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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土家文化   民族文化传播   乡村文化振兴   土家族  

摘要：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共同创造、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布在湘、鄂、渝、黔偏远武陵山区的土家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土家族人口超过950万。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以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家族地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大改变。由于土家族地区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劳动力、人才流失,导致土家文化传承断代、土家文化呈现凋敝衰落之势,文化传播陷入困境。而土家文化对于土家族地区而言,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影响力。因此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思考如何借助媒介,让土家文化获得时代性“新生”,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一件事。文章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以及深度访谈法,以具有代表性的土家族山寨为例,考察土家文化传播实践。通过了解该地区的土家文化传播现状、传播困境引发对土家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整体思考,并结合乡村振兴时代大背景对今后如何更好地传播土家文化提出意见建议。文章正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对土家文化传播实践进行描述。首先简要介绍了P地土家族文化生态,从土家族人的生活习俗、人生礼仪、节庆礼俗三方面进行概述,描绘了土家文化生态图景;其次重点关注了土家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发生的传播变迁:具体变迁有从口耳相传到学校教育、从现实场域到网络社群、从自娱自乐到文旅传播,这样的变迁是土家文化在应对现代化冲击之下做出的转变;最后对土家文化在新媒体背景下的传播现状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各类传播主体借助新媒体进行传播,取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并推动了土家文化内部传承以及对外传播。文章第二部分通过深度访谈对目前土家文化传播存在的困境做了深入思考,就目前的文化传播困境而言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内部因素在于部分土家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渐渐被时代所遗忘。外部因素在于土家族民众对土家文化传播的参与度认可度不高,传播主体缺乏。村民离开原本生活的土地,在外谋生,传统的传播语境发生变化,导致无法形成精神追随和价值认同,加上土家族村民媒介素养的缺失导致在互联网环境中失去了话语权等。同时政府主导的土家文化传播活动存在媒介传播手段整合状况欠佳,传播形式较为简单等问题,这些因素导致土家文化向外传播困难。最后,文章结合仪式传播、符号互动等相关理论知识,从提升土家族内部凝聚力以及提高土家文化对外传播力方面提出建议。具体建议有:文化的传播离不开其最核心的传播主体,就是当地的民众,因此通过提高当地民众土家文化传播的主体意识以及提升村民媒介素养以此达到更好的文化传播效果。通过塑造仪式情境,来推动情感动员,以及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推动土家族地区经济发展。同时积极利用大众媒介书写土家文化,做好与外界的交流,以此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从而推动土家文化振兴。

关键词： 改土归流   渝东南土家族   民间信仰   信仰变迁  

摘要： 民间信仰是渝东南土家族社会的文化根基和土家人的精神依托,是研究土家族历史最重要的文化元素,而它的变迁又是探究土家族历史演变规律最好的参照物。渝东南民间信仰的大变迁是从改土归流开始的,改土归流作为渝东南土家族历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变革事件,对该地区的政治、文化进程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文章在地域上选取历史上川东南的酉阳和石柱两大土家族土司所在地,即今天的渝东南石柱、酉阳、秀山三个土家族自治县作为主要研究区域。在时间上划定雍正十二年(1734)开始的酉阳土司改土归流为开端,到同治十二年(1873)结束的黔江教案为下限,发现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在这一百四十余年间,陆续经受着汉文化和外国文化的熏染,使得该区域的社会元素日渐丰富,特别是民间信仰更为多元复杂。一方面,改土归流后,在渝东南盛行六百余年的土司制度被废除,促使渝东南地区与中央王朝的互动更加频繁,为汉文化和各种信仰的的传入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在国家力量与民间选择的双重作用下,渝东南土家族社会的组织形态、语言风俗、文化教育、民间信仰均开始发生变迁,这些社会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渗透。关于渝东南民间信仰的变迁过程。从宏观层面看,改土归流后渝东南土家族民间信仰在内容上表现为信仰的消逝、变异、新增,在结构上表现为去中心化;从微观层面看,变迁表现为信仰核心神灵的变化、祭拜内容及仪式的变化、信仰类型更为复杂、神职人员地位的变化。特别地,渝东南土家族地区的民间信仰如白虎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以一种聚集的姿态在梯玛仪式活动中体现,即在仪式中形成的梯玛信仰包含了所有的信仰事象。因此,从改土归流后梯玛信仰的变迁过程,亦可探寻整体民间信仰的变迁趋势,还能进一步发现这个过程中土家族文化与汉文化、土家族地区与中央的博弈互动过程。通过对渝东南土家族地区各种民间信仰内容的阐述及它们变迁过程的追踪,探究信仰变迁的各种动因和信仰变迁后的面貌,以小见大,以微观区域特定民族——渝东南土家族民间信仰的变迁历程,总结出全国其他少数民族信仰文化和社会历史演变的历史规律。

关键词： 土家族   传统舞蹈   发展路径  

摘要： 为保护和传承传统舞蹈文化，寻找创新性发展路径是重要的方法。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舞蹈文化的路径有两种：一是保留原汁原味的舞蹈素材，不做任何添加。二是在传统舞蹈中提炼动作、元素，加工创造为舞蹈艺术传播作品。土家族传统舞蹈是土家族人民在生产生活的经验总结，是体现民族文化的活化石，本文将以第二种路径作为切入点，以广场健身舞改编、舞台艺术作品转化、旅游演绎产品开发等三个视角探析土家族传统舞蹈创新性发展路径，以期让传统舞蹈焕发新的活力，达到保护、传播土家文化的效果，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助力乡村振兴、倡导全民健身尽绵薄之力。

ISBN: (纸本)9787541227714

关键词： 恩施州土家族   摆手舞   现实困境   应对策略  

摘要： 摆手舞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家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结晶,它体现了土家人生产、生活和征战场面,其内容表现了土家先民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品格以及土家人民热爱劳动、不畏艰险的乐观品质,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受现代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和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摆手舞的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对摆手舞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度剖析,有利于破解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瓶颈,通过摆手舞现状的调查找出其传承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期为土家族摆手舞摆脱传承困境提供可行性的理论依据,对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都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以恩施州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困境与应对策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传统村寨、广场、学校、景区及文化空间等不同方面深入调查,通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摆手舞在传承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在传承场域方面:传统村寨方面:(1)经济结构单一,人口流失严重;(2)交通落后,阻碍摆手舞对外交流。广场方面:(1)民族意识淡薄,文化认同感较低;(2)活动缺乏指导,组织管理较差。学校方面:(1)教育资源参差不齐,普及存在地域差异;(2)政府重视不够,师资力量薄弱;(3)没有建立评价体系、难以激发学生积极性;(4)只注重技能传授,忽视民族文化知识输出。景区方面:(1)过度包装解读,文化因子流失严重;(2)雷同化现象严重,缺乏打造文化品牌;(3)呈现形式单一,缺乏游客体验。2.在文化空间方面:(1)摆手堂濒临消失,文化场馆设施不足。(2)传承主体严重老龄化,专业性、复合型人才匮乏;(3)传承人待遇保障不力,收入菲薄导致“无心”传承;(4)与传统节日融入不足,节日氛围营造不够。根据恩施土家族摆手舞的现实困境,提出以下应对策略:1.在传承场域方面:传统村寨方面:(1)发挥资源优势,构建多元经济结构;(2)推进公路建设,完善公交网络。广场方面:(1)配备社区指导员,加强摆手舞的专业指导;(2)加强场地设施建设,设立摆手舞传承基地。学校方面:(1)加强师资力量建设,践行教师技能培训;(2)优化摆手舞的组织形式,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3)建立摆手舞评价机制,激发教师与学生参与兴趣;(4)加强民族文化输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景区方面:(1)不断加强创新意识,打造独具特色的文旅产品;(2)优化展演方式,增强游客体验。2.文化空间方面:(1)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完善摆手舞保护机制;(2)多方筹集资金,建立资金保障机制;(3)构建摆手舞生态系统,营造良好的文化空间;(4)坚持人才先行,注重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5)加大宣传力度,加强体育产业融合。

关键词： 西兰卡普   非遗   土家族神话   文创产品设计  

摘要： 在近年来国家重视与大力推进非遗保护与活态化传承的背景下,曾经主要生存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土家织锦西兰卡普又一次走进大众的视野中,但它同样面临着非遗中普遍存在的如何活化创新、真正走入现代生活之中的难题。而对于本民族的笔者而言,以文创设计的视角展开研究与创新设计,对于西兰卡普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肩负着使命与责任。西兰卡普为土家语的汉字音译,即“土花铺盖”的意思,西兰卡普在看似抽象的纹样下包含着土家族的民族历史和神话传说,有“无字的民族史诗”之称,简练概括,色彩神秘而绚烂,是土家人进行民族文化记录的重要传承方式,通过西兰卡普以各种纹样土家族神话以及具有原始图腾崇拜意味的神话符号,织造出土家人生活中的审美情感和文化价值观。对西兰卡普从民族语义、神话故事、形式工艺等角度展开剖析,运用文创的视角进行观察与思考,文创产品追求精神方面的共鸣,强调文化属性,通过从神话的视角切入,运用文创设计的方法探析在图样符号背后的民族“语言逻辑”,进一步深入分析非遗手工艺在今日与文创产品设计结合的设计方法。论文主要从以下五个部分展开研究:绪论部分对西兰卡普的少数民族工艺身份进行解读,揭示非遗政策及乡村环境对西兰卡普发展的影响;第一章讨论了神话与西兰卡普之间的关系,从中发现西兰卡普在土家族的民族身份中与其本民族神话的叙事紧密相连;第二章根据前文引入的概念对西兰卡普纹样中的工艺、图案意涵方面展开具体分析,对西兰卡普中的神话符号进行推原;第三章在前期分析的基础上从文创视角结合具体案例进行现代语境中的西兰卡普衍生产品转译方法说明;第四章以西兰卡普织锦为原型,通过总结提取土家族文化中的典型神话与经典西兰卡普纹样,探析在图样符号背后的民族语言逻辑,以可玩可互动的文创衍生书为载体,在翻阅与动手编织交错中体会西兰卡普与土家族的内在文化连结。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撒叶儿嗬”   仪式艺术   文化变迁   舞台化表演  

摘要： “撒叶儿嗬”是清江流域土家族独具特色的丧葬仪式歌舞，又称“跳丧”、“打丧鼓”，是融歌、乐、舞为一体的丧葬艺术。“撒叶儿嗬”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于2006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社会背景、人文环境的转变以及非遗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撒叶儿嗬”在现代发展过程中出现仪式艺术与舞台艺术并存的现象。舞台化表演扩大了“撒叶儿嗬”的宣传力度，使其成为一项新的艺术形式。这一现象引出了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使之发生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呢？变迁的现象对土家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地为何会存在仪式与舞台并存的现象呢？现今舞台上的“撒叶儿嗬”是传统的真实呈现么？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笔者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丧俗文化对“撒叶儿嗬”的文化生境做出分析，并对本次调查研究的田野点长阳县资丘镇的社会文化概况进行梳理。第二部分，对仪式语境中的“撒叶儿嗬”进行分析，梳理其历史溯源与仪式概况，并对其艺术本体特征加以阐释。第三部分，结合田野调查情况，笔者主要对其舞台化变迁中的语境、艺术本体、舞者身份、受众、文化意涵进行深描。第四部分，根据前文的梳理对“撒叶儿嗬”舞台化变迁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反思艺术变迁带来的社会效应。第五部分，对土家族“撒叶儿嗬”仪式与舞台并存的现象加以分析。 本文以人类学文化变迁理论为研究视角，通过相关内容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地人在保留“撒叶儿嗬”原始生态空间的同时，依靠舞台表演的形式对这一非遗事象做出宣传和传播。非遗强调共享性，“撒叶儿嗬”作为多民族共享的艺术，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艺术基因，这是它流传至今的秘诀，更是族际艺术得以共享、“再生”的根源。“撒叶儿嗬”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其他民族的舞者前去学习，在族际艺术互动中，舞者们通过身体交流促进民族文化认同，为“撒叶儿嗬”舞台化打下坚实的基础。“撒叶儿嗬”在舞台化表演过程中，必须经过改编，从而实现由土家族内部共享到多民族共享。在民族歌舞类非遗舞台化中应该最大限度的调和民族艺术的原生性与共享性问题；应当重视土家族草根艺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表达，避免文化持有者的文化失语；非遗传承人对舞台化的表演的建构不能只关注外在形式，更要挖掘它在艺术表象背后的内在意涵；艺术编创者应摆正心态，厘清表演诉求，在“撒叶儿嗬”舞台化需要注意保留民族特性，正确引导观众深入了解土家族文化通过合理的艺术“再创造”让传统与创新同步并行，确保在当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本文有助于推动民族舞蹈学、舞蹈人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助于研究如何在当代语境中推动多民族舞蹈交流，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文希望对现今民族歌舞类非遗的舞台化变迁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形成基础   空间分布特征   影响因素   空间保护体系   保护策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摘要：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人类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在文学、历史、经济以及艺术等方面具有突出价值。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湘西州)是湖南省非遗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对湘西州非遗空间保护体系进行构建能够帮助区域非遗单一保护向统筹管理转变,促进区域非遗的整体保护。本文以湘西州1208项非遗为研究对象,运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分析、不平衡指数等方法和GIS平台工具,分析了湘西州非遗空间分布特征;借鉴文化空间保护等理论,构建了“非遗保护源地—一非遗廊道——非遗保护片区”的非遗空间保护体系。主要研究成果如下:(1)湘西州经历了数朝历史沿革,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民族交往、民族斗争和民族迁徙,历史沿革和民族迁徙等成为湘西州非遗形成的重要背景。从湘西州非遗发生形式不同,将湘西州高等级(世界级、国家级、省级)非遗起源形式分为生产与生活实践、政治和军事,其中以生产与生活实践类型为基础而形成的非遗项目最多,其次是政治类型。(2)湘西州共有非遗1208项,其中世界级1项、国家级36项、省级91项、市(州)级315项和县级765项。其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①湘西州非遗级别呈“金字塔”型;项目类型特征以传统手工技艺、民间文学和民俗为主,传统戏剧和曲艺较稀缺;民族属性特征以苗族、土家族和多民族项目为主。②湘西州非遗项目数量南多北少,保靖县分布最多;非遗项目密度呈“南密北疏”,花垣县非遗项目密度最大;湘西州非遗空间分布模式为密集型,非遗在各市县的分布较为集中和均衡,且保靖县非遗分布最多;湘西州非遗空间聚集呈“两核三区多点”,以保靖县迁陵镇和花垣县花垣镇为两个核心,以保靖县中部和花垣县北部为核心,分别以保靖县南部、古丈县中部和永顺县为中心的三个较高密集区,以及吉首市等多个分布重点。③湘西州非遗多分布在海拔0-500m的平原和丘陵、在6-15°的缓坡、在植被覆盖度40%以下和80%以上的区域,主要沿水系和交通路网分布。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自然因素对非遗初期的形成影响程度最大,人文因素对湘西州后期发展影响比较大。(3)根据非遗源地分级评价形成极重要保护源地、重要保护源地和一般非遗保护源地的三级非遗源地保护构架。基于适宜性评价和最小阻力模型生成非遗廊道,构建湘西州非遗廊道的适宜区域主要在保靖县、花垣县和吉首市,将廊道等级划分为三级,形成“三纵四横”的线性结构。根据非遗保护片区评价得出花垣镇、灵溪镇和迁陵镇为极重要保护片区;葫芦镇、民安街道、古阳镇、丹青镇、乾州街道、峒河街道、矮寨镇为重要保护片区;沱江镇、腊尔山镇、浦市镇等湘西州大部分乡镇为一般重要保护片区,形成三级支撑的非遗保护片区构架。最终形成“四区七廊多点”的湘西州非遗空间保护体系。(4)对湘西州非物质文化保护现状进行分析,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保护措施。基于湘西州非遗空间保护体系,针对“四区”、“七廊”、“多点”,分别从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以及微观层面提出了保护与利用策略,形成非遗空间保护格局。研究结果将为湘西州非遗的保护与利用以及非遗空间保护的体系化提供科学依据,为湘西州非遗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 短串联重复序列   土家族   仡佬族   法医学   遗传多态性  

摘要： 目的:调查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人群23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的遗传多态性,评估Huaxia Platinum试剂盒在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人群中的法医学应用价值;分析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人群与其它21个不同地理、民族和语系群体的遗传关系,为群体的历史起源、迁移和基因融合提供分子学角度的证据。方法:(1)样品采集:采集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无关健康个体480和490例。(2)STR分型:采用Huaxia Platinum试剂盒进行PCR扩增,3500-DX遗传分析仪进行毛细管电泳,Gene Mapper ID-X1.4软件分析得到等位基因分型结果。(3)多态性数据及法医学参数:计算23个STR基因座的等位基因频率和法医学参数,并检验该群体的Hardy-Weinberg平衡和连锁不平衡(LD)。(4)群体遗传关系分析:根据地理、民族、语言等因素,选取21个参考群体,并基于所有群体间23个共同的STR基因座,计算23个群体的Nei’s遗传距离并进行可视化热图和聚类分析;构建系统发生树(N-J tree)、主成分分析(PCA)和多维尺度分析(MDS)。结果:(1)在480例贵州土家族无关个体中,共检测出264个等位基因。各基因座等位基因数目为6～20个,基因频率为0.0004～0.5104,观察杂合度(Ho)为0.6250(TPOX)～0.9271(Penta E)、匹配概率(MP)为0.0163(Penta E)～0.1957(TPOX)、个人识别率(DP)为0.8043(TPOX)～0.9837(Penta E)、非父排除概率(PE)为0.3220(TPOX)～0.8510(Penta E)、多态性信息量(PIC)为0.5666(TPOX)～0.9071(Penta E)和典型父权指数(TPI)为1.3333(TPOX)～6.8571(Penta E)。(2)在490例贵州仡佬族无关个体中,共检出264个等位基因。各基因座等位基因数目为5～21个,基因频率为0.0010～0.5255,观察杂合度(Ho)为0.6020(TPOX)～0.9122(Penta E)、匹配概率(MP)为0.0138(Penta E)～0.2061(TPOX)、个人识别率(DP)为0.7939(TPOX)～0.9862(Penta E)、非父排除概率(PE)为0.2933(TPOX)～0.8205(Penta E)、多态性信息量(PIC)为0.5627(TPOX)～0.9129(Penta E)和典型父权指数(TPI)为1.2564(TPOX)～5.6977(Penta E)。(3)群体遗传关系分析结果:(1)Nei’s遗传距离显示贵州土家族与国外群体中美国黑人的遗传距离最大(Rst=0.1377),与印度人遗传距离最小(Rst=0.0861)。贵州土家族与国内群体中新疆柯尔克孜族遗传距离最大(Rst=0.0491),与贵州汉族遗传距离最小(Rst=0.0042)。贵州仡佬族与国外群体中美国黑人遗传距离最大(Rst=0.1609),与印度人遗传距离最小(Rst=0.1048);与国内群体中新疆柯尔克孜族遗传距离最大(Rst=0.0727),与贵州汉族遗传距离最小(Rst=0.0278)。除四川汉族外,各汉族群体之间的遗传距离均较小(Rst<0.0196)。(2)热图和聚类分析显示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与贵州汉族、贵州苗族、山西汉族、陕西汉族、山东汉族、辽宁汉族、湖南汉族群体遗传关系距离接近,与四川藏族、四川彝族、四川汉族群体和新疆维吾尔族、新疆哈萨克族、新疆柯尔克孜族遗传距离较远,并与国外群体之间存在较大的遗传距离。(3)从系统发生树可见贵州土家族和贵州仡佬族首先聚集,然后与湖北土家族聚集,再与不同地区的汉族群体以及贵州苗族和四川群体聚集,最后与新疆群体和国外群体聚集。(4)PCA将23个群体划定三个主要群体,其中贵州土家族和贵州仡佬族与贵州苗族、贵州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在PCA图右下方聚集。(5)MDS结果显示贵州土家族和贵州仡佬族均分布在第四象限,不同地区的汉族群体聚集在贵州土家族与仡佬族之间,国外印欧语系群体分散分布第二和第三象限。结论:(1)本研究首次采用Huaxia Platinum试剂盒对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进行遗传多态性调查,结果表明23个常染色体STR基因座在贵州土家族和仡佬族具有高度多态性和个人识别能力,在法医学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2)贵州土家族与贵州汉族、湖北土家族的遗传关系较其它群体更为接近,贵州仡佬族与贵州汉族关系密切。(3)23个群体遗传关系分析显示具有共同的民族和语系起源,以及地理位置相近的群体表现出更近的遗传关系。从遗传学角度反映了地理、民族和语言因素相互作用对遗传结构的影响,丰富了中国不同群体遗传历史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 石柱土家族民歌   啰儿调   耍锣鼓   生活样态探究  

摘要： 地方民歌是我国族群生活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天然承载着中国传统音乐的民族文化基因。石柱土家族民歌是重庆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本土音乐,土家族人民经历世世代代存留下来的音乐文化,是其族群生活样态不断演进的重要艺术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本文基于艺术形态学的理论基础,以音乐情感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大量的石柱土家族民歌的谱例,以深入探究其生活样态存在的语境。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田野调查法、案例分析法,从“存在语境”、“音乐来源”、“样态特点”、“民歌类别”和“样态案例”五个层面,对石柱土家族民歌的族群生活样态展开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如下:(1)从各首民歌中找出了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样态,然后分析这些生活样态所表达的情感,再整体分析全曲的情感表达,以此作为切入点,结合大量谱例,对其中的歌词文本进行分析,展示出词句与石柱土家族生活样态的联系。(2)分析石柱土家族民歌生活样态的音乐来源,其来源于生产劳动和民风民俗,同时分析代表曲目所反映的具体的生活样态和体现的情感,将两者联系起来,分析如何将石柱土家族民歌与族群生活样态联系起来。(3)分析石柱土家族民歌生活样态的特点,即演唱形式、艺术表现手法、句式和语言,每段各用一首石柱土家族经典民歌来分析,分析其各自的生活样态和民歌的关系,及其所表达的情感。(4)从石柱土家族民歌的类别中分析了山歌、号子、小调、薅草歌曲,分别探讨了他们各自类别的生活样态如何表达出土家族的民族感情。(5)基于前四部分的研究结果,本部分采用案例分析法,对石柱土家族代表性的“啰儿调”和“耍锣鼓”的多个典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以期为石柱土家族民歌的文化传承提供传承传播经验借鉴。啰儿调的案例分析,选取《太阳出来喜洋洋》和《山寨年》两首代表作品,深入分析了啰儿调的源考、音乐特征、歌曲类型、歌词特征和文化内涵、明晰了土家族丰富的生活样态;从耍锣鼓的形态特征、音乐内容、曲牌结构中深入分析了耍锣鼓的音乐形态与民俗文化中生活样态的内在关联和历史渊源,从不同侧面加深对石柱土家族生活样态的研究,为更好的理解、演绎、传承土家族音乐提供更多的案例经验和研究证据。本研究发现,石柱土家族民歌是土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独特的艺术特色。土家族民歌在石柱土家族族群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社交娱乐的重要手段,更是表达石柱土家族人民情感的重要载体。石柱土家族民歌中丰富的族群生活样态,对于通过音乐表演活化传承地方民歌提供了艺术创作的源泉和艺术表现的原始样态,也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创作和鉴赏提供了文化滋养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