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荀子
德性政治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
摘要：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根基,对后世的政治、伦理、哲学诸领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虽各有所宗,但对良好政治秩序的探索是诸子学派的理论共识。区别于其他学派,儒家对政治秩序的审视植根于积极进取的道德责任之中,对政治哲学的探讨集中于以德为核心的诸多理念。在此框架下,政治与道德共同构成了社会性行为,此种政治与道德的紧密结合则成为“德性政治”。
在孔子之前,通过“殷周革命”获得统治权力之后,周人顿悟式地重新审视上古时期的“天命观”,他们未将自身的成功视作偶然,而归为自身能以德顺乎“天命”的必然。于是,上古时期原始宗教性质的“天命”观念逐渐演变为西周时期的“德命”主张。统治者拥有“德性”被视为政治制度与实践的金圭玉臬,随之而来的是神的宗教属性逐步减弱,富含人文主义特色的“德”的观念逐渐占据西周政治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然而,周人所谓的“德”具有鲜明的身份属性。孔子的一大创举在于重释“德”,将周人“获命于天”的贵族德性人格观下移至平民社会。这实际上从制度精神中逐步消减了“德”对“位”的依赖,开启了儒家德性政治的传统。孔子之后,孟子从“仁”的角度向前推进了孔子的学说。与孟子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相比,荀子的政治哲学更加重视经验与现实之维,他进一步向外推扩了儒家的德性政治思想,对孟子作出关键性补充。
荀子构筑起以“天人论”“人性论”与“礼治论”为三大基础支柱的德性政治思想。一方面,荀子德性政治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包括“天人论”与“人性论”。首先,荀子形成了“分-参-合”的“天人论”。荀子的“天人论”是由“天人之分”开始的。在“分”的基础上,人要重视“人道”以通“天道”,积极“参天”以达成“天生人成”的进路。可见,荀子所谓“明于天人之分”是在天与人“合”中寻求“分”,它依然隶属广义上的“天人合一”范畴。荀子对于“天”所持自然论的理解区别于传统一贯的儒学要旨,但并未走向纯经验主义的一端。其次,荀子的“人性论”也是其德性政治思想的形而上学基础。荀子的人性观点历来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也是多有争议的内容。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不小分歧,诸如“性朴论”“弱性善论”“性恶心善论”等新的研究论点提供了全面认识荀子思想的种种切面。另一方面,荀子在“天人论”和“人性论”基础上引出其“礼治论”,并以之作为形而下的理论基础,铺设了“以礼释德”的实践路径。《荀子》全篇贯穿着“礼”的理念,对于深入探讨“性恶”与“成德动机”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易言之,荀子对道德的关注是密切嵌入到其政治哲学思想之中的,其道德的实现是以“天人之分”与“人性论”为前提条件的,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则是“礼治论”,这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荀子德性政治思想的逻辑构成包括“君者善群”“德以叙位”与“化性起伪”三个方面。首先,荀子德性政治的理想是“君者善群”,即由具有高度德性的圣王以名正言顺的方式达成“正理平治”的有效政治秩序。面对再建政治秩序的时代任务,荀子主张依靠融合了道德与政治权威于一身的圣王,这一理念是荀子作为儒家的昭彰证明。与“天人之分”相对应,荀子认为“明分”方能“使群”,体现出“分”作为儒家差等秩序的重要概念,已经深刻嵌入儒家的秩序构建之中。同时,荀子以儒家“正名论”的传统突出“君”在达成“天下型国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此外,“知通统类”与“王霸并行”构成了荀子群学中“成群”与“善群”的治术。其次,荀子德性政治的目标是“德以叙位”。荀子“法后王”的目的在于强调学习后王德政的治世之道。再次,荀子德性政治的转化枢纽是“化性起伪”。其中,“涂人成圣”是化性起伪的德性自觉,而“心”之“伪”作为化性起伪的向内之术,与“情”与“知”的荀子工夫论及礼义法度并施的化性起伪向外之术,共同指向了虚壹而静的“大清明”境界。
儒家的政治哲学始终以“人”为终极关怀,所以荀子德性政治的实践进路由关涉政治具体实践的君、臣、民展开。其一,君要“正德”,才算“天命正当”。这体现了儒家圣贤的“政道”目标和儒家先贤立政的德义原则,在路径选择上,荀子认为合格的君主要尚贤使能。其二,臣须“惟道”,做到“从道不从君”。从臣的发展路径来说,在臣的选拔时,要注重守礼求仁的选拔标准;在臣的事务实践中,要明确公私之辨,为人臣者当自守其“道”以忠于“臣德”。其三,对民的关注是为政的重心,民应“厚生”,秉守“生民民本”的理念。“民本”思想一直被认作是儒家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荀子的“君舟民水”说折射出一种安危乃至生死关系。一方面,天下之所向,归于生民。这是儒家历来坚守的“生民民本”观念,荀子“立君为民”的主张,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出于真诚关心民众福祉的道义担当。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强调的个人的责任意识与道德价值,可以补充西方民主政治过度注重权利而忽略义务的现象。荀子所谓“明分之道”落在“民”的治理上,让我们看到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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