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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俗主义   引扬民   日常叙事   日常与文化   布鲁诺·拉图尔  

摘要： 本文论述了赫尔曼·鲍辛格的研究在日本民俗学界是如何被引介和发展的。随着《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Volkskunde·德国民俗学：从克服上古学到文化分析法》《德国人是德国式的人吗？——国民性刻板印象的虚实与成因》《口承文艺理论：“民众诗歌”诸形式》《语言与社会：复数的德语》等名作的译介，日本民俗学在启发之下开始了民俗主义、引扬民、日常等领域的研究。新版教科书《民俗学的思考法——捕捉“此刻此地”的日常与文化》也体现了鲍辛格民俗学研究的精髓。此外，本文还指出了“技术世界论”的前瞻意义及其与布鲁诺·拉图尔的科学技术/近代论的共通性。

关键词： 人类纪   风险社会   民俗学   自然之链   自然与社会   文化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向现实的汉语民俗学有两种代表性的主张：一种是主张以“民俗主义”为对象、起点的现代民俗学，另一种则是以“先验地阐明人之为人的发生条件与存在理由”为目的的实践民俗学。从人类纪的视角予以观照，这两种主张都尚未将自然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纳入考察的视野。从本体论定义的“现代”出发进行追问，可以发现自然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即“自然之链”一直是民俗学的主线，这一主线虽然经启蒙理性的祛魅之后成为暗流，但德国经验文化学派鲍辛格关于“技术的自然性”的论断，又重新激活了民俗学的“自然之链”的传统。人类纪的风险社会造成了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形成的“有机生命体的共同经验”，人类对自然的危机感同身受，促使人们思考如何与其他物种协作共存。在此背景下，民俗学传统的“自然之链”提醒人们吸取地方性的传统智慧，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与天地万物的协作共存，这将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现代以来的自然与社会/文化的二元对立关系，从而敬畏自然，寻求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存之道。

关键词： 鲍辛格   经验文化学   实践民俗学  

摘要： 鲍辛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民俗学从古文化研究转向当代日常生活研究的首倡者和重要推动者。在中国，对鲍辛格的理解有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沿着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方向研究中国的日常生活和民俗；另一种是从现象学立场理解鲍辛格的经验文化学方法，进而发展出实践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取向。这两种理解取向并非截然对立，而是能够以互补的方式丰富对鲍辛格的不同理解。鲍辛格助推了中国民俗学的日常生活转向和实践理性转向。在这个意义上，鲍辛格也是实践民俗学可敬的先驱和可爱的同道。

关键词： 民俗和民俗学   翻译目的论   民俗学的意义和方向   翻译方法和技巧  

摘要： 本翻译实践报告选定了韩国书籍《韩国民俗学概论》的第一部分“民俗和民俗学”作为翻译文本。本书由民俗和民俗学、岁时风俗和一生礼仪、民间信仰、民俗文化、民俗游戏和艺能等7部分构成,作者在本书中对自己严谨的学术性概念和自身对于韩国民俗学的认知与感受进行了详细具体的讲述。译者选定的翻译对象“民俗和民俗学”作为《韩国民俗学概论》的第一部分,是全书的总括和综述。在这部分作者主要论述了民俗和民俗学的概念、韩国与德国民俗学研究对象的对比、民俗学的意义和方向、民俗学研究史以及民俗调查研究方法等内容。译者从“翻译目的论”的角度出发,将翻译理论与具体的翻译实践相结合完成了本报告书。本翻译实践报告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阐述了此次翻译实践的背景和意义。第二部分是翻译过程的介绍,包括作者介绍、作品介绍以及选定翻译对象的理由。第三部分介绍了翻译准备。第四部分是翻译方法及事例分析,这一部分是本报告书的核心内容。译者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一是对题目的分析;二是对标点符号的分析;三是对词汇的分析;四是对句子的翻译分析。事例分析以“目的论”理论为基础,分析了翻译过程中使用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方法。第五部分是结论,这一部分阐述了翻译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和感想。最后是参考文献和附录部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紧靠概论类书籍的句式与文学特点,通过语序转换法、直译、意译等方式,使原文意义更加容易被中国读者接受和理解。加强了对“目的论”理论以及多种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理解与运用,并为以后翻译此类文章积累了经验和技巧。希望通过本报告书能够拓宽对韩国民俗学的理解并学习韩国民俗方面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贴近原文,并为中国读者理解韩国民俗方面的文化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 合阳面花   文化空间   民俗文化   阐释  

摘要： 在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有一种用麦子加工而成的传统美术手工艺品,称“合阳面花”。合阳面花使用面粉加工制作出各式的造型和图案,并施以彩绘,造型生动、逼真。它的功能不局限于果腹,更表现在人际往来之中。合阳面花所表现出悠久而深厚的民间礼仪文化,承载了当地人对亲人的美好祝福、对自然的敬畏,代表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合阳面花贯穿于一个人的一生,在重要时刻合阳面花承担起了不同的职责,因此在当地合阳面花也被称为“礼馍”。2011年合阳面花项目被认定为陕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它的载体与区域地理环境相关,它的艺术形式与民间观念相连,它所表述的情感与当地人民现实情感需求相关。在第一章中,通过对合阳面花诞生的区域环境和历史背景的分析,形成对合阳面花诞生的文化空间的认识。笔者通过调研,整理出合阳面花制作的技艺流程,分析合阳面花的价值体现,找寻合阳面花民俗内涵丰富的奥秘。第二章研究民俗活动中的合阳面花及其民俗文化象征意义。通过对合阳面花在四时八节、人生礼仪中的民俗现象进行例举,将其总结为“六节”和“四礼”。笔者对合阳面花背后的民俗内涵进行分析,将研究重点放在合阳面花与人、时空之间的关系上。以文本化形式梳理出来,再对文化现象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直观展现合阳面花在民众生活中的运用,加深对于合阳面花民俗内涵的理解。根据前两章的梳理,基本形成了对合阳面花民俗现象及内涵的认识。在第三章中对上文所叙述内容整理及概括,阐释合阳面花所具有的文化功能。合阳面花在制作、赠送过程中体现了约定俗成的邻里互助。它是人与人之间礼俗互动的载体,是朴素情感表达的寄托。质朴的合阳人使用生活中触手可得的物品,发挥他们的智慧,创造出属于他们的文化财富。本文探索的不仅是合阳面花的制作技艺、审美意趣,同时也重点研究了当地人在特定的民俗文化场域如何表述自己的情感,以及面花所象征的意义。人们正因为有了情感,才有了发挥与创造的灵感源泉。正因为有了情感表达的诉求,合阳面花便在这样的情景中孕育而生,一直流传至今,演变出具有时代特性的面花式样。

关键词： 莫言小说   丧葬民俗   文艺民俗学  

摘要： 文艺民俗学观点认为“文艺是一定民俗文化的艺术结晶。”莫言作为“民间立场”的倡导者，具有发掘高密民俗资源的自觉意识。本文以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莫言小说中丧葬民俗描写的分析，探索高密丧葬民俗厚葬的形式特征和注重现实的深层文化内核，并为高密民俗学研究提供有益的补充和参考。

关键词： 艺术   民俗学   审美  

摘要： 民俗是我们最基本的日常经验。有人聚集的地方，就一定有风俗和约定俗成的种种习惯，而这就是民俗的基本内容。民俗自古就有，很多的风俗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民俗学所研究的，就是长期流传的民俗。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民俗学的历史并没有像自己的研究对象那样悠久，

摘要：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发生了若干重要变化，从文学事实的清理到学术观念的转型，从回归文学传统的田野研究到学术范畴的重新界定，从注重地方知识的文类辨裁到民间话语的意义传达，从口头传承与书写的民俗过程到传承与传播的文学接受，民间文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自觉在口头传统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中逐步实现了研究范式的多重转换。这一时期，资料学建设和研究成果之丰硕、观点和方法之多样、学术队伍之壮大，都当属史无前例。本文作者从整体上梳理学术研究转型过程中知识生产的重组方式，在国家愿景与学术实践的张力之间，以点带面地描摹学科建设的若干标志性成就；进而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背景，大致归总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遗产化进程的整体面貌和学术取向。

关键词： 民俗体育   挠羊赛   民俗文化  

摘要： 民俗产生透露出诸多信息反映着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是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民俗事项中夹杂着俗民对于客观实在的思维表达,是民间智慧的重要集合体。2008年6月忻州挠羊赛以民俗体育、游艺杂技形式入选国家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忻州挠羊赛是忻州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挠羊赛中渗透着诸多民俗要素,其产生借助于民间庙会,延续发迹依托于庙会。忻州民众通过挠羊赛其民俗文化得以表达。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参与式观察、访谈、田野考察等研究方法,以忻州挠羊赛作为研究对象,借助民俗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学科理论对忻州挠羊赛进行多维度探析得出:一、忻州挠羊赛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忻州地方地理环境、社会文化背景以及民俗信仰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忻州的生产经营方式,干旱少雨的气候特征导致忻州对于农业生产模式的选择方式为耕种畜牧交混的混合型农业经营方式,经营方式的影响下羊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样也是挠羊赛在起始阶段将羊设置为奖品的重要因素。其二,忻州地区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促动挠羊赛产生的另一动因,边地多战的历史环境造就忻州人民亦兵亦农的生活状态,战争对于民生的冲击导致该地移民居多的历史境遇,民众通过庙会进行社会交际。最后,忻州地区特殊的民间信仰为挠羊赛的产生提供精神空间。二、对忻州挠羊赛的历史记忆进行梳理。关于挠羊赛历史记忆的梳析主要从历史传说记忆和民俗演变记忆两个维度。忻州地区关于挠羊赛的历史传说的主要以杨业、陈效婴、王增寿等历史人物为主,此类人具备保家卫国、守护一方等的共性特征,勾勒出挠羊赛中浓厚的英雄崇拜意识。挠羊赛的民俗演变记忆主要经历了传统自在期、过渡期、国家在场期三个阶段,分别对三个时期的组织形式、参与人群、奖品设置等要素进行分析。挠羊赛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而发生改变,但挠羊赛过程中传达出的英雄崇拜贯穿始终。认为挠羊赛中产生的挠羊汉契合了忻州人民对于英雄的精神诉求,这一因素是挠羊赛延续至今的关键因素。三、对忻州挠羊赛过程中的具体事项进行分析,举办的过程潜藏着民俗元素。首先对于挠羊赛人员的分工与命名体现着忻州民俗文化的逻辑;其次对于挠羊赛的决胜方式、竞赛规则、安全责任皆有民俗文化的自在解释;最后挠羊赛的参与者通过挠羊赛各有所得,参与者均从挠羊赛中实现个体表达。四、对挠羊赛的庙会传承、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学校传承四种传承模式进行分析,得出庙会传承的范围较为广泛,但其存在自发性、松散性等特点;家族传承中是忻州挠羊跤传承中较为稳定的模式,有系统性、延续性等,家族传中以崔富海、朱富山为代表,其中个人家族的集体努力与国家赋权是传统有序的重要因素;师徒传承中以高书文张毛清为代表,挠羊赛的师徒界定并非是通过拜师礼,绝大多数是师徒之间的默许并未有严格的仪式规定;学校传承以忻州市体校、忻州摔跤俱乐部为代表,其性质多数为官方性质。

关键词： 甘肃地区   新民谣   媒介   叙事   实践民俗学  

摘要： 民俗学研究领域中对“民谣”的界定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钟敬文在《民间文学概论》中所指出的“民间歌谣是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这种界定侧重民间谣谚和顺口溜;第二种则是指音乐范畴中的民谣歌曲。笔者对中国传统民谣的发展进行梳理后发现,它们是拥有着不同表现形式,却都具有内在民间性的民谣。本文主要研究音乐范畴中的民谣歌曲,以甘肃新民谣为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运用了实践民俗学相关理论的指导。本文从甘肃新民谣与地区性传统民谣的继承发展、传播方式的变化入手,研究了甘肃新民谣歌手身份及作为“人的延伸”的媒介的变化,以及甘肃新民谣叙事元素、叙事特性、叙事空间再生产的新变化,最后阐述了甘肃新民谣想要重塑的民谣精神。这些都赋予了“新民谣”新的内在意义。中国现代民谣音乐被学界广泛地认可分为:“校园民谣时期”、“城市民谣时期”、“新民谣时期”。本文从以商业化模式及专业化、文人化歌手为主导的校园民谣时期;展现城市生活的琐碎和自身困境,继而充满对城市化反思和商业化排斥的退出主流音乐的城市民谣时期;将“民谣”视为表达自我的语言的新民谣时期,三个时期的特点及变化入手,分析了在媒介的推动下,以“草根人士”为主导的“甘肃新民谣”“新”在何处。他们没有排斥商业化,而是更注重本质和内心,以期通过商业化来自我实现,并尝试探索全球视野内文化交流认同的可能性。甘肃新民谣的“新”同样也体现在甘肃新民谣的叙事与话语框架中,文章主要从叙事元素的“强调人的主体性”、“源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体验”、“故乡符号——共同的陌生物”;叙事特性的“延续诗歌的吟唱特性”以及叙事空间的再生产来阐述。最后是对甘肃新民谣所体现的重塑民谣精神进行深入的探讨,新民谣的书写是对自由向往的书写,也是对肩负起音乐责任的书写。甘肃新民谣是由人和媒介共同主导、产生变化最后呈现出来的民谣样式。甘肃新民谣也体现人通过自我寻找,最终认识并实现自我;在认同“自由、民主、平等”这一具有人文关怀的公识之下,创造出一个个体间互动的“公民想象”,重新确立主体认同。这也正体现了实践民俗学交互主体、实践理性、先验方法论,“三位一体”的整体性范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