭配、文体、褒贬色彩等多方面深入探讨了受众接受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最后,通过译本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推进了同形词翻译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首次依据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对同形词的翻译方法进行了6种新的划分:(1)移植;(2)解说;(3)加译;(4)译为其他汉语词;(5)译为非汉语词;(6)不译。其中(1)到(3)的翻译方法采用了保留“同形词”形式的“异化”翻译策略,而(4)到(6)的翻译方法则采用了不保留“同形词”形式而侧重传递原文内容的“归化”翻译策略。在此基础上考察两个译本中的同形词在翻译方法上体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并结合译文进行了具体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不仅揭示出同形词翻译方法的多样性,也为今后中央文献及其他文献中同形词的日译提供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本研究发现,风媒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当时对中国的社会政治感兴趣、并有汉文训读(「漢文訓読」)基础的一部分知识层次较高的受众的需求。正是基于对受众的这种预期,该译本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则更多地使用了直接“移植”的方法。而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被调查的同形词在采用“移植”的方法直接用于日语译文的时候,产生了词义不明、与前后词语之间搭配不当、文体过于生硬、汉语和日语中的褒贬色彩不一致等问题,从而影响到了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而外文社译本的翻译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好地“理解这些年中国历史变化和今后局势发展”,并未将预期的受众只限定于有较好的「漢文訓読」(汉文训读)基础的知识层,因此在中日同形词的翻译策略上既有“异化”又有“归化”,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也没有局限在直接“移植”上,而是选择了更为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对现代受众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外文社译本采用的灵活多样的翻译方法更为自然易懂,更易被日本受众所理解和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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