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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女性作家   自叙传   少女情怀   病情叙事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初期的女性小说作者的成名作和成功作品大都采用“自叙传”的写作方式，“少女情怀”和“病情叙事”是她们惯用的写作模式，这些都有超出作家个性因素的集体无意识成分。剖析个中原因对认识当时的一般社会情态和女性意识蜕变的丰厚历史蕴涵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家族文化   中国现代文学   家族叙事  

摘要： 中国的家族观念非常深厚，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强大的支配、制约作用。本文从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家族文化”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家族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本文从它的人伦秩序层面、体制化层面以及对人的家园精神层面进行剖析，并由此可以看出家族文化对现代作家价值意义的影响。家族文化贯穿现代文学的始终，伴随社会变革的发展现代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对家族的观照与省察。本文分三章把握不同时期家族文化叙事特点，从整体上，家族叙事历经了由兴盛走向衰败最终崩溃解体的过程，这也折射出民族国家的沧桑历程。同时通过对家庭中父辈与子辈之间矛盾冲突的把握透视出现代知识分子在理性与情感间对传统家族文化的自省与思考。现代家族叙事的流变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关于个人、家族和民族国家的想象。

关键词： 父亲形象   人性化   复杂型   文化意味   中国现代文学   父子冲突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父亲形象具有独特的文化象征意义。浓烈的反封建、反父权思潮,使父子关系表现出“弑父”的全新主题,代表专制、落后势力的“父亲”,成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其实在“弑父”主题之外,还有一些更具人性化特点的父亲,由于受到主流话语的挤压,甚少有人研究,或研究过但需要重新阐释。因此,本文选择了三类父亲形象,作为“弑父”主题之外父亲形象的代表,分成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父亲形象研究的梳理和反思。这一部分主要总结了前人对父亲形象研究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并指出其不足之处在于,对“弑父”主题下父亲形象的关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其他类型父亲形象的研究,由此引出本文的论题。 二、隐忍型的父亲形象。相对于其他父亲而言,隐忍型父亲对子女的付出更加彻底,父爱的一厢情愿,使得父子之间形成复杂的矛盾冲突。在父子冲突的框架内,更显现出父亲身上的悲剧色彩,从而引发人们对“怎样做父亲”这一问题的反思。 三、人性化的父亲形象。父亲对儿女生活的关心和人生的指导,使此类父亲身上寄托着作家们对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追求,父爱在作品中得以充分描绘。人性化的父亲形象同样具有一定的文化意味,不违背自然人性、追求父子关系和谐的文化传统和作家的特殊经历,成为人性化的父亲存在的文化基础。 四、复杂型的父亲形象。现代作家对家族文化批判与眷恋的矛盾,使对封建大家庭内的“父亲”呈现出复杂的情感态度。他们笔下的父亲往往是专制与慈爱、堕落与忏悔的复合体,在以往“父与子”故事的比照下,复杂型父亲形象也呈现出特异的面貌和相应的丰厚性。

关键词： 文学研究会   文学制度   文人群体   文学传播   文学秩序  

摘要： 作为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场域，现代文学制度是文学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不仅包括文学意识和表现形式的革命，也离不开现代文学生产体系和制度保障。现代文学所具有的职业作家创作机制，报刊的传播机制，读者的接受机制和文学社团的组织机制，文学批评的约束引导机制，文学的评奖和审查机制等，都是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内容，参与建构了现代文学的意义。现代文学制度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在晚清时期初具雏形，20、30年代得到长足发展，40年代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现代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在以文学建设实施文化启蒙使命的根本宗旨指导下，在规范社团组织机制、推动作家队伍建设，引导文学生产和传播，策划文学论争与批评，影响文学接受等方面都对现代文学制度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所建立的文学制度模式不仅从制度层面为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而且确立了现代文学制度的一些基本框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文学社团组织制度、职业作家创作制度、报刊丛书与传播制度、文学论争与批评制度等方面对文研会在现代文学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进行具体论述和剖析，并将这种剖析置于现代文学制度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对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予以宏观、动态的把握。 文学社团的组织制度是构成现代文学制度的重要环节，规范成熟的社团组织制度不仅有利于文学社团对文学生产的整体运作，而且对于扩大新文学的影响，为现代知识分子尽快赢取社会合法性地位，加快现代文学制度的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现代文学界出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文研会以其组织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熟规范，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由于有着鲜明的文化启蒙意图，虽然是文学社团，文研会却处处体现出社会文化组织的特点，秉承强烈的务实精神，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且自觉追求自身组织机构的完善。本文从文研会组织成员的社会活动背景、组织形式的社会化：前期的精心筹备、组织机构的规范化、包容原则和全局意识等方面对文研会的组织制度进行了全方位阐释。 在文学制度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整个文学生产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在文研会成立之前，随着文学市场的出现，新式教育的推广，尤

关键词： 现代文学   现代性   人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家族文化  

摘要： 本文主要讨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基本内涵的理解,作者认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达到的一个阶段。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以家族文化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同方面影响和制约了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现代性的生成和演变。作者从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分析阐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本文共分三章: 第一章: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民主主义、科学主义等现代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化之路 第二章:以阶级斗争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在中国的实践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章:以家庭文化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演变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带上了浓厚的中国特色。 结论:三种力量的历史的综合,才能铸造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

关键词： 文学   意识形态   文艺政策   文学艺术政策   小说   文艺家   满洲   日本侵略  

摘要： 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抢占文学领域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当时的文学几乎都是围绕各种意识形态进行生产和传播。即便是“讲究性灵、笔调,多谈风月,少谈或不谈政治”的消费性文学,因其疏离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

ISBN: (纸本)7542624075

关键词： 旧体诗   中国现代文学   现代文学史   研究  

摘要： 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在尝试着要把它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

关键词： “无讼”景观   国民性批判   礼俗文化   民间正义   复仇主题  

摘要： 在方法论上,本文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法律文化阐释。通过文学与法律的跨学科研究,发掘并阐释了一种富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所谓“无讼”文学现象,是指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文本中,以底层民众为主体的主人公,不将具有“准诉讼”意义的冲突和纠纷诉之于法庭,通过国法解决;而是选择诸如私了,暴力,甚至动用私刑等等非法律手段,或者是仰赖种种具有自治性质的民间组织来解决的一类文学现象。本文对无讼文学现象的阐释,是通过追溯发生原因,在探索“无讼”文学(文化)现象多重根源的基础上,最终探讨其多重客观内蕴。此论述过程始终指向一个中心问题的解决:考察启蒙话语下“无讼”叙事所内涵的“国民性”批判主题之于创作的价值和局限。对于重新理解,评价新文学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希望这是一个具体、切实的考察渠道,进而希望能为我们重新理解新文学的“启蒙”母题开拓新的视点。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绪论部分在对研究方法,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说明之外,重点解释了“无讼”作为法律文化概念的内涵。传统“无讼”文化现象具有多方面的形成原因,不可能对其下一个简单的价值判断。为了突出“无讼”非意识形态性的独立生成根源,在两个层面上对此概念进行了区分。首先是理想的“无讼”概念。指的是没有冲突和纠纷而不需要法律,或者是将法律搁置不用的一种理想政治﹑社会境界。其次是具体的“无讼”实践。是指,日常生活中本来具有诉讼可能的冲突和磨擦,不是通过专门的司法机关,动用法律以诉讼的形式强制解决,而是以各种各样的非法律形式解决。本文是在结合此两个层面的“无讼”内涵,并在侧重第二个层面的基础上,发掘并阐释现代文学中的“无讼”现象的。大量的“无讼”文学文本表明,中国现代文学所具有的法律感并不是不强烈,文学与法律之间只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同时也更为民族化的形式保持着对话。 第一部分主要是发掘并凸现启蒙话语中的“无讼”景观。共有三个小节。第一小节叙述据以概括“无讼”文学现象的法律文化语境。中国现代文学缺乏典型

摘要： 一学制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指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并由国家颁布实施而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用于调整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连接、比例关系及教育权力配置关系的学校教育制度，它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学习年限、领导体制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学校的组织编制、课程的设置和规章制度的拟定都要以学制为准。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是我国有系统的近代学制的肇始，但未施行。1904年，张之洞领受朝命，对学制重新厘定，奏准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较“壬寅学制”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更为详密，随之颁行全国，以迄清末，即所谓的“癸卯学制”。癸卯学制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由国家颁布并施行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它第一次系统地引入了近代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分科立学的观念，把中国传统的史部（中国史学门、中国地理学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传记杂史等）、子部（中国文学门之周秦诸子等）、集部（中国文学门下设的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和四库集部提要等）知识系统纳入到文学科大学之下，促进了学校课程布局和教学内容的变革，为创设具有近代意义的学科门类和知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证。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上的失败，使得中国政界和知识界不得不考虑向西方文化学习，在经过“体”、“用”观念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西方的科学、文化理念及政治、教育制度终于被中国社会所接受，具有近代意义的分科观念和分科原则逐渐为近代中国教育界所采用。近代西方学校的分科系统，是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考试、评分和书写为教育实践方式和教育评价机制，并由相配套的学科规训制度而组建成的以分科立学、分门设目、分目研读为分科原则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众多学科门类的知识体系。近代中国学界按照西方大学分科之原则，采用大学分科之方法，以学科划分为分科标准，以近代西方尤其是日本学制为参照系，对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知识系统进行重新分类和配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对中国现代学制影响深远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壬寅、癸卯学制制定之前，分科立学的观念在当时的教育界已相当普及。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综合西学和中学，提出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学科划分方案。① 依据近代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1883 年王韬在香港刊行《弢园文录外编》八卷，主张学校书院既要讲文学，又要讲艺学的“文学科、艺学科”分科方案； ② 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立两湖书院，设经学、史学、理学、文学、算学、经济学六门。③ 1896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学问宜分科也”，并拟在京师大学堂分立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等十科，认为以此可以“总古今，包中外，该体用，贯精粗”而“英才自出”。④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派张百熙为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并着裁定章程具奏。⑤ 同年夏，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4个月，并写成《东游丛录》一书。 归国后其弟子又编成《东游日报译编》一书。两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学制，对清末教育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⑥ 可见，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和日本学制在清末学制改革之前已经被当时学人普遍接受，引进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并师法日本学制，成为当时学制改革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