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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BOPPPS模型   孙子兵法   教学改革  

摘要： 本文以BOPPPS模型在国学经典《孙子兵法》导读教学实践为中心，结合《始计篇》导读案例，详细分析教学内容、重点、方法，探索BOPPPS模型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参与度方面的有效性。

摘要： “大同”思想描绘了孔子理想中的美好社会景象，其传达出的“天下为公”“平等”以及“和谐”价值观，是近现代中国追求进步的主要内容之一，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理论意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素材。了解孔子大同社会思想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把握其本质内容，有助于深刻理解和领悟大同思想在当今时代的重要影响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 左传   韩非子   叙事   比较  

摘要： 《左传》作为先秦时期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历史文学巨著,是我国早期叙事作品的典范,其叙事方式和特征为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非子》作为先秦诸子和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其叙事水平是先秦诸子叙事能力的总结,尤其是它丰富巧妙的叙事特点,在先秦叙事传统中的成就不容小觑。两部著作都包含着丰富的春秋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的人群中流传时,都会产生故事变异现象,这些叙事故事对后世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将从叙事学角度,对《左传》《韩非子》中相同或相似的春秋历史故事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部著作叙事目的、叙事结构的不同,深入了解作者所承载的文化意识以及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共分为四章。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左传》《韩非子》叙事的整体情况。首先,解释中国古代早期文献中“叙事”一词的含义,探求中国古代“叙事传统”的源起。其次,梳理《左传》《韩非子》的叙事特点。 第二章,重点对《左传》《韩非子》叙事故事进行比较,通过表格的形式将两部作品中相同和相似的叙事材料列举出来,分析其同源性,并且从故事情节、形象塑造、叙事思想三个方面来分析叙事文本的差异性。 第三章,分别从叙事者、创作目的、叙事结构三个维度来探究《左传》《韩非子》叙事差异产生的原因。从叙事者来看,《左传》的叙述者身份应该是鲁国史官,其叙事充满现实感和历史的沧桑感;作为战国晚期的思想家,韩非堪称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一书集中展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和主张。从创作目的来看,作为《春秋》传承之一的《左传》,在理解天人关系时更多地融入了礼治与德政的理念,并且力图建立起新的礼法准则;韩非处于战国后期,主张以法为根本,法术并用,抱法处势,从而实现君主的有效统治。从叙事结构来看,《左传》继承了《春秋》的编年体例,具有严格的时空观念,重视事件发展过程;《韩非子》叙事文本则呈现出空间化的叙事结构。 第四章,《左传》《韩非子》对后世叙事作品的影响。本章主要从史传文学和古典小说两个方面出发,分析《左传》《韩非子》叙事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左传》《韩非子》作为先秦时期的鸿篇巨制,其叙事艺术手法和叙事思想对司马迁等人的史传作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丰富的叙事材料以及叙事技巧,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和体裁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奠基意义和开创意义。

关键词： 荀子思想   领导用人思想   领导方法  

摘要： 荀子作为中国古代优秀的思想家,其思想中蕴含的领导用人思想较为丰富,值得借鉴。 荀子领导用人思想产生于我国古代战国晚期,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条件和思想条件。政治上,常年的动乱促使荀子思考领导用人凸显稳定社会秩序;经济上,生产力的进步与人们物质需要之间的矛盾催生其领导用人需德才与等级匹配的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为其领导用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通过对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形成了他个人的领导哲学观点,其中的隆礼崇德、德能位禄、礼法并济、化性起伪、系心驭性观点贯穿了其领导用人思想的全过程,是其领导用人思想的基本遵循。 从现代领导学理论看荀子的领导用人(广义)思想,涵盖了选、任、育、留四个方面。选人上,主张应依据“礼”的标准,以领导者为表率选用人才;任人上,提出要依据人的德行与才华匹配岗位与层级,维护差等分配体系;育人上,以培养领导人才为标准,重视精神世界与德行的培育;留人上,注重利益与感情平衡,通过不断优化分配、秩序、制度,以确保国家强盛,来吸引和留住人才。 荀子领导用人思想有其重要价值,突出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理论上的科学性,强调崇尚贤人和寻找人才,选人要重点考察德行,任人要兼顾公平与效率,育人、留人要兼顾利益与感情;二是实践上的指导性,荀子主张严辩德才,重视关键岗位和关键人物的任用,兼顾道德熏陶与严肃法纪,借助领导者和组织的魅力提升来留住人才。同时,荀子的领导用人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表现在部分内容上存在封建观念、某些方面忽略人的多样性。 荀子领导用人思想之于当代有着的深刻启示:领导用人,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群众观点、为民服务;要将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贯穿到选、任、育、留的全部过程;要坚持放权与管权并重,调节权责分配并保证审慎用权;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既要树立权威、严明纪律,也要爱护干部、助其成长。

关键词： 孟子   仁论   本心即仁   儒家仁学体系   全新诠释  

摘要： 孟子承接孔子仁学体系，对仁之思想内涵做了更为详尽的说明。研究认为，仁是孟子哲学的核心，他提出“本心即仁”的全新诠释，开辟出横纵交织的两种径路：一是就内在自我而言，通过“尽心、知性、知天”的自我修养之路，最终达到天与我的贯通；二是就外在现实而言，通过“亲亲、仁民、爱物”的具体实践之路，最终实现我与他者的和谐共在。孟子开创的仁学思想，奠定了儒家仁学体系的基本框架。

关键词： 章太炎   儒学   孔子  

摘要： 晚清以来，章太炎的“尊孔复古”思想逐渐被批判、替代。到了晚年，章太炎在无锡及苏州讲“国学”时和当年在日本讲学大径相庭；反而对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新变化，他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儒学、反思儒学，排斥受西洋影响的哲学、史学，转而倡导孔、孟原始儒学，从而重构其“儒学”体系。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他主张要用科学、理性来代替传统儒家思想中带有封建性和狭隘性的内容。这体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晚年章太炎以一种现代眼光去看待儒学，这为我们重新理解儒学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他将儒学放在近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去进行考察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仁礼之间   孟子   荀子   法先王   法后王  

摘要： 在“先王”“后王”的问题上，孟子主张“法先王”，而荀子主张既“法先王”又“法后王”。从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孟荀的这种思想差别，是其仁学和礼学的奠基观念不同使然。前者言“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后者说“先王制礼义以分之”。相较于孟子“先王”论所表现的心性化特点和理想主义色彩，荀子“先王”论之一大贡献在于，对建构人群秩序的“礼”的起源，做了历史的解释和理智的分析。如果说，荀子的“法先王”对应的是其所认识到的“礼之起源”的一般性原理，那么，他的“法后王”则对应的是其所认识到“礼之损益”的具体性原理。孟子之“法先王”，是要坚决守护儒家王道仁政政治理想的神圣和纯粹。荀子之“法先王”与“法后王”，一方面要捍卫儒家王道礼治的政治理想，另一方面又注重将之融入现实政治，以强化其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

关键词： 孟子   民本   仁政   王道   推恩  

摘要： 孟子的政治论，可通过民本、仁政、王道和推恩四个关键词加以提炼。“民本”是统治者权力合法化之基础；“仁政”是政治活动的本质；“王道”是权力运作之目标；“推恩”是权力运作的方法。这四个关键词环环相扣，使孟子的政治论从理论到实践，构成一个严整的体系。本文首先指出孟子本于“民本”说，主张政权合法化之基础在于“天与人归”，“民本”说源自于春秋时代大兴的民贵思想，并开启此后“天下为公”之理念。但“民本”说与近代“民主”政治仍有距离，因“民本”说只有“民享”与“民有”而无“民治”。“民本”所建立的是“契约政权”，但孟子主张统治者如背叛契约，则人民可以起而革命推翻之。其次分析孟子的“仁政”说的普遍必然性及其理论问题，指出“仁政”说蕴含“仁之效用化”问题。继而探讨孟子的“王道”理念，指出“王者”是“道德的政治家”，“王道”是“文化的世界主义”，但其理论缺陷在于忽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运作逻辑之差异。最后分析“推恩”理念，指出“推恩”有其母性思维特质，并以“类推”思维方式为其基础。总结而言，孟子政治论以人民为主体，与大一统帝国体制之君本位政治现实互为扞格，他在以“权力”为基础的政治世界外，另建一以“良贵”为核心的“天爵”的德性世界，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职份论”，仍深具现代之启示。

关键词： 军事术语   孙子兵法   语言顺应论  

摘要：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集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之大成,备受百家推崇。书中军事谋略精邃富赡,叙述逻辑缜密严谨,不仅畅抒兵学韬略,亦善用排比铺陈,书中各类军事术语更是军事辩证法的深刻体现,因此对《孙子兵法》的英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展兵家之道、弘扬中式兵法的现实意义。又因原文简明扼要,大量使用了极具表现力的修辞手法且军事术语丰富,通过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明晰军事术语外译的方法策略,同时对英译本中军事文化的解读也有助于推动典籍英译的相关研究。 本文以语言顺应论为理论框架,对英国汉学家翟林奈以及中国学者林戊荪英译本之中军事术语选用的翻译方法作出了对比分析,军事术语的分类参照了褚良才所著的《敦煌变文中的古代军语汇释》和北洋陆军编译局出版的《军语》,分别为制度、军需、自然条件、战略战策及战攀等五类。本文有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一是翟林奈及林戊荪在翻译军事术语时更倾向于使用什么翻译方法?二是翟译本及林译本运用的多样化翻译方法在多大程度上顺应了语境和语言结构?三是哪些因素会影响译者在语言选择过程中作出的顺应? 本文在语言顺应论的指导下,对比并分析了两个英译本的特点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直译是两位译者主要采用的翻译方法,且二者都通过增译来顺应具体的语言语境以重现源语的文化风采。相比翟译本,林译本具有更强烈的直译倾向和明显的文化输出翻译动因,而翟译本则更注重如何有效的传达出源语中的军事内涵。其次,制度、军需和自然条件类术语在翻译时多采用直译,战略战策及战攀类术语则进行增译;当出现文化缺省现象时,则用音译并加注,原语境的面貌因而得以保存。再次,翟和林译本普遍顺应了源语的语言结构、语境关系。二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分别作出了动态顺应,同时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突显程度则与译者的社会身份、认知心理状态以及在语言选择过程中的顺应行为息息相关。最后,影响译者作出顺应和选择的重要因素主要包括翻译交际目的和语言语境,其中翻译目的的多元本质更揭示了顺应的动态选择过程。由于跨文化交际中存在语言语境的差异,全面的顺应不可能在一次翻译活动中充分实现,因此译者必须明确翻译动机,灵活的选择翻译方法。

关键词： 人物形象   典型人物   韩非子  

摘要： 《韩非子》著述中主要塑造了“当涂之人”、“君王”和“愚人”三类“典型人物”形象。“典型人物”的塑造建立在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当涂之人”和当时的君臣关系破裂有关。进一步而言,由诸侯国到周天子,君臣关系的破裂折射出背后封建制度的崩溃,这正是韩非子塑造“君王”形象的根本原因。针对于当时社会出现的种种乱象,诸子百家各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韩非子将儒家、墨家称之为“愚人”,体现出当时法家对儒、墨、道三家学说观点的吸收和批判。 第一,在塑造“当涂之人”这类人物时,主要突显了其篡权灭国、结党营私的特征。韩非子分析主要是由于内在的人性之恶和外在的他人纵容造成这类人物的产生。“当涂之人”产生反映了当时君臣关系的复杂性和君臣利益的对立性,以及“窃国”的乱象。第二,塑造“君主”形象时,韩非子回顾了历代的君王事迹,对这些君主分别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在纵观历史的基础上,吸取历史教训,提出了“理想君王”的形象设想。韩非子塑造“君王”形象是出于维护社会安定的现实目的,但最终是为了将“君王”构筑为“圣人”的形象。第三,“愚人”的人物形象种类较为丰富。韩非子主要着墨于前两者。韩非子塑造的“愚人”是不懂变通、自作聪明的愚昧无知形象。韩非子主要采用虚实结合和运用修辞的手法来塑造“典型人物”形象。“典型人物”的书写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对后世中的史传散文、杂传和小说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