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东亚秩序
孙中山
亚洲主义
民族国家
摘要：
近代以来,东亚传统“华夷秩序”面临西方国际法体系的严峻挑战。在东亚各国中,日本率先完成近代化,建立起东亚第一个近代国家,既掌握东亚“华夷秩序”原理,又了解西方国际“条约体系”。两种秩序在东亚发生碰撞时,必然造成秩序的混乱,日本利用双重秩序在东亚的含混性,试图达到自身的目的。与此同时,前近代东亚秩序的封贡顽疾也附著在日本性格中,在日本处理东亚问题时不时显现出来。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随着客观因素的变化,人物思想、言论与活动在不同程度上会呈现出矛盾、复杂与多变的样态。基于这一因素,将孙中山置于东亚变动的时空秩序中,有助于理解其思想、言论与活动之间的矛盾处。本文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对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的对外交往规律产生更深入的认识。尽管孙中山对外呈现有复杂的面貌,但终究有不可撼动的理想与信念,这是孙中山在变化的言行中不变的思想内核。孙中山对中国走向形成两种基本诉求:一是在革命前,推翻清朝政府,建立独立的近代民主共和国;二是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发展近代经济为中心,建立完全独立的近代中国。
基于以上客观事实,本论文对以下几个有深刻内在逻辑关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一章时代人物。首先,交代三个问题,即东亚秩序的内在原理、秩序变动中日本的机遇、秩序转变过程中中日两国面临的双重挑战。其中,挑战包括如何处理与欧洲关系问题;如何处理亚洲内部问题,即如何建立有别于他国的国家问题。其次,关于孙中山本人,从时间上看孙中山处于东亚秩序的变动过程中;从空间上看,他游走于东西方之间,具有东西学知识。这构成了他时、空上的边际身份。从孙中山家庭出身及革命志向上看,他处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边缘,因此本文称他为政治上的边缘者。
第二章亚洲主义。在东亚秩序转变过程中,中日需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欧洲的关系。对此,日本提出“联亚”与“脱亚”思想。孙中山根据对西方外部世界的观察,以及对日本的观察,在日本民俗学家南方熊楠的启发下,开始与日本发生联系。与此同时,日本亚洲主义者也在积极寻找孙中山。在亚洲主义问题上,孙中山与日本浪人、元老、为政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识。孙中山试图与亚洲主义者共同抵御西方侵略,为革命理想提供良好外部环境。然而附著在日本性格中前近代东亚底色,以及对近代国际法的无视,日本将联合的亚洲主义逐渐转变为侵略的亚洲主义,最终与孙中山的亚洲联合理想分道扬镳。
第三章民族国家。在东亚秩序变动中,其内部各个国家和地区也面临如何自处的问题。日本在对双重秩序的交互利用中吞琉球、占朝鲜,并长期觊觎中国“满蒙”地区。孙中山革命初期“驱除鞑虏”的口号,为日本提供了想象空间。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孙中山口头提出让渡“满蒙”的情况下,日本才对革命党提供了程度不等的支持。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则废弃“满蒙”“轻诺”话题,建立了有别于日本的民主共和国,即近代民族国家。
第四章实业发展。1913年,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与孙中山以亚洲主义名义的密谈,实际上是桂太郎认为,孙中山是他试图构建亚洲新秩序需要扶植的势力。桂太郎构建的亚洲新秩序是以“满洲”领有为目标;“铁路广轨化”及满铁建立为方式;创办中日合资企业为步骤展开的经济侵略。然而,民国建立以后,中国需要发展民生事业,孙中山成为桂太郎构建亚洲秩序需要扶植的目标。在桂太郎的支持下,与日本商界的交往中,孙中山获得了经济上的援助,但同时也并未损失中国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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