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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格格祭祀   乌布尔满族   民族关系   文化功能  

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做出的重大的原创性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必然成果,是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构成的共同选择。本论文观察了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扎嘎斯台苏木花根塔拉嘎查花根塔拉小组成员的生活,了解了当地满蒙两个民族是如何融合,分析了当地各民族之间的生活习惯的交融情况。对当地满蒙汉三个民族融合的重要因素阿鲁科尔沁旗乌布尔满族格格祭祀进行了研究,同时也对格格祭祀文化功能与传承方式做了分析,认为乌布尔满族格格祭祀文化促进了当地满蒙汉三个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本论文:第一章,写了花根塔拉嘎查地理位置,花根塔拉小组户口情况和生活方面进行了介绍,通过介绍花根塔拉小组成员日常生活,主要考察了这里的满蒙两个民族的交融情况。第二章,介绍了阿鲁科尔沁旗乌布尔满族格格祭祀,包括阿鲁科尔沁满族的来历以及乌布尔满族的来历,还有乌布尔满族原主要聚居地满吉芒哈(地名)和格格祭祀中的民族关系。第三章,分析了格格祭祀对地区民族关系的影响,生态保护的有效力量和对花根塔拉满吉芒哈人民生活的积极影响。同时交代了当地满族如何恢复和保护满族文化和对格格祭祀文化的传承功能进行了探讨。论文最后总结了阿鲁科尔沁旗乌布尔满族跟蒙古族有三百年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在这期间当地满蒙两个民族之间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也跟汉族同胞们有交往、交流,形成了一个满蒙汉三个民族和谐包容的共同体。尤其乌布尔满族格格祭祀是当地颇具影响的民间信仰,格格祭祀不仅融合了花根塔拉小组满蒙两个民族,而且促进了周边满蒙汉三个民族之间互相往来,成为民族与地方文化相结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满族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清朝时期对蒙古实施的婚姻政策促进了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关键词： 濮阳谢氏   腊八祭祀   仪式音乐  

摘要： 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是每年腊月初八于河南省濮阳市花园屯村进行的一种家族祭祀活动,在仪式中所使用的音乐是锣鼓乐。音乐作为重要的祭祀行为,一方面以外向的行为传达了自己的信仰和内心活动,另一方面对仪式也烘托了仪式气氛,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达到了娱神和娱人的目的。本文以河南省濮阳市花园屯村的谢氏腊八祭祀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从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出发,采用田野考察法,探索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及音乐形态,深度阐述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信仰、仪式音乐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音乐的深层社会功能,希望可以呈现濮阳谢氏家族的社群关系,并为华北地区的仪式音乐研究提供基础性的案例研究。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介绍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揭示仪式音声的生存背景,阐释了其对于仪式的潜在影响。第二章笔者从濮阳腊八祭祀仪式准备、濮阳腊八祭祀仪式过程实录两方面对谢氏家族腊八仪式进行整体关照,观察记录仪式过程。第三章在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过程的基础上,通过讨论仪式的结构与过程、场合和内在动力“信仰”,探究“思想”观念范畴的信仰与“行为”范畴的仪式之间的关系,为下面分析仪式音乐形态做铺垫。第四章通过离音乐的远、近的关系,将仪式声音的范畴划分为近音乐和远音乐,并界定濮阳腊八祭祀仪式音乐,即锣鼓乐。以锣鼓乐为对象,分析乐器及乐队编制、音乐结构和仪式与音乐的关系,全面分析濮阳腊八祭祀仪式音乐,阐述音乐在仪式中的作用及所表现的效应,把握仪式音乐在仪式中的效应。第五章建立在前几章节论述的基础上,论证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音乐所发挥功能,包括美感功能、娱乐功能、道德教化功能、族群认同功能。综上所述,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经过岁月的洗礼依旧历久弥新,成为当地重要的民间活动之一,离不开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希望对濮阳谢氏腊八祭祀仪式的考察,可以为传统仪式活动在新时期下保持活力的新路径提供基础性的研究。

关键词： 吴茱萸   肝损伤   物质基础   液质联用   毒代动力学  

摘要： 本课题对吴茱萸致肝损伤作用进行了“量-时-毒”关系研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文献查阅并结合预测软件确定毒性物质基础研究对象,开展含量测定、细胞毒性研究、实验动物体内肝损伤验证以及毒性伴随的毒代动力学研究,探究吴茱萸肝毒性物质基础,以期为《中国药典》一部收载的吴茱萸质量标准提高提供试验依据和参考。研究内容如下:(1)吴茱萸致肝损伤的“量-时-毒”关系研究通过吴茱萸水提物急性毒性试验得到小鼠的半数致死量(LD50)为64.227 g/kg(以下均以生药量计),大鼠最大耐受量(MTD)大于88.45 g/kg;单次给药急性肝损伤试验的结果发现40、60、80 g/kg各剂量组均能引起小鼠肝损伤;重复给药肝损伤试验发现连续给药7d,40 g/kg剂量组小鼠表现出明显肝损伤,连续给药14d,20、40 g/kg剂量组小鼠均表现出明显肝损伤,而大鼠连续28 d给予等效剂量的吴茱萸水提物后,却未表现出明显肝毒性。(2)吴茱萸肝毒性物质基础研究结合文献查阅和毒性预测软件Derek Nexus将本章研究对象确定为吴茱萸指标成分即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柠檬苦素,和其他主要成分即吴茱萸新碱、吴茱萸苦素、去氢吴茱萸碱,共6个化合物;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技术(UPLC-Q-TOF/MS)对吴茱萸水提物进行含量测定,得到吴茱萸碱、吴茱萸次碱、柠檬苦素、吴茱萸新碱、去氢吴茱萸碱的含量分别为0.0834%、0.0419%、1.0921%、0.0016%、0.4193%;采用细胞计数(CCK-8)法,得到吴茱萸水提物的IC50为0.34mg·mL-1,吴茱萸新碱的IC50为70.32μmoL-1,去氢吴茱萸碱的IC50为135.60 μmoL-1,而其余成分对HepG2细胞的增殖均无明显抑制作用;通过吴茱萸主要成分急性肝损伤试验,得到200 mg/kg柠檬苦素、吴茱萸新碱和100 mg/kg的去氢吴茱萸碱腹腔注射能使小鼠血清ALT显著升高(P<0.05或P<0.01),肝体比显著升高(P<0.05或P<0.01),提示200 mg/kg柠檬苦素、吴茱萸新碱和100 mg/kg去氢吴茱萸碱腹腔注射能引起小鼠急性肝损伤。(3)基于LC-MS/MS的毒代动力学研究在毒性伴随的毒代动力学研究中,选取柠檬苦素作为目标分析物,设立吴茱萸水提物灌胃组、柠檬苦素灌胃组、柠檬苦素腹腔注射组,给药剂量分别为60 g/kg、200 mg/kg、200mg/kg,结果得到吴茱萸水提物灌胃组小鼠血浆中柠檬苦素的AUC0-t为 91797.2±31524.4 h·ng/mL、Cmax为11130.0±3047.8 ng/mL,柠檬苦素灌胃组的 AUC0-t 为 138.5±139.3 h·ng/mL、Cmax 为 32.1±14.5 ng/mL,柠檬苦素腹腔注射组的 AUC0-t为 10234.5±6917.3 h·ng/mL、Cmax为 1080.0±296.3 ng/mL。综上所述,吴茱萸水提物致小鼠肝损伤具有一定“量-时-毒”效应,随着给药时间的延长以及剂量的增加,小鼠肝损伤程度加重;通过体外与体内毒性研究发现柠檬苦素、吴茱萸新碱、去氢吴茱萸碱腹腔注射可引起小鼠肝损伤;毒性伴随的毒代动力学研究表明柠檬苦素在体内的吸收较为迅速,在同等剂量下,相比于柠檬苦素单体,吴茱萸水提物入血后,柠檬苦素在体内吸收更快、暴露量更大,且肝损伤表现程度更重。本研究明确了吴茱萸水提物致肝毒性的“量-时-毒”关系,初步阐释了吴茱萸中6个主要成分与吴茱萸水提物致肝毒性的相关性,揭示了吴茱萸水提物致肝毒性与柠檬苦素在体内暴露量的相关性,为临床安全使用吴茱萸提供了数据支持,为制备安全性更高的吴茱萸制剂提供科学依据,为药典吴茱萸质量标准提高提供了参考数据,也为其他有毒中药的毒性物质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 山茱萸   有效成分   产品开发  

摘要： 随着抗生素类药物在水产养殖过程中的长期过量使用，导致耐药菌株不断产生，同时抗生素在水产品的残留，给人体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危害。中草药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瑰宝，历史悠久，具有绿色安全、廉价易得、不易产生耐药性等特点。因此，在现阶段寻找并开发出安全、高效的新型中草药抑制弧菌产品显得尤为重要。　　山茱萸（***.）是山茱萸科山茱萸属植物山茱萸的干燥成熟果肉，为常见的药食两用中药材。文献调研发现，山茱萸具有抗菌、抗氧化、降血脂及保肝治疗等作用，但目前国内外对山茱萸抗水产致病弧菌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本论文基于此背景下，筛选出抗水产致病弧菌活性最好的山茱萸乙醇提取物，并对山茱萸乙醇提取物体外抗菌活性、有效活性成分、提取工艺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通过优化物料配方，测定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及功效性指标，开发出具有抗水产致病弧菌的山茱萸功能性泡腾片。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具有体外抗弧菌活性的中草药筛选　　采用蒸馏水、乙醇、石油醚作为溶剂，分别提取13种中药。测试13种中药不同提取物对哈氏弧菌和副溶血弧菌的抑制效果，并进一步测定抑菌活性最好的中药提取物的最小抑菌浓度（Minimuminhibitoryconcentration,MIC）。实验结果显示，在13种中草药不同提取物中桂枝、茯苓、藿香、山茱萸、何首乌、沙棘6种中草药的水提取物;山茱萸、大叶桉、白蔹、南酸枣、何首乌、藿香、沙棘、佩兰、老鹤草9种中草药的乙醇提取物;佩兰、藿香2种中草药的石油醚提取物均对哈氏弧菌、副溶血弧菌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其中山茱萸乙醇提取物对两种弧菌抑制效果最好，其MIC值分别为0.0313g/mL、0.0156g/mL。　　（2）山茱萸抗弧菌有效成分的提取工艺研究　　首先，采用大孔吸附树脂、活性追踪及化学定性分析方法，初步确定山茱萸乙醇提取物中能够有效抑制哈氏弧菌的活性成分为总酚酸类化合物。其次，通过单因素试验确定五个因素的最佳取值范围，利用筛选试验设计（Plackett-Burman）获得影响山茱萸总酚酸得率的关键因素，采用Box-Behnken设计完成山茱萸总酚酸提取工艺优化。获得提取山茱萸总酚酸的最佳工艺条件为：乙醇浓度60%、液料比15:1（mL/g）、超声时间60min、回流时间115min、回流温度50℃。同时测得总酚酸得率平均值为4.307mg/g，与预测值无显著性差异，表明采用响应面优化法优化山茱萸总酚酸类化合物提取工艺的模型准确、可靠。最后，通过硅胶柱层析、SephadexLH-20凝胶柱层析及活性追踪实验，分离得到两个有效抑菌活性成分为2-羟基丁二酸-1-甲酯和没食子酸。　　（3）山茱萸提取物功能性泡腾片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通过单因素试验及正交试验得到山茱萸功能性泡腾片的最优配方为山茱萸醇提物质量分数3%、稀释剂质量分数48.5%、崩解剂质量分数42.5%（酸碱质量比1.75:1）、润滑剂质量分数6%。并对所制得的山茱萸功能性泡腾片进行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及功能性试验测定，结果显示山茱萸功能性泡腾片外观平整光洁、色泽良好呈微黄色，具有淡山楂味，无异味;泡腾片的重量差异、硬度、脆碎度及崩解时限均在2020版《中国药典》的标准要求之内，且耐热性与耐寒性良好，恢复至室温后与实验前无显著差异;抑制哈氏弧菌效果较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宋代   祈晴   祭祀   雨灾  

摘要： 祈晴是伴随中国农业文明演进的一种禳除雨灾的非常祀活动,作为定居农业的产物,它绝大数情况下是为了保护农业生产不受过量降雨侵害而进行的。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入,到了宋代,服务的对象变得多元。本文的主题是祈晴,那么,对“晴”的概念作一番考证是有一定基础意义,所以首先笔者论述了晴及其假借字的演变。祈晴对应的灾害是雨灾,笔者对过量的降雨宋代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叙述,除传统的认识外,还力求从微观处对久雨所造成的身心疾病进行考察。之后,对祈晴的演进进行研究,从商代到宋之前,祈晴止雨的方法、特色进行简要概述。接着进入本文的主体——宋代的祈晴实践。按照开展祈晴的目的,大致可以把宋代祈晴分为农事祈晴、工程祈晴、典礼祈晴等。久雨的危害非常广泛,因此祈晴的参与主体也是很多的,笔者将祈晴的参与者主体进行分类,分为皇帝祈晴、地方官祈晴来研究,宋朝皇帝亲自进行祈晴的次数并不多,惟其如此,更能从中观察出几位皇帝的特点,地方官的祈晴应占官方祈晴的大部,其主持者在神灵的选择和方式上有颇高的自由度。不能讳言的是,虽然祈晴常常见于正史和文人士大夫的祈晴祝文中,但随着民间信仰和释道的影响,前代的祈晴特色也逐渐消褪。所以本文着墨最多的不是祈晴的仪式、方法,而是发生在唐宋之际的祈晴的转变和其特色消褪的表现和原因,将围绕为庙宇、像设、香火的兴盛来论述,尤其是以香火为切入点,有助于局部地理解中国古代祭祀由不屋而坛向不坛而屋,亦即坛祭向庙祭的历史转向。祈晴被视为荒政中的非理性因素,宋代祈晴主体尤其是皇帝、官员尤其要在“虚”与“实”中把握好度,如果单单依靠神灵来弭灾会遭致非议,因此必须要注重从实政方面消除决雨灾的影响。

关键词： 明清时期   上党地区   迎神赛社   祭祀音乐   道教音乐   传统古乐   祭祀戏剧  

摘要： 迎神赛社是以“春祈秋报”为核心,“祈福禳灾”为目的的民间祭祀活动。在上党迎神赛社的供盏环节中,涉及有丰富的宫廷乐舞、戏曲杂剧等音乐演出内容。其中,道教音乐是明清上党迎神赛社祭祀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学界对该地区迎神赛社中道乐的研究明显不足。本文主要采用历史文献研究与音乐调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对迎神赛社的祭祀活动、音乐内容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来具体考察迎神赛社祭祀音乐中的道教音乐,对迎神赛社祭祀音乐的基本构成、道乐体系、道教特征、道教元素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明清时期上党迎神赛社祭祀仪式中的音乐,较为严格地承袭了唐宋时期的传统古乐理念,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适用于上党迎神赛社祭祀活动的传统古乐体系与道乐体系。具体来看,此传统古乐体系大致包含“古乐理论”“圣人乐器”“古乐调式”“唐宋曲目”等内容;该道乐体系则由“道乐理念”“天均乐器”“道乐曲目”等几部分组成。在迎神赛社祭祀音乐的构成中,传统古乐为用乐基础;道教音乐为用乐核心。传统古乐与道教音乐在调式、调性相关的用乐准则中具有一定共通性。迎神赛社祭祀活动所运用的道教音乐,除了用以达到“酬神”及“祈福禳灾”的目的之外,还具有“开度亡魂”的功用,这其中以祭祀戏剧题材同《上清灵宝大法》中孤魂类型的对应最为典型。而相关戏曲剧目所涉及的“建斋设醮”情节,使得迎神赛社音乐中的道乐曲目在内容上也更为完善。

关键词： 吴茱萸汤   数据挖掘   方证关系  

摘要： 目的:本研究通过收集吴茱萸汤医案文献,应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吴茱萸汤相关医案中所涉及的病名、四诊信息、药物剂量等进行深层次、全面的分析,总结出吴茱萸汤的舌象、脉象、症状(体征)、药物配伍等规律,为临床工作者使用吴茱萸汤提供客观而准确的依据。方法:通过中文知网(CNKI)、万方数据、维普数据以及读秀数据等数据库检索吴茱萸汤的临床应用医案,经过阅读筛选,最终录入500例医案,建立吴茱萸汤医案数据库,对相关数据进行筛选、录入、规范化处理,运用频数分析、关联规则、聚类分析数据挖掘技术,对医案中的症状(体征)、药物等信息进行分析。结果:在500例吴茱萸汤医案中,男性患者198例,女性患者295例,疾病分布范围广,年龄以青壮年为主。吴茱萸汤医案数据库中涵盖76个西医病种,以梅尼埃病、慢性胃炎、神经性头痛、消化性溃疡、高血压病为主,涉及中医病种17种,以头痛、呕吐、眩晕、胃痛为主。吴茱萸汤医案中症状体征一共有314项,出现总频次为4278次,以呕吐为代表的高频主症27个。舌象以苔白、舌淡、苔薄为主;脉象以细脉、沉脉、弦脉为主。在500例吴茱萸汤医案中,共出现229种药物,总频次高达3535次。以吴茱萸为代表的主要药物有21味,吴茱萸汤后世多用党参代替人参,原方常用量为吴茱萸6-10g;生姜6-10g;大枣11-15g;人参6-10g;党参11-15g。常配伍的加味药物有半夏、甘草、茯苓、白术、川芎、陈皮、干姜、当归、白芍,砂仁、桂枝、藁本、香附、附子、细辛、肉桂。通过对加味药物聚类分析发现,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党参、半夏、茯苓、白术、陈皮、砂仁;第二类为甘草、白芍、柴胡、香附、桂枝;第三类为川芎、当归、藁本、细辛、肉桂、附子、干姜。症状(体征)与症状(体征)之间支持度最高的关联规则是舌淡与苔白;在药物与药物之间支持度最高的关联规则是大枣与吴茱萸;在药物与症状(体征)的关联规则中,呕吐与生姜的支持度最高。结论:1.疾病分布规律:吴茱萸汤的应用范围广泛,主要用于治疗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为主的消化系统疾病。2.症状(体征)规律:吴茱萸汤的症状以呕吐、吐涎沫为主症,以肢冷、头痛、恶心、畏寒、等为兼症,舌象以苔白、舌淡、苔薄为主;脉象以细脉、沉脉、弦脉为主。3.药物配伍规律:吴茱萸汤后世多用党参代替人参,其原方常用剂量与各系统疾病药物用量大体一致。常与健脾药、理气药、温阳药、活血药配伍使用。所治疾病多兼夹有脾虚、气郁、血瘀、阳虚等证。4.关联规则规律:症状(体征)间的关联规则表明吴茱萸汤证不仅存在中焦虚寒阻滞,往往还有痰饮水湿上逆的表现。药物间的关联规则以原方相互关联为主,说明其原方结构稳定,且半夏与原方药物关联最为密切,表明半夏为核心关联药物。药物与症状(体征)的关联规则表明吴茱萸汤偏向于治疗中焦虚寒夹有痰饮水湿,寒邪上逆之呕吐。5.辩证特点:结合对症状(体征)、关联规则的分析以及对伤寒论原文、历代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吴茱萸汤虽出现于阳明病、少阴病、厥阴病三篇中,却应属太阴病证治范围。

关键词： 卡场镇   景颇族   “农尚”祭祀仪式   新冠疫情  

摘要： 当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民间民俗活动怎样发挥作用,民俗活动的主体“民”如何运用民俗知识来解读危机?他们如何运用民俗活动进行风险防控?这些都是民俗学应该思考、研究的课题。本文以中缅边境卡场镇景颇族的“农尚”祭祀仪式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观察和理解新冠疫情期间卡场镇景颇族对新冠疫情如何理解、应对以及防御,探索传统民俗文化在危机发生时如何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抗疫防疫力量。同时,解读景颇民众在疫情危机中的集体生存意识以及地方性知识与现代专业防疫防控知识相结合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除绪论和末章的结语之外,正文部分共有五章。第一章主要介绍卡场镇,包括地理环境、人文历史、经济生活、信息通道以及镇上的整体卫生医疗状况。第二章主要对景颇族传统的疾病治疗以及疾病防御手段进行描写,全面了解卡场镇景颇族的疾病观,即“神药两解”。原始宗教力量在公共卫生医疗与疾控体系尚未建立完善时,曾发挥着重要功能。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其作用逐渐淡化,人们应对疾病、疫病的方式明显发生改变。但对于卡场镇景颇族而言,现代医疗的普及只是让应对疾病、疫病的方法变得多元化,具有原始宗教力量的传统治疗与防御手段并未完全消失。第三章,描写村民们对疫情危机的态度和行为,并通过讲述卡场镇景颇族在疫情期间举行的“农尚”祭祀仪式,来解读该仪式所要传达的中心思想是防御。在景颇社会的民俗体系中传统节日和祭祀仪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祛病防御的理念,它们是景颇社会里防疫防病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以此次新冠疫情来说,卡场镇景颇族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疾控防御和治疗为最重要的应对措施,包括基层政府和医疗单位组织宣传防疫知识、封寨隔离、戴口罩、勤洗手、讲卫生等等。其次,在服从与配合国家政府的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景颇族族群内部通过相关的祭祀、祷告等仪式行为,来达到双重防御机制。第四章,讲述景颇族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象征文化并分析“农尚”祭祀仪式中的象征,深刻理解“农尚”祭祀仪式借助各种象征符号所要表达的象征意义,揭示景颇族在仪式背后的行为逻辑和文化意蕴。第五章,分析“农尚”祭祀仪式的作用机制。仪式空间和封寨隔离共同构建了村落命运同体,塑造集体共存意识,形成地方性抗疫防疫力量。贯穿全文,笔者想要呈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科学防疫防控还是族群内部的仪式防御在疫情防控期间都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建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抗疫防疫力量,达到安抚民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跳丧”不再是单一地为丧而舞，而是融合土家族人对生命的领悟和对民族精神的传递。“跳丧”丰富的情感中不仅表达了土家族人“事亡如事生”的思想观念，还蕴含着土家族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本文从分析土家族“跳丧”的原始表现形式出发，结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倒计时”法死亡哲学中生命延长的“内涵性”哲学思想，深入分析“跳丧”中“向死而生”的生命意识，并从“跳丧”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来进一步分析原始祭祀舞蹈“跳丧”的发展状况。

关键词： 先秦   祭祀   神灵信仰   仪式   国家祭祀   文学特征  

摘要： 先秦时期,我国先民的社会生活与祭祀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从祭祀山川神灵到祭祀祖先先贤,祭祀活动之多,祭祀仪式之隆重,祭品之丰富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因此,从文学角度研究祭祀活动的书写情况,先秦作为祭祀活动的大繁荣时期无疑是个很好的切入口。祭祀活动起源于史前社会。受原始思维观念的影响,人们对幻想中的神灵十分崇拜,由此产生了祭祀神灵的活动。一般来说,祭祀活动包括观念与仪式两部分。祭祀观念即人们的鬼神信仰,祭祀仪式即人们拜神的具体行为。先秦时期,随着人们思维观念与社会形态的进一步发展,祭祀活动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表现为:祭祀观念从早期的敬事神灵转而为关注生民;祭祀仪式在逐渐制度化、体系化后因其所依附的统治集团势力衰微而逐渐瓦解。先秦祭祀活动在观念及仪式上的嬗变也影响着该时期文学作品中的祭祀书写。先秦作为祭祀活动盛行的时代,其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内容便是在祭祀活动的影响下孕育出来的。先秦时期的四类文学作品,即神话、铜器铭文、诗歌,散文中,对祭祀活动的书写可分为四种情况:一是反映人们的祭祀观念,如神话展现了先民们幻想中的神灵世界;二是用于祭仪中的乐歌或各类仪式语辞,前者如《诗经》涉祭诗中的绝大部分、《九歌》等,后者如铜器铭文中的一些祝嘏辞、今文《尚书》诸篇、《左传》中所记一些盟辞等。三是对祭祀活动的记录,如《左传》中载录的春秋时期祭祀活动举行情况。四是时人对于祭祀活动的态度与看法,如诸子散文中有不少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对祭祀活动的评论,《左传》《国语》中也涉及该内容。先秦诗歌中,《诗经》涉祭诗主要用于周代国家祭祀,受西周祭礼的束缚,《诗经》涉祭诗祭祀书写表现出“暴力消解”“历史失忆”等特征;诗歌的结构也比较单调,缺乏变化;另外,根据祭歌功能的不同,这些涉祭诗篇在刻画先祖形象时也各有侧重。《楚辞·九歌》为一组楚地民间祭歌,主要表现人们招神、引神的过程,其所塑造的神灵形象被赋予了人的情感,具有明显的人化特征。《诗经》涉祭诗与《楚辞·九歌》由于其所依托的祭祀性质的不同,使诗歌在形象塑造、结构模式、诗歌风格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也有共通之处,即都是以对人的关注为旨归。先秦散文中,铜器铭文作为先秦散文的滥觞,其文末固定句式——“子孙永宝”,蕴涵着当时人们的宗族祭祀思想。祭祀仪式中的言说行为,如“诰”体文,根据所诰对象不同,表现出不同的话语策略。而当“诰”文脱离仪式以文本方式保存下来时,诰文中反映的时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则被永远的保存了下来。对先秦祭祀活动的记录以《左传》中盟誓的记载为最多,其对盟誓活动的叙述与结构安排以时间为序,前后关联。另外,此时盟誓活动虽多,但背盟、违盟现象也十分频繁,这其实是当时周王室统治力的衰微、神灵威慑力的下降、诸侯国以及诸侯国内大夫之间复杂多变的紧张局势等共同造成。总的来说,先秦文学祭祀书写内容比较单一,其所依托背景主要为周代国家祭祀。秦汉以来,随着祭祀活动世俗化、外来宗教流入以及文学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文学作品中有关祭祀活动的内容也日益丰富起来,形式也更加多元化,表现为丧祭文学经汉代酝酿到魏晋南北朝时兴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