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诗歌
庄子
文学接受
摘要：
王国维于《宋元戏曲史》中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就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态势而言,文人们不仅深受玄学思潮影响,还在个人情志与思想方面与庄子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共鸣。基于此,诗歌创作也逐渐挣脱儒学一尊的禁锢,从庄子其人其书中汲取养分,成为名士们体认自我价值,迸发情感火花的载体。论文探讨魏晋南北朝诗歌对《庄子》的接受,最先即要明确此时期庄学勃兴的文化语境。具体内容有三:一是从“为人”与“为文”的角度明晰学术思潮转向庄子的表现与原因;二是认识庄子思想中的“悖论”与玄学中心问题之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三是关注庄学与儒学、佛学之间的互动、融合,提炼此时期不同阶段庄书传播与接受的特质。总之,以期说明《庄子》如何应运成为魏晋南北朝之显学并占据当时诗人们的心灵。
庄子身处风雨如晦、哀鸿遍野的时代,对人生难卜的反思,对苦难根源的发掘都极其深刻,可以说其思想清醒、洒脱的背后渗透出关乎生死、出处问题的强烈悲剧意识。建安诗人拉开了魏晋南北朝抒怀咏志诗歌创作的序幕,从重视事功转向关注个体生命,所“怀”所“志”的内容也集中表现出当世悲剧底色之下真实又无奈的人生体验。因此,论文第二章从庄子与魏晋南北朝诗人同样面临的“万世哀怨”入手,一方面探究诗歌中的伤逝之情、养生之道、超越之举如何接受《庄子》中的生命意识、生存智慧与“化”之思维,以实现对生死的感悟与超越;另一方则认识到诗人与世相处时的忧愤、委顺与抗争皆根源于庄子关怀社会与关怀生命之间的两难状态;而诗人们不深陷于尘世泥淖,效仿“一龙一蛇”,最终回归本性的过程则是对庄子出世精神的实践,庄书理想人格的效仿。
所谓游仙诗是指以神仙原型、神仙故事、神仙思想为题材描述灵异世界的作品。它萌芽于秦汉,兴盛于魏晋,绵亘于南北朝,不仅呈现出摆脱宗教观念,汲取道家智慧的发展趋势,还彰显了超然高蹈的心灵底蕴,渴慕山水的理想追求等“庄子式”的文人化特质。故而,历来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游仙诗多重视其“仙”“道”融合的过程,并溯源至闳肆浪漫,颇具神仙气息的《庄子》。论文第三章即以此为经验基础,先是发掘庄书中遨游六合、长生久视的神仙形象与炼气、养心的修炼方式对《庄子》中神人、真人的直接继承;后探讨诗歌的游仙想象在安顿身心、走向自然方面的表现,将其视为对《庄子》人生哲学之经验总结的二次阐释与演绎。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田园诗歌作为独立的门类登上文坛并取得长足发展。这是自先秦以来山水审美意识逐步演进的结果,更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关系密切,即庄学勃兴不仅唤醒了个体情性,促使名士们观照自然景象获取精神快慰;更将行文中潜藏的服膺自然,齐同万象的山水基因激发出来,以引导士人向往林野江川。基于此,论文第四章将山水田园诗的创作视为庄子超越、逍遥思想落实于现实的途径之一,并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竹林时期,太康与永嘉时期,东晋时期,南朝时期,不仅说明了披拂庄风庄影的作品是疗愈士人心灵的良方,还指出其“物感”模式亦是庄子物化、虚静、乘物游心等思想的审美转化;不仅认识到《庄子》中的山水体道之游打破了玄理与自然的隔阂,指导兰亭诗人览观万物寄托襟怀,还剖析了蕴含出世之隐的“南冥”与“至德之世”如何被陶潜接受,并成为绘制“南山”“桃花源”这等承载精神、社会理想蓝图的临摹对象。此外,本章还不局限于“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认识,进而从南朝诗歌“看山水”“选山水”“写山水”三个方面,建立起它与庄子齐物、逍遥理论以及浪漫主义风格之间的承继关系。
意象是诗歌的基础构成单位,具有凝练、精悍等特质,发挥着充实文本思想内蕴,营造文本审美氛围的作用,因而是剖析诗作思想性与文学性时不可或缺的关注重点。意象并非只存在于诗歌之中,“以象谋篇”庄子同样构建起绮丽生动的意象系统,并凭借突出的审美水准,蕴藉的哲学意味以及丰富多样的种类远溉后世。第五章首先界定了《庄子》中意象的概念,将个体意象、物象群意象、寓言故事意象都纳入后世接受的范畴;其次探讨了诗歌意象的审美特质、思维方式对《庄子》意象的“情理互通”与“游”之思维的阐释与应用;而后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将承继《庄子》的意象归纳为人物、动物、风物三类详而论之。可以说,此时期的诗歌不仅借助《庄子》意象拓展了作品的思想与诗意空间,还无意中契合了庄子“得意忘言”所表现出的韵味无穷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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