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热点领域
日本民俗学学术史
城市民俗学
环境民俗学
民俗文化多元论
“日常态·非日常态·能量枯竭态”
摘要:
1913年《乡土研究》杂志的创刊,标志着科学意义上的日本民俗学科正式确立,1934、1935年柳田国男的两本概论书《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的研究法》奠定了日本民俗学研究的理论体系。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民俗学在以柳田国男、折口信夫、南方雄楠、涩泽敬三为代表的众多个性鲜明的民俗学者的研究推动下,在民间信仰、口承文艺、时令节庆、人生仪礼、家庭宗族等广泛领域形成了体系化研究,建构了以山乡渔村为对象的日本民俗学的研究特色。柳田国男也以其个人卓越的研究能力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使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具有了鲜明的个人魅力,以至于这一时期的日本民俗学被称为柳田民俗学。
1955—1973年日本经历的经济高度增长期,使得日本社会和经济发生了重大变革,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也都发生了不可逆转、天翻地覆的改变。城市化和过疏化进程席卷全国,山乡渔村的面貌从根基上发生了巨大改变,日本民俗学陷入了“研究对象消亡的危机”。1962年柳田国男离世,核心人物的逝去也使得该时期成为了日本民俗学史上重要的分歧点。同时,在20世纪后半期,日本学术界呈现出多学科研究齐头并进的态势,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变得愈加深入,相邻学科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极大地刺激了民俗学的发展。
面对现实的改变,日本民俗学者一方面努力摸索发展之路,一方面从学科内部进行理论反思和重新审视。在该时期尤其以坪井洋文为代表,对日本的基础文化构造研究展开了检讨,以响亮的声音提出了民俗文化多元论这一崭新的理论体系,从而突破了“柳田民俗学”时代下的固有框架,很好地完成了向“后柳田时代”的过渡。同时,伴随着战后一批没有接受过柳田个人直接指导的中青年民俗学者的成长,日本民俗学界形成了区别于传统意义研究以外的思潮,诸如以城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为代表的新的研究领域,以民俗文化多元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为代表的学术争论。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构成上都与以往的民俗学研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从而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1975年以学会期刊《日本民俗学》发行第100期为契机,日本民俗学会推出了每两年一次的研究动向专刊,旨在定期地把握研究动向,总结研究成果,指导民俗学的发展,对研究方向提出前瞻性建议。在若干期的动向专刊和专著中,都曾经多次提到城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民俗文化多元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三态研究,并对其作为新的研究动向和表现出的蓬勃态势给予了认可。
该文旨在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民俗学若干热点领域研究进行学术史的整理和考察,以点带面地分析现代日本民俗学的学科发展特点,思考有关学科本质的问题,进而结合学术大背景,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日本民俗学近30年的学科发展轨迹,明确这一阶段日本民俗学研究的特色所在。对于热点领域的界定,是指与70年代以前相比,受到极大关注、备受争议的领域和问题。例如在出现频率方面、研究著述的数量方面、受关注度、话语权的掌握等方面被日本民俗学界统一认定为“新的研究动向”或是“受到关注的热点”的领域。但并不是说传统意义的研究内容如对山乡渔村的研究、对常民性的研究、对家族婚姻的研究、对仪式信仰的研究,在该时期内就停滞不前了,这些研究依旧在有条不紊地累积着,只是没能成为关注的热点得以突显,基于本文对热点研究的设定而不得已将其割舍。因此在这里需要阐明的是,尽管本文中选取的四个领域和理论体系并不一定就是日本民俗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不一定是日本民俗学研究中的本质问题,但是作为在近期内表现高涨、激起涟漪的研究领域或问题,其背后必然有原因存在,也必然有其意义所在,也必然会与基础的、核心的研究发生不可否认的关系。本文的研究便是试图通过对这些热点领域的研究的研究,对关系学科发展、学科本质的东西有所思考。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具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日本民俗学》动向专刊为主线,结合各个领域的专著、论文等第一手文献资料,将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进行具体、细致的解读,从而从一个侧面完成对70年代以来学术史的考察。
论文共分为六大章节,前有绪论后有结论,正文由四大章组成,论文后面有附录。绪论中就课题的确立、研究意义和方法、先行学术史研究进行说明。正文中着重对近年来成为关注热点的四个研究领域和理论体系,即城市民俗学、环境民俗学、民俗文化多元论、“日常态·能量枯竭态·非日常态”三态体系,进行学术史的综述研究。
首先,在城市民俗学领域,1973年仓石忠彦发表了《住宅区的民俗》一文,标志着城市民俗研究的发凡,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精进期,进入21世纪城市民俗学研究开始呈现出平稳发展的态势。城市民俗学的研究,把以往位于学科边缘位置甚至被排除在外的城市区域纳入到研究对象中来,使得民俗学成为研究身边、日常、随处可见的生活文化的名副其实的学科。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