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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俗学   区域传统   多元学统   学科史  

摘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俗学的兴起与发展，就时空脉络而言，既有从北大歌谣运动时期到中大时期再到杭州时期的发展主线，也有各区域民俗学者的广泛参与，形成区域协同的特征。就学术传统而言，既有史学的民俗学、文学的民俗学，也有社会学的民俗学、人类学的民俗学，呈现出多元学统的特征。2023年5月20日至21日，由四川师范大学主办的华西民俗学论坛（2023）顺利召开，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的70余名专家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从空间和学理的双重维度，呼应民俗学学科史书写从“单音高歌”到“多声和鸣”。

关键词： 民俗学   郑氏飞叉   传统武术  

摘要： 在河北省白洋淀的民俗节庆活动中,郑氏飞叉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以民间独特的民俗活动为载体,在其展演过程中揭示了郑氏飞叉的民俗文化隐喻。当下,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快速推进下,郑氏飞叉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挤压和转型,但在城市结构和文化生态的变迁和融合下,也实现了郑氏飞叉的生产和再创造。基于此,为了进一步研究郑氏飞叉所处的民俗语境和传承现状,本文以民俗学为研究视角,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和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分别从郑氏飞叉的传承空间和传承方式进行梳理和阐释,并从文化空间、传承内容和传承主体三个方面对当下郑氏飞叉传承的所面临的桎梏进行剖析和论译,期冀为郑氏飞叉的传承和发展提供可参考的路径,同时也为民俗体育和传统武术的发展带来相应启示。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郑氏飞叉通过与外界环境的相互适应和融合,受到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熏陶,依托河北当地浓郁的武术文化积淀,以传统武术的母体,汲取了富有特色的传统文化要素。郑氏飞叉作为传统武术与民俗文化融合的地域性产物,塑造了独特的技术特征和民俗文化内涵,同时在民俗体育和地域文化等多要素的催化和融合下,郑氏飞叉形成了兼容并包和练悟结合的武术文化特征。2、郑氏飞叉与民俗活动之间形成了共生和交融的自然态势,民俗活动是郑氏飞叉展演的重要平台和传播的重要途径,其借助民俗所具有的传承性和扩布性特征,进而实现自身的传承和发展。在民俗节庆的活动过程中,通过身体展演有助于群众感知飞叉的内在魅力,彰显了其生产价值和生活价值;并且仪式性的节庆场域,进一步凸显了郑氏飞叉规范社会风气和增强文化认同的的民俗价值。3、郑氏飞叉的传承空间主要由民间和学校组成,前者通过民俗活动对郑氏飞叉进行具象呈现,后者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对郑氏飞叉进行辅助宣传,以实现传承空间的互动;在传承方式上,以师徒传承为主导延续飞叉传承的文化基因,通过契约关系扩展飞叉传承的社会群体,并通过民俗活动的开展以民间组织的形成社会传播,从而进一步扩展郑氏飞叉的传播力度和知名度。4、当下,郑氏飞叉所面临以下传承困境:一是文化空间缺位,在现代化的进程下,民俗空间受到挤压,传统文化生态遭遇挑战,同时外界对于飞叉概念定位模糊,缺失传统武术传承的文化自觉;二是传承内容由单一向多元进行扩展,增加了飞叉练习难度,并缺乏功力训练;三是传承主体失语,由于缺失制度保障,导致传承人传承困难,进而影响活态传承链的构建。

关键词： 日汉翻译   民俗学文本   文化翻译理论   译者主体性  

摘要： 本次日译汉翻译实践报告选自安井眞奈美的《生育环境的民俗学》(2013年出版)一书。该书以日本“助产士”这一职业的历史变迁为线索,描绘了日本女性孕产习俗的变迁,对当今的生育现状做出了批判性思考,进而展望了今后理想的生育环境。民俗是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翻译时更应结合其背后的历史、民族与文化背景和日语表达特点,既不能过分翻译导致丧失原作特点,也要注意不能过分压缩句子成分导致信息的丧失。本次翻译实践在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该理论强调翻译的“文化转向”,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活动”,即翻译不仅要完整地传递原文本的信息,语言之外的文化因素也应该成为翻译的任务之一。所选文本《生育环境的民俗学》是一部民俗学著作,民俗是文化的一部分,该文本中所涉及的民俗文化因素也成为了本次翻译实践的任务之一。本次翻译实践报告共分为4个章节。第一章是翻译实践概要,包括本次翻译实践的背景、意义、作者概况及先行研究等。第二章是指导本次翻译实践的翻译理论概要,主要包括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对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巴斯奈特的“文化转向”理念提出“翻译作为一种文化”,那么民俗文化因素也就成为了本次翻译实践的对象之一,故而,在开展本次翻译实践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则显得意义重大。第三章是对本次翻译实践过程的概述。包括译前准备、翻译计划、具体翻译过程等,本次翻译实践共历经大约一年的时间,从选取文本到翻译、校对、撰写初稿都经历了较长的准备时间。其中,由于翻译没有标准答案且该文本又未经他人翻译,因此校对环节成为了本次实践过程中的难点部分,经过反复思考和查阅资料,才最终确定了笔者比较满意的译文定稿,这个过程也让笔者收益颇丰。第四章是案例分析部分,主要分为词汇中文化因素的翻译、句法中文化因素的翻译、行文风格中文化因素的翻译三个部分。文化是某个地域的人民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精神沉淀,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风俗也不尽相同,因此,很多日本的文化专有名词在国内很难甚至没有直接对应的翻译,业界将其归类为文化负载词。本次翻译实践中,笔者进一步将其分类成民俗文化负载词和历史文化负载词。我们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来翻译,尽量让这些词汇保留日语表达特点并不影响读者理解。词汇的翻译以异化原则为主、异化归化原则相结合的方式,采用直译、意译、加注等方式,以求保留原作的文化因素,做到中日间文化的交流。《生育环境的民俗学》中引用了大量《奈良县风俗志》的内容加以佐证,该风俗志成书于大正年间,用的是“汉字片假名合用体”,如果直接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则会造成这部分文化背景的丧失,缺失固有的时代感,因此笔者将这部分内容译为“半文言文”,意在保留其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要素。在翻译句子时,笔者主要出现了漏译、解释不充分、句式不通顺等问题,经过思考和修改,最终采用了增译、分译、减译、改写等方法,将译文完善。

关键词： 《民俗》   作者群体   民俗学   族群   地方性  

摘要：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与“五四运动”密不可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各种民间民俗事象的价值被重估。民俗学作为学科名称提出,始于北大《歌谣》周刊。随着1926年北京学者南下,广州中山大学成为新的学术中心,在1927年至1943年的学术活动中,谱写了民俗学运动的续篇。《民俗》作为广州民俗运动的重要刊物,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民俗学者。《民俗》的成功,得益于一批高质量的内容生产者和编辑人员。通过分析《民俗》内容以及编者、作者的学术轨迹,充分认识和评价早期民俗学者的开创性学术工作,对于中国民俗学和民间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境况。随着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以及中国本土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改造中国文化,重塑国民精神,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民俗学的特点决定了它在特殊的时期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传统的民俗逐渐被社会发现、重视,并视为珍宝。而《民俗》作为民俗学界第一本系统且全面的民俗学专业期刊,对于它的全面梳理具有特殊意义。本文的研究以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的《民俗》为研究对象,从《民俗》的编者、作者群体出发,分析《民俗》中的具体内容,利用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更多地分析当时民俗学者的开创性学术工作,以期勾勒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轨迹与前行脉络。作为一份民俗学专门刊物,《民俗》是学人、刊物与相关地方性民俗内容的结合体。本文首先对其创办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进行了论述,进而说明《民俗》能在广州创办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州引领中国思想改革的结果。继而,本文从《民俗》学刊的编创群体入手,通过对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容媛等相关主创人员的日记、自传的梳爬,使读者更为系统、直观地了解当时学刊的主要编辑团队以及重要学者的学术观点、学术理念。通过对民俗编创人员办刊实践的充分挖掘,力图展示中国第一份民俗学刊物《民俗》学刊的方向、价值和立场。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编者与作者之间“通讯”、信件等相关资料的整理,勘察早期民俗学者对民俗学科探索、建立、传播、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进而提炼出我国第一批民俗学工作者的学术精神。作为中国民俗学的重要刊物,《民俗》不仅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也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创造性地把学术视野延伸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习俗。本文还论及了当时的民俗学者对于华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习俗的关注并利用图像传达民俗文化追求下的辉煌成果,对我们了解当时的疍民以及瑶民生活习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基于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民俗》刊物立足广州,在对全国各地民俗资料的充分探寻挖掘过程中,加以整理分类,刊行发表,使得不被大众所珍视的民间文化资料重新得到关注,并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其次,《民俗》团结许多民俗学方面的爱好者积极宣传民俗学专业知识,不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青年民俗学工作者,而且为建构我国现代民俗学学科体系奠定了基础。最后,《民俗》在办刊理念以及编辑工作中营造的自由、平等的学术交流氛围,以及开创性的学术努力,值得当今中国学术发展学习和借鉴。

关键词： 山东大葱   饮食符号   地方  

摘要： 中国人认为“民以食为天”。饮食满足着人类生理层面的“口腹之欲”,而人们的进食行为,甚至整个饮食体系的背后,都有着约定俗成的象征意义。不同地方的人地互动中,各具特色的饮食符号得以形成。地方饮食符号是人们地方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承载着本地饮食的制作工艺、文化象征等相关知识,更内蕴着地方民众对地方的集体记忆与情感体验,呈现出不同的“地方性”。本文以山东地区的代表性饮食文化符号“山东大葱”为个案,以民俗的生成空间“地方”为切入视角,以田野作业与问卷调查为资料搜集方法,分析山东大葱饮食符号的内涵,梳理作为饮食符号的山东大葱与“地方”“地方性”“地方感”之间的关系,展示“山东大葱”如何受到“自我”与“他者”影响,又如何促使山东民众日常实践与地方空间发生动态变化。本文首先交代了选题背景和研究方法,对本文涉及的“饮食符号”“地方”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之后介绍了葱与“山东大葱”的植物特征、食材特性等物质特点,并从具身经验出发分析了大葱的味道带来的身体与情绪感受,为下文提供了背景。随后,进入山东民众的日常空间,阐释山东大葱的主要农业实践模式与饮食实践,探讨山东民众关于大葱的地方性历史记忆以及在相关地方实践中呈现的文化象征,阐明山东民众通过山东大葱建构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地方依恋。在这基础之上,文章对他者介入下的山东大葱进行研究,说明了山东大葱饮食符号对外印象的生成原因、方式,并对移动互联时代下的“葱省”的形成与传播进行脉络梳理,并进一步分析被外界凝视的山东大葱如何影响本地与外界民众的地方感与地方性,详尽描绘在山东大葱的作用下,山东民众对自身日常生活进行的再书写。最后再次强调山东大葱对山东这一地方的意义:“山东大葱”代表的一类饮食符号,通过影响民众的地方感与地方性,动态地建构着精神意义上的地方。同时,它也是地方民众进行地方实践和书写地方特殊性的重要媒介与依据,促进着空间意义上的人地联结。

关键词： 中医药院校   《民俗学》   课程改革  

摘要： 文章以T大学为例，重点分析了《民俗学》课程的教学现状及在教材、教学形式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并结合中医药类院校的特色，从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层面提出了相关教学改革建议：编写符合院校特色的教材教参，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丰富教学形式，突出课程的实践属性，提升学生的民俗素养及人文素质。

摘要： 清代广州外销通草画是19世纪外销贸易的艺术衍生品，它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文化、经济交流历史，更是以广州为主的中国社会风俗的图像反映。近年来，随着国人经济购买力的提升，18、19世纪外销出境的文物逐渐活跃在国内外拍卖及古玩市场，清代广州外销通草画便是其中颇受热捧的品类，相对于墙纸画、玻璃画、象牙画、油画等外销画种，它的市场接受度更高，因为它尺寸小便携带、价格低易成交、绘制主题多富内涵。20世纪90年代始，

关键词： 关中方言   哭丧棒   调查研究   方言学和民俗学视域  

摘要： 关中方言对于哭丧棒的叫法最常见的有“丧棒、丧把、纸棍、孝棍、哭棍、纸杆”,这类词语也常带子尾，如“纸棍子、孝棍子、哭棍子”;因为其主料多为柳枝，所以，也叫作“柳棍”。关中方言哭丧棒的长度多在二三尺，其主料有柳、桐、椿、竹、蒿、麻、芦苇等枝干(竿、秆),多数缠冥钞剪成的纸穗，拄或拿哭丧棒的孝子多是子侄、孙辈、重孙辈男性，有的地方外甥、外孙也拄，有的地方女孝子也拄。埋葬死者后，对于哭丧棒的处理，多数插于坟头，也有埋入墓穴或烧掉的；以柳枝为主料的地方，多数忌讳在坟头发芽。

关键词： 阆中舞草龙   舞龙运动   民俗体育   民俗学  

摘要： 文化强国战略的颁布与实施,不仅加快了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恢复发展的速度,也有力地加快了扩大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规模的步伐。在这一新的发展态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中的民俗体育文化发展重新得到重视,并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民间舞龙文化作为民俗体育的重要形式,因其承载着中华龙文化和农耕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而备受学界关注。当前对于舞龙文化研究多从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探讨其产生、发展的社会文化机制,呈现出“向上有余、向下不足”的研究趋向,较少从民俗学阐释其产生的民俗文化动因和文化表征。因此,论文以民俗学理论为指导,采用实地调研法、深度访谈法和文献资料法等研究方法,以年节文化诞生地——阆中桥楼的舞草龙运动为研究对象,理清阆中桥楼舞草龙运动的生存的文化背景、文化形态结构与仪式呈现,促进阆中桥楼舞草龙运动的文化技艺的保护与其创新性发展,不仅对民间舞龙文化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也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认为:1)阆中舞草龙的生成背景:阆中舞草龙运动的生成背景,是考察其区别于其它村落舞龙运动的重要基点,其主要体现在乡土农耕的地理背景、落下闳与年节文化发明的人文背景、从农耕祭祀到民俗生活的信仰背景三个方面。2)阆中舞草龙的器具制作技艺考察:阆中草龙的器具制作技艺是阆中舞草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化”的一个过程。总体而言,此种制作技艺主要包括草龙竹与草选择的地方性知识、草龙头与珠的制作与文化内涵、草龙身与尾的制作与文化表达三个层面。3)阆中舞草龙的运动技艺分析:阆中舞草龙的运动技艺形式整体带有浓厚的桥楼乡民俗色彩,具有与现代舞龙运动的技术模式所不同的独到的技艺形态。桥楼乡的舞龙传人在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通过不断的文化改良与创新发展,形构了阆中舞草龙运动的独特运动技艺模式,整体呈现出“形技法情”“珠与头合”“身尾一体”的运动技艺特征,从而使得阆中舞草龙运动拥有了与其他舞龙体系有所不同的文化“异质性”。4)阆中舞草龙的民俗生活呈现形式:阆中舞草龙运动在百代传承的过程中,不断做着自我的文化调适,赋予了阆中舞草龙运动以多元化的呈现形式,具体包括岁时节庆中的舞草龙、民间祭拜中的舞草龙、社会展演中的舞草龙三方面,极大拓展了阆中舞草龙运动的作用空间。5)阆中舞草龙文化的传承困境和纾解:阆中舞草龙运动的当代发展,目前面临着阆中舞草龙主体的传承断层,即传承人口流失、传承环境变化、传承方式不当等;阆中舞草龙开展的创新不足,即传统技艺固守、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新技术的运用等;阆中舞草龙民俗活动的知名度不高,即地域性限制、宣传力度不足、现代化和城市化影响等发展困境。就此,认为阆中桥楼舞草龙运动应积极响应文化强国建设和传统文化复兴的号召,通过建立传承机构、鼓励创新、提高阆中舞草龙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等措施来纾解当下的困局。

关键词： 中国民间文学批评   转变   民俗学   学科自觉   多元意识形态  

摘要： 百余年来，中国民间文学批评话语历经多次转变。五四前的民间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失语；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取代文人士大夫，成为民间文学批评的主体，并开始承认底层文化的正当性。此后，以钟敬文为代表的“民俗学派”将民间文学置于整个民俗学学术研究体系当中。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呈现出从“文化”到“生活”的转向，更注重呈现实践主体的话语，显现出生活世界中意识形态的多元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