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央苏区时期
中国共产党
政治纪律
党的建设
摘要: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在党的纪律体系中,政治纪律居于首要位置、起着主导作用,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其核心在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系统谋划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将纪律建设确立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提出“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强调“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深刻揭示政治纪律作为管党治党“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
回溯百余年党史,政治纪律建设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全过程,是立党之要、兴党之策、强党之道。中央苏区时期作为中共党史上的关键阶段,既是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战略转折期,也是实施局部执政、学会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期,更是党在偏远落后环境中推进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开创奠基期,奠定了中共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的重要基础。
以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为根本指导,依托中央苏区历史文献、党内法规及典型案例,运用文献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并借鉴政治学、历史学相关理论,从背景条件、实践发展、制度建构与历史经验等角度,考察中央苏区时期党在面临外部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内部思想混乱与组织涣散问题的危机时刻,通过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来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揭示其在强化政党权威以凝聚党心,加强军队领导以稳定军心,革新社会治理以团结民心,净化红色政权以严明政心中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是多重条件复合驱动下的必然选择。从“何以可能与何以必须”的动因维度看:封闭地理构成基础条件——既为革命提供战略缓冲空间,又需要党强化政治纪律以应对生存挑战;社会环境构成外部条件——既为革命提供物质资源、群众基础与文化土壤,又要求党严明政治纪律以突破经济封锁、改造政治生态、革除不良习俗与腐化风气;政治任务构成核心驱动——武装斗争、群众动员与党内纠偏的紧迫需求,使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成为凝聚力量、实现目标的刚性保障。从“何以可行”的实现逻辑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与传统政治伦理中强调秩序、重视纪律的文化基因,为苏区党开展政治纪律建设奠定理论基础;建党初期至苏区创立前的实践探索,为苏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历史参照;大革命失败后,赣南闽西党组织的恢复发展为苏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提供组织依托。
从历时维度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经历了探索、发展、深化三个阶段。在探索阶段(1929.1-1931.1),党以贯彻“六大”政治路线为核心,通过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化解红四军党内分歧等实践,实现了政治纪律从革命伦理向刚性约束的初步转化。在发展阶段(1931.1-1933.1),党聚焦组织体系健全与制度完善,以纠偏肃反运动为契机强化政治纪律权威,树立纪律执行典范,推动政治纪律建设的制度化发展。在深化阶段(1933.1-1934.10),党将政治纪律建设贯穿于红军正规化建设、查田运动政策纠偏及反腐肃贪实践之中,推动其从“应急性整顿”向“常规性建构”的范式跃升。从共时维度看,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初步形成“规范创制—教育内化—执行强化—监督细化”的制度架构。在规范层面,提出了涵盖政治立场、组织原则、军事行动、工作规程与作风养成的系统化规范体系;在教育层面,以“教育同志”为旨归,通过有计划的党内教育,结合模范引领与反面警示的方法,树立了纪律严明的政党形象;在执行层面,通过明确执纪原则、细化执纪规则,为政治纪律执行提供了明确依据;在监督层面,创设了党内巡视、工农检察与群众举报联动的立体监督网络。这些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制度实践,既体现思想浸润与制度约束的协同推进,又彰显政治纪律与组织纪律的相互支撑。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始终处于理想与现实的复杂张力之中:既以“铁的纪律”规范了中央苏区党内的权力运行,巩固了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领导体制,积累了党的政治纪律建设持续发展的条件;又因外部“围剿”压力与内部“左”倾干扰,被迫以运动式整肃替代制度常态约束,使政治纪律建设呈现非理性倾向,未能形成稳固的长效机制。正反两方面实践表明:党的政治纪律建设必须以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引领,以成熟稳定的领导集体为核心,以明确的纪律规范为基础,以培养全党自觉意识为旨归,以长效监督检查机制为保障。
历史长河奔涌向前,但真理的火炬永远照亮来路与去程,而拥抱历史的最好姿态,就是从纷繁复杂的实践中总结闪耀真理光芒的经验与规律,并将其转化为现实指引,使历史智慧拥有新的时代内涵与实践意义。中央苏区时期党的政治纪律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逆境中实现自我净化、维护政治团结提供了重要范式,其经验教训对新时代强化党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