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学观
鲁迅
夏目漱石
比较研究
女性形象
摘要：
文学观是人们对语言艺术的起源、本质、作用、创作规律的认识以及相关的文学主张。文学观属于世界观的范畴,受世界观制约的同时又反映世界观。因此,正确地把握和理解作家作品,就不能不研究作家的文学观。自然,研究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文学观也就成为正确理解二人及其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鲁迅(1881-1936)和夏目漱石(1867-1916)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现代文学的高峰,鉴于在各自国家的社会地位和文学成就的相似性,二人的比较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中日学界的热点话题。的确,虽然夏目漱石比鲁迅年长十四岁,但二人却有着某些近似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探索。他们在早年都曾受过东方文化较深的濡染,后来又都通过留学接触到了西方近代思想,是属于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科学知识的作家。他们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立志于文学事业,但又都是对文学的功能和意义进行了长期的认识和探索,直到“不惑”之年,才根据自己认定的文学主张全力进行创作的。他们在充分肯定文学审美价值的前提下,又都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文学创作中进行社会批判。以上关联成为本文展开鲁迅和夏目漱石比较研究的前提。然而,纵观以往研究,虽不乏文学观的比较,但基本都是以二人的文艺论文、序跋、书信等资料为研究路径,鲜少从作品出发探究作家的文学观。小说既是作家文学主张的实践,亦是时代社会的产物。从作品入手不仅可以明晰二位作家的文学特质,还有助于加深对中日两国现代化历史的理解。
本文分别从鲁迅和夏目漱石的代表作中选取三部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考察作家文学观的异同并分析原因。第一章,以《阿长和<山海经>》(1926)和《哥儿》(1906)中的女佣“阿长”和“阿清”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重点比较了二人的“封建性”并考察了其与作家文学观的联系。第二章,以《祝福》(1924)和《门》(1910)中的妇女“祥林嫂”和“阿米”为研究对象,主要围绕二人共同的痛苦来源“孩子”问题进行对比分析,并考察了其与作家文学观的关联。第三章,以《伤逝》(1925)和《明暗》(1916)中的新女性“子君”和“阿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她们冲破时代桎梏、追求个性解放后又迎来悲剧的原因,并考察与作家文学观的联系。第四章,在考察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本文所探讨的关于文学功能的基本规范,然后结合前三章的女性形象和作家文学观的分析,对比得出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文学观的共通点和差异。第五章,通过考察作家的个人经历以及写作的时代背景,分析造成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文学观异同的原因。结尾,总结全文,同时阐明本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与今后的研究课题。
本论文的结论总结如下:鲁迅和夏目漱石在肯定文学审美价值的前提下,更重视文学的认识功能、教化功能等社会性功能,故而社会功利性的价值取向是二者文学观的共通之处。在面临如何摆脱本国的落后文化而建立现代新文化的艰巨任务时,鲁迅和夏目漱石都选择了通过文学来达到启蒙国民思想,进而实现改良社会的目的。同时,二者又分别在“立人”和“伦理”上各有侧重。在漱石笔下,女佣阿清在封建思想影响下的行为成为小说深层的一股暖流,妇女阿米因违背伦理道德而跌落痛苦的深渊,新女性阿延因大胆追爱的行为被众人鄙夷。她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漱石文学观中的对伦理性的重视以及对封建性的东方文化、伦理道德的留恋。另一方面,阿长谈论长毛时流露的“骄傲自豪”,祥林嫂因再婚后的“寡妇”身份被鲁镇人民排斥至死,子君因自我觉醒的匮乏而殒,都源于鲁迅以“立人”为思想基础、以社会功利性为价值导向的文学观。究其原因,童年时代,二人都受到过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文化的熏陶,因此在开始文学创作后他们都自觉承担起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青年留学时,二人又接触到西方近代思想,这让他们可以以更高的视角来看待本国问题。在中日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他们以敏锐犀利的眼光审视时代,通过文学作品对社会问题进行批判,以期启蒙国民、改良社会。不过,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又催生了二人文学观的差异。
通过本论文的研究实践,首先在对鲁迅和夏目漱石的比较研究尚存空白的今天,本文在对丰实二人文学观的比较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意义。其次,本文通过探讨鲁迅和夏目漱石对文学功能的认识展开二者文学观的比较研究,为学界对二人的文学观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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