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光明日报》
“十七年”外国文学
文学译介
摘要:
“十七年”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建设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文学活动的最重要目的。对于这一时期的翻译文学而言同样如此。译介不是语言的简单转换,其背后暗含着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话语的较量。因为对文化水平要求较高的特点,外国文学译介工作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承担。这意味着这些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选择译介什么样的作品,对作品作出怎样的译介,决定了我国读者接受外国作品的基本状况。
译介话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而作出相应的变动,也是应有之义。因此,译介话语也常会出现前后矛盾和摇摆不定的现象。从建国初“一边倒”政策下我国按照对苏联文论的全盘接受到50年代中后期我国对一味地模仿苏联的焦虑和反思,再到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我们对苏联文学表现出毫不避讳的反感和排斥,最后将目标转向了亚非拉文学,文学译介最终走向“民族化”。另外,对欧美文学的译介也是在“苏联化”潜在影响下进行的。总之,从“苏联化”到“去苏联化”最后呈现“民族化”的趋势,加之离不开苏联的潜在制约的特点,构成了“十七年”外国文学译介的整体脉络。
在“苏联化”阶段,我们大量译介了受到苏联文学界广泛认可、符合苏联文学创作原则,和能够反映工农兵日常生活、反映共产党员革命工作、反映被压迫人民反抗腐朽资本主义等题材的无产阶级性质的世界文学作品,这包含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欧洲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作品、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中的进步文学等等。进入“去苏联化”阶段,我们有意识地修正了部分以往的评价话语,对世界文学译介呈现出更加辨证批判的态度,确立了更符合我国文艺实践的政策与原则,并在自我政策和原则下重新规范了译介文学批评的标准,展露出了更多的文化自信,比如重新评价了托尔斯泰、萧洛霍夫等苏联作家,对司汤达、霍华德·法斯特、拜伦等欧美作家也有了新的认识。在“民族化”阶段,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朝鲜、越南、老挝等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文学领域的对话与互动,努力摆脱美苏冷战的桎梏,疏离苏联文艺观的潜在规约,探索第三世界新的世界文化政治空间,向民族自我话语走向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