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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孔子   士   君子   士精神  

摘要：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处在交汇处的士阶层成为社会等级上下流动的中间区域,一方面部分上层贵族因战争流亡等原因跌落至下层庶人,另一方面下层庶人因自身的才华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从而有机会晋升到士阶层,种种因素的叠加促进了士阶层的崛起与壮大。兴起于春秋时期的士阶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占据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其能成为一个稳定的阶层正是归因于士人所特有的高尚的“士精神”。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仅仅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低一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孔子对士进行了全新的诠释,赋予其道德性与使命感,为士树立了承道的理想目标,指明了全新的前进方向,并以自己的实践展现了高尚的士精神。 孔子对“士精神”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的“士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士志于道”的承道精神。这是孔子为士所树立的理想目标,是士人的初心与使命。其二,“君子三畏”的敬畏意识。孔子从“天命”“大人”与“圣人之言”三个方面提醒士要怀有敬畏之心,时刻谨言慎行,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其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仅使士人积极进取,以长远的目光看待现实,而且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社会的和谐稳定。其四,“自强不息”的担当精神。中国士人的担当精神在孔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乱世之中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上天赋予的使命,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坚韧执着之精神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给予后世士人深远影响。在孔子的感召下,中国历代士人有理想,敢担当,格局远大,积极作为,不仅挺立起中国的脊梁,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使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年而绵延不绝,成为世界文明的瑰宝。 孔子不仅塑造了崭新的“士精神”,而且以自身行动践行着“士精神”,为后代士人如何培养和践行“士精神”提供了借鉴。孔子践行“士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追求、学识修养和政治实践三方面。在理想追求方面,士人立志于学,学以致道,通过学来提高个人能力与素养,成就君子的理想人格,从而担当起志道、承道、弘道的历史使命。在学识修养方面,士要笃信好学,内外兼修,端正学习态度,既要重视个人品德的涵养,也要不断学习各种知识技能,成就自我的内圣,从而为参与政治、实现外王做准备。在政治实践层面,士要秉持儒家“学优则仕”的传统,勇于担当,积极入世,辅佐君主以德治国。同时,士也要秉持中庸原则,做到用行舍藏,可仕可隐,明哲保身,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行道义于天下,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最终达至内圣外王的理想境界。 孔子关于“士精神”的塑造与践行不仅对历代士人君子人格的形成影响深远,而且对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亦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孔子塑造和践行的“士精神”不仅是君子理想人格的修为标准,激励着士阶层去关注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且是中华儿女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动力来源。我们应当学习孔子的“士精神”,立志于道,不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以天下为己任,为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力量,共同谱写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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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尧文化   韩非子   法家思想  

摘要： 尧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象征符号，其内涵有多个面向。《韩非子》是战国晚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总集，书中关于尧的叙述，不仅有对之前传说的继承，更多的是对这些传说的解构与重构。《韩非子》多处对传统所认为尧本人与尧时代的完美形象进行了否定，欲将之拉下神坛，同时对尧舜禅让传说进行不同角度的质疑，并试图将尧重塑为法家式君主。《韩非子》所要重构的尧形象在后世并非主流，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尧文化内涵的多元与复杂。

关键词： 孟子   仁政   政治伦理  

摘要： 本研究尝试剖析孟子的仁政思想,以及其在当代政治伦理实践中的参考价值。希望能够在这次研究中说明,孟子的仁政思想不仅历久弥新,更是政治伦理学领域中的一笔瑰丽而珍贵的遗产,具有深刻的现代政治伦理意蕴。 第一章阐述孟子仁政思想的理论起源,通过分析殷商“巫”文化中祖先神与上帝神的联结以及“巫”文化在后来经理性发展的多向延展、西周“天命观”带来的“有命自天”的信念和“德”、“礼”、“敬”情感价值、孔子的“天命思想”和“为政以德”的政治伦理主张等来探讨它们对孟子仁政思想的塑造和影响。 第二章明晰孟子仁政思想的伦理原则,并解读其中的“性善”与“仁心”两大核心理念。这两个理念强烈提倡人的本善与积极追求伦理道德,为孟子的仁政思想搭建了坚实的道德基础。此外,“义先于利”的价值观使得孟子的道德观念有了更深的价值,强调道义应优于利益,利益只有在道义的指引下才能合理地得以实现。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观念,该观念在国家政治治理中赋予了民众至关重要的地位,并主张君主应尊重并关注民众的利益。 第三章从实践的角度出发,分析孟子仁政思想的具体实现路径和可能带来的效益,从仁心出发,通过实施仁政来向外展现仁心。进而,文章分析孟子所阐释的实施仁政的具体路径,包括但不限于保养生民、减轻刑罚、降低税收、与民共乐、道德引导、法律为辅、尊重才能等手段,并初步阐述了孟子认为其理想中的仁政可能产生的积极效益,如“仁者无敌”的政治效果和“运政于掌”的政治境界等。 最后,第四章则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历程中产生的种种思想理论出发,分析孟子仁政思想对当代政治伦理的深刻启示,特别是其思想在人民至上、群众路线、精准扶贫等方面所提供的一定的理论参考。总的来说,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政治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示作用,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政治伦理意蕴,进而有助于推动当代社会公正与和谐的实现。

关键词： 孔子   孝道观   现代价值  

摘要： 孔子的孝道观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教化特征。在基本孝行方面，其主张“敬”“养”统一；在伦理原则方面，其强调“孝”为“仁”本；在道德规范方面，其推行依“礼”行“孝”；在社会生活方面，其倡导内“孝”外“忠”；在家庭美德方面，其劝勉“慈”“孝”“友”“悌”。孔子的孝道观对中华孝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人们进行文化价值观培育的历史素材和宝贵资料。本文通过研究孔子的孝道观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旨在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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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孔子   詩教   思無邪   詩可以興   仁學   情的公共性  

摘要： “詩教”一詞出自《禮記》,真正的源頭當溯至孔子。孔子一方面繼承“詩言志”以及“國子詩教”的傳統，也就是繼承詩的公共志向性以及共同體教化工具的概念。一方面又重視詩的感通作用，以及詩的人格提升功能。孔子論詩，極重社會義的教化，以及主體義的興發，詩教由此而興。在《論語》一書中，孔子提出“思無邪”、“興觀羣怨”、“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原則。主張情的公共性，詩、禮、樂一致。讀者讀詩，就有修養的涵義，“可以興”以下的四種“可以”即有工夫論的内涵。本文援引《論語》與儒門文獻，以證孔門的仁詩一致説。

关键词： 荀子   礼学   称情而立文   情理交融  

摘要： 人是万物之灵,人的理性思考与情感变化反映着人类社会伦理生活的发展。情理间的关系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伦理学建构过程中绕不开的重点内容。自古以来,中国哲学都对此颇有着墨,中国哲学的重要学派儒家也自孔孟起就对情与理的关系作出多番探讨。作为先秦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的礼学思想中也充满着情理之辨。那么,荀子是如何解决情理关系的?他将情理关系的研究推到了怎样的高度?上述问题的研究,不仅对荀子礼学思想和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对当代道德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荀子的礼学思想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后世学者研究礼学的珍贵思想宝库。荀子主要继承了孔子重振周文的理想,他“以斯文为己任”,将礼学阐释为礼义之统,引入“统”与“类”的观点,为周文找出了一条“共理”,为其注入了新活力。同时,荀子也承袭了孔子的仁学观点,并以独特的人性理论对“天下归仁”的愿景作出阐发,将复归仁的进路描述为“伪”。荀子重视人,尤其重视人文。由于战乱纷争四起的时代背景,时人亡于情欲而失理,荀子为重铸周文权威,挽救人心浮沉,提出了振聋发聩的“性恶论”。性与伪,是其礼论思想中最重要的一对范畴,性恶论与圣人化性起伪,是他所设立的仁的起点。他强调,人并不是生来便懂得何为美,何为善,而是在不断地学习实践中,依靠自己的积习而成,并可由此成圣成仁。可以看到,荀子在人性论中,展现出其鲜明的经验主义色彩。 通览《荀子》一书,可以看出,在社会治理层面,荀子将王制和人性作为一对范畴,前者是礼制的规约,后者是人情的根本,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相辅相成,从政治角度阐述人亡于情欲势必引起乱世纷争,提出了礼以节情的解决手段;在人性论层面,荀子以其独特的性伪观作为情理观的载体,从化性起伪的必要性出发,点出伪是情的矫正,正情必须合于理,由此进一步说明情文的关键性,指出礼义制度源于情的发用;在礼乐层面,荀子用“礼辨异,乐统同”阐发礼乐在社会习俗中发挥的不同功用,指出礼即理之规则,乐即情之合宜,二者对于社会礼俗的人文化成和君子品格的培养都是不可或缺的,以礼乐的和衷共济描绘情理的交融互鉴。 荀子在其礼学思想中将制礼的依据归于理与情,主张制礼必须参天地,并称人之情。由此,便引出了情与理的关系研究。理是礼之质,是礼制建构规范的本源逻辑,是义理,在个体身上则体现为人的理性。情是性的生发,是圣王制礼的始点,是礼之文的依据。情与理的关系可以被解读为礼乐之道。情是理的发源,理是情的范导,情为礼之文,理为礼之质。乐的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人的性情,使人追求善的价值观,以达“美善相乐”之境。情理交融,体现在礼乐的刚柔相济、礼之质文的统一、差等秩序与和谐社会的统一以及心之所可的共通。以性伪合,达情理合,最终施为于德行,这是荀子礼学一以贯之的思想理路。在荀子的情理关系思想中,其情论下通性,上达行,使得情理间互补统一、互为资用,以人文化成的原则,化民成俗,治国安邦,不仅是“隆礼重法”治道观的践履,更显现出“致中和”的文化精神,具有丰富的思想价值,其对当代道德体系的建构与道德教化的完善有着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