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文献订阅-三峡大学图书馆

李金胜

河北威县教育局

2006年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述

程凯

摘要： 新的危机意识2006年10月12日第九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在大连召开。会上，王富仁教授做了引人注目的发言，他从自己新近提出的“新国学”概念入手描述了现代文学研究在今天遭遇的危机以及应对策略。在他看来，近年来兴起的复兴传统文化的舆论潮流对现代文学的合法性造成了较强的冲击，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再次背上了割裂传统的骂名，并面临着被否定、被忽视，进而被排斥在中国历史传统之外的危险。针对这一危机，他提出要重新界定、看待传统以及对传统的研究——所谓“国学”。以往通常将“传统文化”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将“国学”视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专门学问。而王富仁提出今天中国所借助的传统决不仅指古代传统，同时也应该包括现代中国的传统，以新文学为核心的现代文学就是这个现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应地，旧的“国学”观念也应该被“新国学”所取代，它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从古至今所有属于中国的文化历史。王富仁的发言在与会者中间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赞同他的说法，认为这是关系到现代文学研究生死存亡的大事，但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过虑了，将“国学”概念扩大到无所不包的范围不会产生有效影响。“新国学”的概念是否成立，能否产生广泛的效用还有待时间检验，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相关言论背后蕴涵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几乎已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标志，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就不断在现代文学的会议中看到这种危机意识的表达。如果联系到新文学自诞生之初就是伴随着各种指责成长起来的，那么因现实意识引发的危机意识就是不可避免地内在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它体现了现代文学研究与现实语境之间的张力，某种程度上，它正是现代文学研究活力的来源。尽管有的学者担心现代文学研究过于受到现实意识的干扰而提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古典化”方向，但从各种危机意识依然不断涌现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研究的动力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的开放性，特别是对现实的开放性。许多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课题之所以仍具有被重新挖掘的可能性并非因为“新材料”的出现而在于理解方式、问题意识的调整。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的发生问题关于现代文学与“时代”、与“现实”的密切关系，王晓明的论文《“大时代”里的“现代文学”》① 做了宏观的梳理。作者在文中指出：由于中国的进入现代是一个被迫的结果，因此整个现代进程中包括双重的冲动，一是“西化”的冲动，二是“超越”西洋的冲动，它们构成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纠结，而现代文学正是“赋形”和扩展了这种冲动，由此形成了文学与时代的共生关系。在作者看来，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核心是如何“超越西洋”，而今天的中国仍处于“现代”的跋涉之中，在现实层面，西洋对“世界”的规划依然制约着我们的认识，因此，现代文学中表现出的超越西洋、抵抗情感“西化”的传统格外需要珍视，有待重新描述和阐释。

现代性的追求 ——论李欧梵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张静娴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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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浪漫颓废摩登

摘要： 李欧梵是海内外颇有影响的华人学者,在美国中坚一辈学者中,最受瞩目,成为继夏志清之后的又一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家。李欧梵不同寻常的才情和学术思路,对国内学界有着较大冲击力。“现代性的追求”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特征,他引进两种现代性的界说,在后现代性语境里探讨中国独特的现代性。他首次将“现代性”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并且把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文化放在现代性语境中加以讨论。他重估“五四”浪漫一代作家,指出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方向,勾勒浪漫主义的潮起潮落;他发掘“颓废”文学理路,形成了一套与“五四”和左翼对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尤其是他以“颓废”切入鲁迅矛盾而晦暗的心理世界,重造了一个复杂而深刻的“人间鲁迅”;他重构了上海三四十年代的都市文化,考察摩登上海的现代性,以“想象的社群”和“公共空间”理论透视都市文化景观,卓然而成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言。浪漫的现代性、颓废的现代性和摩登的现代性,构成了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研究的三个基本面向。李欧梵以“边缘人”的身份,游移于现代和传统、中国和西方、现代和后现代以及文史哲之间,对多种理论兼容并包又质疑创新,形成自己独到的理论方法。他开放灵活,多种文体相互杂错,不拘章法,独到的学术见解与鲜明的个人叙述风格巧妙融合,呈现给读者一个典型的“狐狸型”学者的生动形象。

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

周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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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 ——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

李岚

华中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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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游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行旅体验文化想象社会观念创作主体文体

摘要： 本文题为《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论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是以晚清至“五四”前后的游记为材料和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的游记的作用，以及游记和各重要环节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目的是：考察文化中的游记、社会中的文学，用跨文化的视野和文学史的立场重新解读游记，从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入手探究游记写作的特点，从而理清游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内的运动轨迹，揭示行旅者身份的独特意味，探讨晚清至“五四”前后的游记与社会观念变革、现代文学创作主体形成、现代文体形成的关系，以期重估游记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这一历史阶段的价值。论文共分六个部分。引论部分有两个内容。第一个是游记视角的提出：分析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对“游”、“旅游”、“行旅”和“游记”、“旅游文学”、“游的文学”几个近似概念分别进行了辨析和界定，确定“行旅”为本文的主要概念，“游记”是以散文体裁写作、描写真实行旅见闻感受的作品，并介绍了目前对晚清及以后的游记、和游记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个是视角的理论切入：重点提出“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这两个关键词，行旅体验与文化想象是理解晚清至“五四”前后的游记性质、切进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游记视角的重要概念，行旅体验的现代转型伴随着中国时局的变换，传递了直接的现代性感受，关系到晚清以后游记的内容；产生于行旅时空中的、有时代意义的景观文化想象和形象文化想象，构成了游记文本的潜话语层。第一章主要根据对游记作用的社会语境和观念背景这两个方面的研究，考察现实与观念上的游记作用的时代特征，提出“晚清至‘五四’前后”这一游记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起到作用的时间范畴。在社会语境方面，分别对晚清和1912年以后两个时间段的社会时局、思想文化、旅游发展等相关问题进行特征上的论述，介绍行旅活动的主要特点和游记的创作情况。在观念背景方面，以中国传统的地域观为基础形成的深远的乡土性和狭隘的世界观是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从晚清开始，要通过对存在的认知和对文化的判断，在普众范围内实现现代世界观的建立，需要相当长期的传播。综合性、摄入性的古典行旅体验易于导向古典中心论的扩张，形成“天下景观”式的审美对象，排拒性、分化性的现代行旅体验导致“天下”景观被“世界”景观所代替，有利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第二章是探讨游记与社会观念变革的关系。社会观念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重要内容，文化价值观和世界观在晚清以来的行旅者的意识与无意识中起着或隐或显的支配作用，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本章首先通过对游记与游记里的世界和民族的分析，揭示了晚清至1927年以前的游记中对社会观念变化的记录和表现。从中华文化共同体的立场出发，晚清域外游记通过集体行为初步构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和对中国社会的重塑，游记里体现出中国传统认知范式的猎奇、本土文化的坚守、域外理想国的描绘、对日本经验的选择性观照等现象。在1912年以后的游记里，晚清的多重文化认证下的矛盾的文化心态逐渐淡化，行旅者开始反思中西方文化差异，思考各种社会改革之路和中国文化的价值。同时，以道器价值为例，根据对晚清以来游记里的套话变化的分析，它对于社会观念和社会形态的意义，在于用形象的一种基本形态透视和反映集体想象的公共形态，预示文化进程的山雨欲来。而从晚清到1912年以后，异域形象由意识形态式向乌托邦式的转移，揭示了异域想象与“自我”真相的关系，说明游记对社会观念转变的反作用，从而论证游记作用的渠道。第三章探讨游记与现代文学创作主体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行旅中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机制源于人类共同的无意识，体现为对“惯习的改变”和“精神的转化”的追求，同时又保持了一些中国传统行旅的心态和时代印记，影响到他们在游记中所表现的行旅体验和文化想象。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作家都得益于年少时的行旅经历，而且他们会在以后的行旅中不断寻找灵感，获取更多的知识。在行旅中，新的体验带给了中国现代作家新的视野，开发了他们的写作潜力，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倾向，最终带来对中国现代文学面貌的改变，而游记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心路历程。同时，晚清到“五四”前后的行旅体验一方面影响到现代文学作者的文化身份，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另一方面通过不同的行旅文化群落影响了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第四章是研究游记对现代文体的促成。从晚清到“五四”前后，散文和小说两种文体的转型是和游记有一定联系的。在散文方面，本文从晚清散文文体变革、晚清游记的多层语体流变、新文体的发生和游记走向、“五四”以后瞿秋白的两部游记的语体和文体、以及游记和报告文学的界限等五个方面来论述游记和现代散文的关系。游记跨体式语言的大规模发生，对现代文

近代学制变革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确立

李昕揆

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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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近代学制学科范式权力内涵

摘要： 在清末民初的三次学制变革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借助学校教育制度,从癸卯学制中学科品格的具备到壬子癸丑学制中学科意识的自觉,再到壬戌学制中形成了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话语模式、课堂构架和教学方式,最终确立了其在知识谱系学中的合法位置,并作为一种学科知识形式得以在近代中国形成。在癸卯学制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逐渐从原先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混沌胶合的状态中分离出来,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品格得以基本确立。“文学理论”在壬子癸丑学制中的首次明确亮相以及与哲学、美学、修辞学等临近科目的并列设置,既表明文学理论在现代知识谱系中的位置得到认可,也表明文学理论开始具有了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同时,文学理论现代运行模式的基本形成,为文学理论向新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生产、传播和评价模式,文学理论作为一门专门性的知识进行课堂讲授和学术研究开始成为可能。壬戌学制对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类型的创制和推行,为文学理论话语系统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学理论话语得以借助于学制系统得到广泛认可,这为具有普适性和通约性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生产和文学理论教材编写、论文写作提供了必备的条件。与此同时,壬戌学制还对文学理论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规划,对教学方法进行了初步构建,为文学理论进行专门性的知识传授提供了一套规范而可供操作的课堂教学结构框架和课堂教学方式。知识借助于国家政权并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下来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文学理论话语在此语境中就不可避免地染上权力色彩。文学理论要成为一种权力话语,需要通过两个途径:第一,通过修辞言说达到以言行事之目的,即“修辞语用学”。“修辞语用学”重视修辞在文学理论研究探索和沟通表述过程中扮演的不可或缺角色,它关注具有同一性的事物或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使用不同修辞方式这一独特现象。就文学理论学科而言,学科名称的确立和现代话语样式的形成,意味着文学理论学科内部形成了一套崭新的语言代码,这套语言代码使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包含的意义和规则成为不言自明的知识,并进而获得言说的权力乃至支配言说的权力。第二,通过国家教育制度的授权成为一种权力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清末民初成为权力话语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它借助国家政权并以法令的形式在学制中的位置得到确立,并理所当然地出现在文化配置、知识谱系之中,顺理成章地进入学校课堂和科研院所进行专门性的讲授与研究。文学理论话语与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使得文学理论话语在言说与被接受的过程中,言述传递的文学知识不再是纯粹的知识,而是通过与政治话语言说的相互联结,成为一种具有权力特征的知识/话语形式。

一位瑞士汉学家眼中的德国汉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访德国波鸿鲁尔大学冯铁教授

李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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