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日本战后文学
王昭君
人物形象
有吉佐和子
井上靖
摘要：
王昭君和亲匈奴的故事早在8世纪就由遣唐使传入日本,“昭君出塞”成为了深受当时日本文人青睐的创作题材。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王昭君题材作品不断发展,尤其是近代以后,受思想开化的影响,作家们在传统王昭君故事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使得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出很强的时代特征。然而,绝大部分近代作品依然延续了传统王昭君故事的悲剧内核,王昭君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表的两篇小说——《落阳》与《明妃曲》终于颠覆了王昭君故事自古以来的悲剧内核。本论文聚焦以上两篇作品,结合时代背景对其塑造的王昭君形象加以细致分析,试图阐释战后作家对于传统王昭君故事做出彻底改写的原因。本论文基于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在对小说文本进行细致解读的基础上,揭示两部作品的生成机制;通过与传统的王昭君悲剧故事做对比,明确战后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塑造上的创新;结合作家论、作品论的视角,探究创新背后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素,还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日本社会的文化语境,透视日本战后作家藉由王昭君这一中国历史人物形象进行的自我观照与文化反思。本论文拓展了日本王昭君题材作品研究的范围,深化了日本战后中国题材文学研究的观点,丰富了日本文学中国形象视域下的研究成果。本论文主要由五个部分构成,各部分内容与结论如下:序章介绍本论文的研究动机、先行研究、研究目的与意义、论文构成与研究方法等。第一章对明治维新后至二战结束前的日本王昭君题材作品进行分类,分析这一时期王昭君的人物形象。通过具体分析可知,近代以后的作品虽然在传统故事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但王昭君的悲剧命运并没有被改写。第二章以有吉佐和子的小说《落阳》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中的人物形象及其象征意义。《落阳》最早发表于战后时代的1954年,正值日本国内的混沌时期。有吉塑造出的王昭君形象承载着作家本人对于战后国家重建的殷切希望。另外,小说反复出现“太阳”这一意象,暗示了人物画工杨的命运。杨作为战时牺牲者的象征,如落阳一般燃尽了生命力,而王昭君出塞则代表日本国民将迈步走向战后未知的新天地。第三章围绕井上靖的《明妃曲》展开分析。小说中的“我”可看作是井上靖学生时代的投影,而田津冈则是战后日本高速发展时期作者本人的化身。对于王昭君故事的改写反映了作者本人不同时期心境的变化。目睹国家快速重建的井上靖借王昭君的幸福结局,对战后人们的美好生活发出畅想。第四章在对《落阳》《明妃曲》之间存在的互文性表现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两部作品与过去及未来的王昭君题材作品形成的对话做具体分析。两作品与1920年代中国作家郭沫若的剧作以及当代日本小说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充分说明《落阳》与《明妃曲》并非是封闭的作品,正因为不断与先行文本进行互文性的“对话”,它们才得以成立。而这两部作品也将成为未来其他文本的“养料”,一刻不停地参与到其他文本编写的过程当中。终章作结论归纳。创作于战后初期的《落阳》塑造了一个内心充满生命力的王昭君形象,在小说结尾,王昭君成功逃离后宫的束缚,即将在新的天地释放自己,与之相对的,在战乱中放弃个人理想,丧失生命力的的画工杨则注定走向灭亡。《明妃曲》发表时,日本已经进入战后的高速成长时期,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代表这一时期的小说人物田津冈龙英向象征过去的“我”讲述了王昭君为追求爱情前往匈奴的故事。田津冈对于王昭君故事的改编体现的不仅是作者井上靖战后思想的转变,更反映了1960年代日本在成功摆脱战败阴影之后,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慰藉的渴求。两部作品的内部存在互文关系,同时,他们也作为文本互文的一环,不断地与其他作品产生密切的关联。两部作品既承接了以往作品中具有“主体意识”的王昭君形象,又为现代作品中王昭君积极追求个人幸福的行为打下了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与文化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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