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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从文学事实的清理到学术观念的转型，从回归文学传统的田野研究到学术范畴的重新界定，从注重地方知识的文类辨裁到民间话语的意义传达，从口头传承与书写的民俗过程到传承与传播的文学接受，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在口头传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多重转换。这一时期，资料学建设和研究成果之丰硕、观点和方法之多样、学术队伍之壮大，都当属史无前例。本文作者从整体上梳理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重组方式，在国家愿景与学术实践的张力之间，以点带面地描摹学科建设的若干标志性成就；进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背景，大致归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化进程的整体面貌和学术取向。

关键词： 民俗体育   挠羊赛   民俗文化  

摘要： 民俗产生透露出诸多信息反映着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民俗事项中夹杂着俗民对于客观实在的思维表达,是民间智慧的重要集合体。2008年6月忻州挠羊赛以民俗体育、游艺杂技形式入选国家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忻州挠羊赛是忻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挠羊赛中渗透着诸多民俗要素,其产生借助于民间庙会,延续发迹依托于庙会。忻州民众通过挠羊赛其民俗文化得以表达。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参与式观察、访谈、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以忻州挠羊赛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民俗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学科理论对忻州挠羊赛进行多维度探析得出:一、忻州挠羊赛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忻州地方地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民俗信仰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忻州的生产经营方式,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导致忻州对于农业生产模式的选择方式为耕种畜牧交混的混合型农业经营方式,经营方式的影响下羊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样也是挠羊赛在起始阶段将羊设置为奖品的重要因素。其二,忻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促动挠羊赛产生的另一动因,边地多战的历史环境造就忻州人民亦兵亦农的生活状态,战争对于民生的冲击导致该地移民居多的历史境遇,民众通过庙会进行社会交际。最后,忻州地区特殊的民间信仰为挠羊赛的产生提供精神空间。二、对忻州挠羊赛的历史记忆进行梳理。关于挠羊赛历史记忆的梳析主要从历史传说记忆和民俗演变记忆两个维度。忻州地区关于挠羊赛的历史传说的主要以杨业、陈效婴、王增寿等历史人物为主,此类人具备保家卫国、守护一方等的共性特征,勾勒出挠羊赛中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挠羊赛的民俗演变记忆主要经历了传统自在期、过渡期、国家在场期三个阶段,分别对三个时期的组织形式、参与人群、奖品设置等要素进行分析。挠羊赛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但挠羊赛过程中传达出的英雄崇拜贯穿始终。认为挠羊赛中产生的挠羊汉契合了忻州人民对于英雄的精神诉求,这一因素是挠羊赛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三、对忻州挠羊赛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进行分析,举办的过程潜藏着民俗元素。首先对于挠羊赛人员的分工与命名体现着忻州民俗文化的逻辑;其次对于挠羊赛的决胜方式、竞赛规则、安全责任皆有民俗文化的自在解释;最后挠羊赛的参与者通过挠羊赛各有所得,参与者均从挠羊赛中实现个体表达。四、对挠羊赛的庙会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学校传承四种传承模式进行分析,得出庙会传承的范围较为广泛,但其存在自发性、松散性等特点;家族传承中是忻州挠羊跤传承中较为稳定的模式,有系统性、延续性等,家族传中以崔富海、朱富山为代表,其中个人家族的集体努力与国家赋权是传统有序的重要因素;师徒传承中以高书文张毛清为代表,挠羊赛的师徒界定并非是通过拜师礼,绝大多数是师徒之间的默许并未有严格的仪式规定;学校传承以忻州市体校、忻州摔跤俱乐部为代表,其性质多数为官方性质。

关键词： 甘肃地区   新民谣   媒介   叙事   实践民俗学  

摘要： 民俗学研究领域中对“民谣”的界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所指出的“民间歌谣是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这种界定侧重民间谣谚和顺口溜;第二种则是指音乐范畴中的民谣歌曲。笔者对中国传统民谣的发展进行梳理后发现,它们是拥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却都具有内在民间性的民谣。本文主要研究音乐范畴中的民谣歌曲,以甘肃新民谣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实践民俗学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从甘肃新民谣与地区性传统民谣的继承发展、传播方式的变化入手,研究了甘肃新民谣歌手身份及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的变化,以及甘肃新民谣叙事元素、叙事特性、叙事空间再生产的新变化,最后阐述了甘肃新民谣想要重塑的民谣精神。这些都赋予了“新民谣”新的内在意义。中国现代民谣音乐被学界广泛地认可分为:“校园民谣时期”、“城市民谣时期”、“新民谣时期”。本文从以商业化模式及专业化、文人化歌手为主导的校园民谣时期;展现城市生活的琐碎和自身困境,继而充满对城市化反思和商业化排斥的退出主流音乐的城市民谣时期;将“民谣”视为表达自我的语言的新民谣时期,三个时期的特点及变化入手,分析了在媒介的推动下,以“草根人士”为主导的“甘肃新民谣”“新”在何处。他们没有排斥商业化,而是更注重本质和内心,以期通过商业化来自我实现,并尝试探索全球视野内文化交流认同的可能性。甘肃新民谣的“新”同样也体现在甘肃新民谣的叙事与话语框架中,文章主要从叙事元素的“强调人的主体性”、“源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体验”、“故乡符号——共同的陌生物”;叙事特性的“延续诗歌的吟唱特性”以及叙事空间的再生产来阐述。最后是对甘肃新民谣所体现的重塑民谣精神进行深入的探讨,新民谣的书写是对自由向往的书写,也是对肩负起音乐责任的书写。甘肃新民谣是由人和媒介共同主导、产生变化最后呈现出来的民谣样式。甘肃新民谣也体现人通过自我寻找,最终认识并实现自我;在认同“自由、民主、平等”这一具有人文关怀的公识之下,创造出一个个体间互动的“公民想象”,重新确立主体认同。这也正体现了实践民俗学交互主体、实践理性、先验方法论,“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范式的转换。

关键词： 数字民俗   民俗学   跨学科   日常生活  

摘要： 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民俗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益成为民俗学研究的新领域。不过，这一领域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成果散见于相关学科，缺乏集中且稳定的共识。以“民俗”的概念为出发点，我们能够通过批评性文献综述的方法来界定数字民俗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路径，并在民俗学和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下提出数字民俗研究的四个核心议题，即民俗的数字文本与知识生产、口头传统的数字再生、在线社区的再部落化、新民俗与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实践，从而探索未来跨学科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旧物   民俗学   文化再生产   商品化   物质文化  

摘要： 现代民俗学立足于当下社会语境,将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和文化创造纳入到研究领域之中,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其中物质文化作为民俗学关注生活世界的切入口之一,在近几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相对考古学和人类学,民俗学视角下的物质文化研究暂未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且现有研究大多是将民俗器物作为某一地区民风民俗的具象表征物,亦或在非遗背景下讨论物的脱域问题。对于物的日常化和去日常化的过程及其所关联的人-物关系问题关注不足。本文选取收藏历史悠久且古玩资源丰富的天津市某旧物基地作为田野点,以旧物团队以旧物为中心的日常实践为研究重点,呈现出旧物脱离原生语境后文化意涵重塑和再生产的逻辑路径,并借此反思物质文化的相关问题。需要补充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旧物”不同于古董古玩,近似于“民具”的概念。具体是指曾经人们日常制造和使用的器物,以木桌、柜子、箱匣等木制品为主。民俗文化商品化和资源化是当代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伴随着怀旧和乡愁的社会思潮,过往被视为废品的老物件以新的身份重新走进都市人的生活之中。旧物团队作为连接旧物原有者和消费者的中介者,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研究发现,以旧物团队为行动主体的旧物文化再生产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旧物的回收过程,即选择和定义旧物。该阶段旧物在空间上从乡村走向城市,在意义层面上从可以明码标价的实用品转变为具有文化价值的商品。该阶段是建构旧物价值的起点,为后续的再生产奠定基础;第二部分是旧物的修复过程,即旧物的情感赋值。“修复”在本文中并非是一项技术工种,而是具有一种过程性的导向,即通过直接的感官经验和旧物展开情感交流。这为后文旧物商人的文化叙事及其与客人的互动交流提供了材料;最后一个环节是旧物的售卖,这个阶段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在场。旧物交易不同于普通的商品买卖,在没有数字标价甚至没有清晰的定价标准的情况下,商人与客人之间的买卖是在更为复杂的知识互动和生产中展开的。在此阶段,旧物的文化价值被承认,最终流入市场成为大众审美化生活的一部分。本研究以旧物文化变迁过程为切入口,试图突破结构主义和符号功能主义的物质文化研究范式,从个体的感知、想象和日常生活经验探索人与物之间的情感联系。在此思路中,情感不只是一种私人的心理状态,而是可被描述和具体化的文化事实。特别是蕴含在物之中的情感可以被视为人们寻找确定性、建构可持续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这样的问题讨论可以为现代民俗学关注当代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 公共民俗学   云南民族村   旅游民俗叙事   文化客体化  

摘要： 民俗文化作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悠久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晶,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其所涵盖的人生仪礼、岁时节庆、民间歌舞、民间信仰等民俗事象,随着民俗旅游的兴起而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旅游民俗消费来源于民俗认同,而民俗认同依赖于民俗叙事,学界对旅游民俗叙事研究的对象从博物馆等景观开始,到导游词文本,再到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出民俗学在相关叙事研究中的独特优势。云南民族村作为民族文化型主题公园,以“两原两真”的理念“复制”云南省25个少数民族的原始生活场景,举办类型多样的民俗展演,同时邀请民间艺人和非遗传承人进行民俗文化的抢救、保护和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的云南民族村为研究个案,运用参与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民俗比较法,探讨在旅游民俗消费火热的语境下,云南民族村作为民俗旅游的地方性产物,其旅游民俗叙事的类型及其叙事内容,分析多元叙事路径在利用并表现地方传统民俗文化资源、凝聚地方文化认同、重塑民俗主体文化自觉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找出民俗叙事中存在的问题,探寻解决思路与办法。论文主体由四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研究云南民族村的发展概况,包括云南民族村的建成背景、发展阶段和经营理念。云南民族村历经两次体制改革,在不断的试错中能够探索出一条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道路,这与民族村的价值理念与运营模式是密不可分的。第二章主要研究云南民族村的景观类旅游民俗叙事,主要呈现了以傣族、彝族和佤族为例的村寨景观,以及微缩名胜景观和夜间光景三类景观叙事内容,通过与少数民族原生地区景观的对比,分析其景观叙事的真实性与合理性。第三章主要研究的是云南民族村的语言类旅游民俗叙事,体现在民族村的图像标语叙事、导游词叙事和新媒体叙事,从图像、文字到口述语言,再到新媒体,三种叙事媒介的转变体现出科技手段的进步,也体现出话语权从官方到民间的过渡。第四章主要研究的是云南民族村的展演类旅游民俗叙事,从专业的舞台剧《高原的呼唤》,到在各个村寨内部展演的《七彩云霞》系列,再到少数民族节庆活动时的展演,通过几个展演叙事的横向对比,分析不同展演中编导、参与人员的差异,以及展演内容的侧重点,试图探寻展演背后各民族舞蹈、音乐、仪式等深层次民俗文化在旅游场域中的传承、创编机制。通过本文研究发现,首先,集景观、语言、展演于一体的多元旅游民俗叙事,让云南民族村在复杂多变的旅游市场内30年来依旧保持其活力,且得以实现经济效益。其次,三类旅游民俗叙事构成了互动和谐的大叙事,让云南民族村成为了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的窗口;而云南民族村内的各民族“村民”积极参与旅游民俗叙事的各个环节,民族村在还原、展示各少数民族村落生活景观、岁时节庆歌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更体现出了尊重文化差异的价值观,实现了其社会效益。最后,云南民族村可以通过采取多主体平等协商模式,多采用体验式、研学等公共民俗实践路径,来解决在旅游民俗叙事中依然存在的,例如过度商业化、民俗叙事客体化、缺乏体验式民俗文化公共实践活动等问题。

关键词： 民俗学   功能对等理论   信息型文本  

摘要： 民俗学是调查民间流传的风俗习惯,探究一个民族的生活史和文化史的一门学问。由于近代化的不断推进,民俗资料不断逸失,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在不断消失。因此民俗学的研究就愈发显得重要。日本的民俗学研究自明治维新以来,发展迅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果。本次翻译实践选取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出版的《历史与民俗2》一书,节选内容为其中的两篇学术论文。《历史与民俗2》作为学术论文集,其语言特征是逻辑性强、知识性强,以传递信息为交流的目的。因此可以判断其文本类型是信息型文本。信息型文本的翻译要求是以简洁的语言完整传递文本的逻辑信息和知识信息。基于上述要求,笔者选取了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用于指导本次翻译实践。整篇报告,笔者将从词汇、句子和特殊文体三方面对翻译过程中采取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本次翻译实践验证了功能对等理论在民俗学领域的日汉翻译实践中的适用性。为了能使译文简洁准确地传递信息,笔者依据功能对等理论,对文中的长难句进行了切分处理,并根据需要将文化负载词包含的信息展示了出来。对于文言文以及朝山拜庙歌等引文则以完整传递知识性的信息为重点,对其形式进行了调整。希望此次的翻译实践报告能为日本民俗文化相关研究以及翻译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汤阴跑帷子   祭神仪式   民间信仰   村落秩序  

摘要： 本文依托扎实的田野调查资料,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方法对跑帷子的生成历史、文化生境、仪式过程、文化象征、功能意义以及仪式变迁展开讨论,从仪式与结构视角论述了村民及信仰共同体与国家权力的有效互动过程,以此考察仪式对乡土社会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汤阴位于河南、河北、山西的接壤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加之位居南北交通要冲,因此成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兵家必争之地。常年战乱使得当地人普遍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信仰风气浓厚,儒、释、道三教杂糅,地方民俗信仰长盛不衰,并由此产生了各种祭神仪式,其中以支村隆化一带每四年举行一次的跑帷子最具特色。跑帷子作为庙会期间举行的村落性集体活动,集神圣叙事、神灵信仰、祭祀行为和仪式展演于一体,是当地“老奶奶”信仰的实践行为,与村落生活息息相关,不仅反映了当地人的信仰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表达。研究发现跑帷子作为一种地域性的联村仪式,在信仰联结下构成了地域共同体,对建构村落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一系列的仪式行为不仅促进了人、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增强了村民的“村落共同感”,巩固着村落社会格局和秩序;同时,以“老奶奶”信仰为纽带组成的村落联盟在仪式互动中强化了资源共享。不可否认,国家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仪式的复兴与再造,推动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但也应看到权力的介入对这一传统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跑帷子成为非遗项目后逐渐变为“文化产品”,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义,也因其潜在的价值而成为多方权力争夺的焦点,资源的博弈使当地原本因集体仪式而形成的和谐稳定的村际关系受到一定影响。

关键词： 美术采风   民俗学思考   传统民居   考察   教学  

摘要： 本文试图从美术采风过程中的民俗学思考方向入手，以对传统民居民俗属性的考察为例，讨论采风教学中，促使学生广泛思考、重点把握、注重手法、凝聚思维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 《民俗学手册》   何思敬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冈正雄   柳田国男  

摘要： 中日两国最早翻译的西方民俗学概论，都是班妮的《民俗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Folklore,1914），时间都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相差不过一年。本文围绕这一事实，梳理其背后以何思敬为媒介的中日民俗学的交流关系，并思考其对柳田国男指导下的日本民俗学以及中山大学时代的中国民俗学的影响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