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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中国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日本汉学   《鲁迅日记》   鲁迅   不解之缘  

摘要： 一、引言众所周知,鲁迅的一生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与他通过各种形式交往的日本人数量非常之多。据统计,仅《鲁迅日记》中出现的日本人就有二百零九人。①在这些人物中,有一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或通过书信,或通过直接会面,与鲁迅在文学、学术方面进行交流。

关键词： 新媒介   现代文学   文学经典   社会化传播   网络技术  

摘要： 新媒介时代是一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新媒介时代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传播不仅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技术、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其内在机制和外在表现均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新媒介时代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传播仍然有其自身独特之处,其传播路径具体表现为: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交流”;从“内化到外显”到“外化内蕴”;从“精英化、内敛性传播”到“大众化、社会化传播”。基于此,新媒介时代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传播应进一步增强受众意识,适应大众文化发展,创新传统传播手段,以促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历史凭证   中国现代文学馆   革命战争时期   文学工作者   档案资源整合   红色文学   客观真实   精神财富  

摘要： 红色文学档案,主要指形成于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工作者以文学形式,客观真实记录和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儿女,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的奋斗史实,且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记载,如红色手稿、手札、日记、书信等。它们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成长、奋斗光辉历程的真实见证,是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直接、形象、富有感召力的历史凭证,是党和国家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 中国现代小说   《野草》   现代文坛   现代作家   死亡意象   死亡书写   张爱玲   中国现代文学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于民族危机重重的20世纪初,被动的现代性在生死存亡关头表现为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觉醒,潜在的危机感一直敦促着现代作家思考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学改良与革命的全过程,由此,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被死亡阴影所笼罩。”1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现代文坛涌现出了一大批书写死亡的作者,如郭沫若、巴金、老舍、张爱玲等。这些作家笔下大量而丰富的死亡书写,彰显出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乃至对民族历史的清醒洞察。而在这庞大的文人团体中,鲁迅是最不可忽略的一个。

摘要： 课程考核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传统一元化的考核方式存在局限性,因此过程性考核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为例,从过程性考核的实施原因、实施举措、实施要求三个方面,探讨过程性考核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以达到以评促学的教学目的。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   文学本体   文学形态   现代中国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   空间拓展   跨学科研究   传统学科  

摘要： 现代中国文学是现代中国产生的文学,也是用文学形态书写现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精神存在方式。在传统学科内部,我们现在一般有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说法,近年又干脆并称为现当代文学,以期凸显它们的整体性和前后承续性特征,这应该也是学科归类中的一个较为权宜的用法,在我看来却是并不严谨的。

关键词： 译介   接受   中国现代文学   骆驼祥子   韩国  

摘要： 中国现代文学正式大规模译入韩国肇始于中韩建交前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老舍代表作《骆驼祥子》的集中译介及其深刻影响值得关注。本文基于对翻译历史观的认识,考察《骆驼祥子》初入韩国的翻译背景、翻译动机以及译本接受与阐释。七十年代末韩国社会主体文化的自主建构激发了八十年代《骆驼祥子》集中译介的文化需求,多译本的流变佐证了韩国社会日益开放的接受心态以及翻译动机的多元化,文本现代性特质对知识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强劲塑形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韩国的大众化传播。中韩建交前《骆驼祥子》多译本的社会传播发挥了民间文化交流使者的外交功能,以期其译介及接受引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域外传播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关键词： 短篇小说集   《沉沦》   《女神》   五四新文学   留学生文学   创造社作家   郁达夫   五四初期  

摘要： 以郭沫若和郁达夫为代表的留学日本的相当一部分创造社作家,堪称以一种既在场又缺席的方式参与了五四新文学在中国本土的创生。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是郁达夫创作于日本的典型的留学生文学,而郭沫若直至1924年才结束留学生涯彻底归国,其诗集《女神》以及五四初期的一系列小说创作也生成于日本语境,二人主要是以身处异域的方式置身于现代文学发生的现场。

关键词： 辅仁大学   大学教育   公教文化   现代文学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最为重要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文学教育以中西会通的古典研究为主轴。不过,出于在华公教涵容白话文的悠久传统,该校亦非常重视“现代文学”的教育,至迟在1928年6月就将其纳入教学计划,可谓得时代风气之先。秉持“发扬中国固有之文化”的办学宗旨,辅仁大学将“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视作“阐发文明”的重要方式,进而在挪用和改写“五四新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学研究的方法治现代文学的独特面向。藉此“旧学商量加邃密”的严谨学风,以及公教大学特有的世界视野和德性关怀,辅仁大学的现代文学教育与创作相得益彰,形塑了一个“引起精神上升运动”的文学空间,不仅为广大师生度过日伪统治下的幽暗时光提供了精神上的庇护,也使该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育“新知培养转深沉”的重要场域。考掘和排比有关辅仁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教育实践的基础史料,不仅可以重审在华公教的在地化脉络,更可为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与变化找到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