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史汀生
决策过程
心理认知
九一八事变
美国对华政策
摘要:
“九一八”事变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国务卿史汀生对满洲局势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时的“不作为”到后来的“不承认”的变化。“史汀生主义”的出台是美国在远东一贯坚持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延续,也是西方列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在远东对日本的绥靖政策的主要表现,打下了之后若干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对“史汀生主义”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大多以政治史的宏观角度阐述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客观外部因为,强调“史汀生主义”的价值与意义。也有从个人史的角度对史汀生本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多以描述为主,并未深究史汀生在处理“九一八”事变后一系列外交事务时的反应的个人因为。本文将采用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史汀生对“九一八”事变最初的“不作为”是他复杂心理认知活动的综合结果。在处理“中东路事件”时,史汀生对远东主要国家的形象产生了自己的固定看法,到了“九一八”事变时,这种看法使得史汀生对日本文官政府重新掌控政权从而控制满洲局势抱有幻想,对日本的威胁性估计不足;而史汀生本人的法律背景使得史汀生对国际法和国际舆论的制约作用估计过高,对国际联盟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过于乐观。因而史汀生在衡量决策利弊时,自然得出“不作为”利大于弊的结论。在“不作为”之后,影响史汀生做出“不作为”反应的这些因素又发生了变化,它们因为外部事件的不断演进而在重要性上做出了调整。史汀生对日本文官政府重掌大权的希望终于破灭,对日本的侵略性心生警惕:然而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同样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大萧条使得西方各国对远东局势力不从心,史汀生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求一项政策,既能减缓日本侵略步伐又使得美国免于独力包揽处理满洲局势的包袱。而多年的法律训练和从业经历使得史汀生对政策的普适性更加重视。这些调整最终促使史汀生抛出著名的“史汀生照会”,而史汀生个人也因为“史汀生主义”在远东国际史上留有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