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宋代
西南蕃
空间
族群
摘要：
两宋时期是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西南蕃”体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多种形式的区域特性及民族文化表现形式,是理解西南疆域独特的发展逻辑以及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和多重性的关键,也是认识“多元、统一的中国之形成与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两宋时期“西南蕃”的研究较少,且不系统,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梳理、挖掘史料、探索新视角,对两宋时期“西南蕃”的内涵、意义、表征等方面做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探讨。
首先,学术界普遍认为“西南蕃”就是“西南五姓蕃”,但笔者通过对文献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归纳分析,认为两宋时期的“西南蕃”不局限于“西南五姓蕃”,而是宋王朝对差异性较大的区域和族群进行统合形成的概念。因此“西南蕃”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等史书中记载的“西南蕃”,其内部除了“西南蕃五姓蕃”“西南七姓蕃”外,还包括保州、霸州、黎州、泸州、叙州等地区的部分族群。此外,南宋时期,还包括自杞、罗殿等“地域—政治实体”。两宋王朝将差异性较大的黎州、泸州、叙州、“西南五姓蕃”、自杞、罗殿等地区的族群统合称为“西南蕃”,并与其他“地域—政治实体”和地域空间相区分,是宋与吐蕃、大理、交趾互动的地缘形势下,两宋王朝以遏制和防范吐蕃各部、大理、交趾(安南)及其他生夷为目的进行政治实践而形成的一个带状藩篱。是两宋王朝构建“内”(统合到王朝秩序的内地化的族群和区域)与“外”(王朝不在场的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
“西南蕃”的地域范围包括今四川西部和西南地区、重庆中南部的部分地区、贵州、云南东北部和东部、湖北与重庆接壤的部分地区、湖南和贵州接壤的部分地区以及广西西北部等地区。通过对比分析西南地区代表了王朝行政力量所能控制的政治地理极限——“极边”的分布,认为两宋王朝试图统合“西南蕃”以拱卫“极边”,但在西南地区复杂的族群分布和疆域形态下,“西南蕃”与“极边”呈现复杂的拱卫和交错关系,宋王朝也因此对于“西南蕃”是属于化内或化外,还是属于王朝疆域或属于“藩属国”,形成了复杂、矛盾的认知。
在“西南蕃”的族群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从文化实体的视角,重点探讨“西南蕃”族群与现代的苗、布依族、彝族、仡佬、瑶等民族的族源关系。除了这种文化族类的探讨之外,本文充分关注各族群的分布空间,以及宋王朝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复杂的超文化族类的认知,及其影响下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认为两宋王朝在界定、划分、认知“西南蕃”族群时,主要有两种途径:其一,依据华夷思想划分为“华”与“夷”,并根据文化习俗的差异,又把“夷”细分为“僚”“瑶”“乌蛮”等文化实体。这是在华夷观念下的文化族类的划分。同时,也是“自在”的族群文化差异被认知和肯定的体现。其二,依据各族群分布空间,以及宋王朝的政治实践,形成复杂的超文化族类的认知。蛮、夷、蕃等传统非汉群体统称,在两宋时期就具有了人群分类的倾向:被称为“夷”的群体活动于宋王朝实际控制的边缘地区,与宋王朝的政治关系较亲近,是政治上归属于宋王朝的非汉族群。被称为“蛮”的群体,活动于“夷”的外围,与宋王朝的政治关系较为疏远,虽保持较为紧密的经济往来,但宋王朝的政治控制力度极为薄弱。“蕃”包含“蛮”和“夷”,主要指王朝周边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权”的藩属国,是“独立”于宋王朝之外的少数政治实体,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需要说明的是,蛮、夷、蕃并非阶序性的人群分类方式,而是对于游离于王朝边缘的人群的一种流动的、复杂的分类和认知。
这种被中央王朝认定的特征和分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决定了王朝与其互动、管理的基本策略与制度,也深刻影响了西南地方社会的形塑及其整合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与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总而言之,政治关系下的王朝“边缘空间”的构建,以及政治关系下的族群建构和族性塑造,是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历程中,边疆地区“进入”中华文明体系、将其整合入中国大一统模式、建立起中华民族认同的一种方式。此外,两宋时期,西南地区在政治上的分裂的状态,但并未导致“大一统”进程的断裂,“西南蕃”与中原文化在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统一性。为更大规模的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进行着质和量的积累。因此,探讨“西南蕃”在具体发展过程中,如何呈现“统一性”与“多元性”并存的辩证关系,有利于深刻理解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对理解和深入认识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具有其相当的必要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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