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东北作家群
流动
抗战
民族
中国现代文学
摘要:
东北作家群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透彻分析的现象。现有对东北作家群的研究,多从地域或文化的角度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虽屡被提及,却尚未获得充分展开,因此对东北作家群的再论有其必要性。作为“来自东北”而在关内文坛崛起的作家群体,“流动”不仅是他们的行为、身份、书写内容,而且是其群体聚合的成因与特质,也因此构成了理解东北作家群的一种视角、思路和方法。同时,跨域流动的东北作家群与东北文学总是能够率先站在时代潮头,捕捉、表现或引领了抗战时期文学的发生、演进与转折,故以东北作家群的流动为线索,或许可以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时代精神、民族命运、作家心态等问题,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因此,本文从流动视域出发,着力探究此种“关系性”与“关联性”。具体而言,在梳理东北作家群的流动路线、创作状况及群体的形成与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通过检视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实践与上海左翼文学、抗战文艺、解放区文艺、四十年代多样性的“地方性”文艺之间的互动关系,探究其在抗战文学及抗战历史中的作用。同时,经由对东北作家群跨域流动与抗战书写关系的考察,试图辨析“东北”如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抗战符码,考辨东北作家的创作怎样重构了战时的民族情感,改写了乡土文学的书写范式,谱写了流亡者的精神史诗,并以此重审东北作家群的文学史意义。论文除绪论与结语外共分五章,内容提要如下:
第一章,讨论东北作家群的形成与1930年代上海文坛的关系。东北作家群1930年代中期流徙上海,并在左翼文学的推动下,以“新鲜”且“真实”的东北书写,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被上海文坛识别为抗日文学和左翼文学的先锋。在此进程中,“东北作家群”逐渐形成。同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加之东北作家作品的散布,“东北”及其抵抗意涵为关内同胞所体认,经过一系列的文学事件与日常生活事件,“东北”成为了一个坚实的抗战文化符码。
第二章,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形成的“东北作家群”开始以群体的形式流动。武汉和重庆是抗战文艺兴起与发展中的两个重要空间,也是抗战文艺的中心,因此本章节以“文协”的文艺主张及文学论争为切入点,梳理东北作家群流动过程中的创作转变及群体流脉,并探究他们在“抗战文艺”发生、发展脉络中的历史作用。除了对文艺政策和趋势的宏观勾勒外,以萧红《七月》时代的散文,东北人士主办的杂志《反攻》,东北作家的战地旅行记,来具体地呈现东北作家群在抗战后的新变。
第三章,东北作家群在流动旅程中进入不同文学场域,这对他们的创作路径、文艺思想、政治意识等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延安即是一个独立且独特的文学空间。本章梳理东北作家群在延安的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辨析他们融入延安文艺的具体方式,以及在此进程中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从“抗战文艺”向“人民文艺”的转变。此外,无论是在东北作家群,还是在延安文艺中,萧军都具有典型性和独特性,因此,本章透过萧军在延安时期对鲁迅的回忆、纪念与阐释,考察东北作家群的文艺立场、文学思想与延安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
第四章,香港和桂林既是东北作家群抗战流动的终点站,也是其创作的“黄金收获期”。本章中重点考察东北作家群与香港、桂林的“地方性”文艺的关联,明晰香港南来与本土的互动以及桂林所提供的“大后方”视野,如何影响了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并进一步探究东北与香港、东北与桂林等地理空间的抗战连带。同时,本章以香港时期端木蕻良的创作拓展及其文艺观的形成为例,透视东北作家群在抗战文艺形式探索中所提供的地方性路径。
第五章,基于对上述流动空间与东北作家群创作的整合,本章总体性地检视在流动过程中,东北作家群面对新的历史现实与文艺需要而形成的一些特质,并对一些重要问题重新阐释。“民族”、“乡土”、“流亡”这三个关键词,构成了东北作家群的精神内核,也显影了东北作家群的时代意义与文学史价值。笔者分别从东北作家群如何促进了战时民族主义的发生,怎样推动了乡土文学的抗战转型,以及东北作家群的跨域经验如何对象化为对流亡者精神世界的关注和描写,并试图给出新的理解。
整体而言,本文通过对东北作家群跨域流动与抗战书写的论析,试图回到历史语境中,爬梳东北作家群的发展流脉、厘清其创作特质,并在与文学场域的互动关系中,重新理解东北作家群对抗战文学及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同时,由东北作家群所提示的此种流动的思考方式,也将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一些新的问题及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