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我”之观念
个体
群体
现代文学
兴起
摘要：
文学发展与思想观念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思想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构成部分,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现代思想观念的诞生而兴起。随着思想文化中“我”之观念由传统转向现代,中国文学从精神资源、语言形式、叙述视角、叙述模式、书写主题等方面,都有了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表达,中国文学由此拉开了现代文学兴起的大幕。
理解“我”之观念与现代文学的关联,需要回到中国现代“我”之观念诞生时期的具体语境中予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以家国同构为社会基本结构,在主流文化中,“我”之观念根植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文化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之中。在这一传统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中,对“我”之观念的理解起始于一“身”之我,并经由“家”到“国”进而实现“平天下”的终极追求。在1895—1925年间,文化层面的“我”之观念和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之观念日渐从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结构中脱离出来,在知识界对西文的翻译以及在对西方观念的接受和反思过程中,“我”之观念开始了其现代萌发。西方现代“我”之观念的确立源于将主体从基督教神学的意义框架中解放出来,中国现代“我”之观念则是“我”从“修齐治平”的框架中独立出来。从传统的“家国天下”到现代民族国家,“我”之观念不断在思想文化内部进行整合与调节。
探寻现代“我”之观念与文学的关联,需要从现代“我”之观念以及这一观念何以影响文学形式与文学内容入手。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以现代“我”之观念为文学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流,以白话文中“我”的全面应用和第一人叙述模式为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一方面,在文学中呈现出以理性、情感、自由为核心的个体观念之“我”,另一方面,结合中国历史与文学的具体实践,则呈现出以现代国家建构为最高目标的群体观念之“我”的主体追求。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我”之观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具体作品的文本分析之中,本文以“我”之观念为视角,描述和分析1895—1925年期间“我”之观念的内容及其类型,考察其与中国现代文学兴起之间的具体关联,全文分六章展开。
第一章论述现代“我”之观念的诞生。从龚自珍到谭嗣同,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我”之观念的理解为现代“我”之观念启蒙奠定了思想基础。1895年前后,现代“我”之观念兴起于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的论述之中。严复对“小己”的翻译是现代“我”之观念的开端,通过关于“小己”的翻译和引介,中国的思想文化界自此获得了理解“我”之观念的新的意义框架。梁启超作为近现代思想与文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其早期文章中否定“己”之观念,而在中国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化的过程中,梁启超对“己”的态度日渐由否定转向肯定,并确立了对于“大我”的推崇,即在群体认同和群体价值中确认“我”。梁启超以“国”和“群”为目标,以新民、新小说和“新我”为手段,推动“我”之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其“大我”的提出对现代思想和文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太炎面对传统思想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认知框架时,破除“天”和“理”的合法性,主张去家、去宗族、去国家,反对一切团体对人的压制,肯定人的主体性,主张“为己”。并以佛教唯识学“三性说”为理论资源,主张破除“我执”的“无我”观,然而“无我”是为了“圆成实性”,其最终目的是成为“真我”。章太炎主张建立独立的主体之“我”,其“依自不依他”的观点是中国知识分子以传统思想资源反思现代社会中“我”之观念的成果。具有现代思想的“我”之观念由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著述中诞生,为现代文学、思想文化中主体之“我”的观念提供了启蒙资源,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
第二章归纳1895—1925年间“我”之观念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我”之观念的类型。以“我”之观念作为对于现代文学兴起的解释之一,首先需要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兴起时期“我”之观念的具体内容及其价值追求。论文以1895—1925年期间的报纸和期刊为主要研究对象,呈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我”所持的复杂观念。由于这一时期的文献材料中,“我”之观念极其丰富和繁杂,故而在划分“我”之观念类型时,主要以归纳总结为方法,而非严密的逻辑推论。现代“我”之观念可归纳为四种类型:第一,“我”之利己观念;第二,“我”之群体观念;第三,“我”之个体观念;第四,“我”之宗教观念。这四种类型较少独立呈现于现代文学和思想文化领域,多数情况下以组合的模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第三章从语言层面分析“我”的历时演变,以及文学语言形式的现代变革问题。首先,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基于语言形式的变革,在推动白话文使用的过程中,胡适作为白话文的倡导者,从国语文法上对“吾”与“我”展开研究,在语言形式上为现代文学表达“我”提供了能指,汉语中“我”的现代用法的生成也大体起源于此。其次,在“我”及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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