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理性精神
合理性冲动
道德性
看护性
摘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理性"始终是一个关键词,围绕着这一词语所展开的相关理论表述与创作实践,构成了一个有迹可循、延绵不断的话语体系——“理性话语”。现代中国的这一核心话语的构建历程,不仅凸现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品格和价值取向,而且也有效地、结构性地规约着其生产动力、运作机制以及主题追求。与之密切相关的是,“理性”一词也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围内被广为运用的概念。以理性概念介入对文学现象的阐释和评论,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一种表征,但在考量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的进程中也存在着诸如概念的含混不清、逻辑的自相矛盾、视野的狭隘和思维方式的僵化等学理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抓住“理性”这一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复杂而深刻联系的关键词,运用实证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在“理性”的指称意义与评价意义的张力结构中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作了整体的观照和深入的探讨。全文共分六章。
引论部分包括“缘起与意义”、“问题与方法”以及“逻辑原点的确立”三个层次,梳理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理性话语的行进轨迹,指出了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提供了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原则性框架。本文认为文学的理性精神应该从文学与大理性的相关性上作考虑,合理性是外于文学的。这就不仅纠正了目前学界常见的将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作合理性理解的偏误,也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理性精神的论证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案。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精神包括文学具有深度思想的功能、文学写作过程需要被看护、文学具有向上超越的性质、文学提供乌托邦,为人类保留理想等要义。只有在这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进一步开掘,才可能切实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具体内涵,发现和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的规律性经验,为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在联系西方哲学中的“理性”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理”,考察“理性”一词在现代中国的话语实践,从语用、语义的层面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理性”作出仔细辨析的基础上,第三章至第六章展开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理性精神的探寻。
首先,从文学的功用观入手,以王国维、周氏兄弟和早期创造社主要成员为考察对象,探究中国现代文学中“不用之用”的康德式命题所透射的理性精神。王国维反对文学上的功利主义,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把文学当作人类形而上之思的合法领域,因而在对文学的理解上表现出与理性的超越性、上升性特征的高度洽适。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凸显着强烈的合理性冲动的同时,又在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烛照之下,延绵隐现着一种以超越性为特征的理性精神。王国维的理论努力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大转折,其美学思想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理性之维。鲁迅与周作人在留日时期的文学观均表现出重视文学的独立性和超越性的鲜明特色,而在民族主义思想的统摄之下,他们关于“心声”和“国民精神"的言说又都暗含着为文学寻求实用功效的合理性取向;文学革命进程中,他们以携手致力于“思想革命”的方式在文学立场上互相呼应,其文学观在理性精神与合理性冲动之间交错调整,且开始出现难以弥合的理论鸿沟;至二、三十年代,鲁迅的文学观日益凸显出无可抑制的合理性冲动,而周作人更加坚决地强调文学的超越性、独立性,倡导文学的理性精神,这导致周氏兄弟在文学观上最终分道扬镳。从早期创造社的美学倾向来看,以往学界对早期创造社文学观念所作出的“反理性”的论断是仓促而简单的,事实上,早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美学倾向中包蕴着鲜明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同样可以在其“不用之用”的美学命题与康德的“鉴赏的二律背反”原则的深层联系中得以还原和呈现。不过,由于科学理性对早期创造社骨干分子的浸润性影响及其文学观念中普遍存在的主体性偏执,其美学建构中已经包含着令文学理性精神全线溃败而迅速走向合理性的潜在可能。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整体上呈现出理性精神与合理性冲动的抗衡。合理性是一种开拓性、工具性的理性,它追求确定性、可控性、有效性,功利性,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不合于文学的。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学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合理性冲动经历了五四文学革命、写实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三个历史阶段,其历史渊源可上溯至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学观,其现实依据是对社会政治情势的关切与回应,其学理动因则是科学理性对文学领域的骚扰和入侵。文学的理性精神本应展现出理性的超越性、上升性的一面,因此,现代中国的主流文学之呈现明显的合理性冲动也就意味着其理性精神的严重缺失。与此同时,作为另一股重要的文学力量,学衡派、新月派和京派都曾明确地将“理性”作为衡量、评价文学现象的重要标尺,他们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具有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在其寂寞且艰难的美学建构中,节制情感和表现人性是贯穿始终的两个主要构成要素。他们以道德论和形式论为基本的着力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合理性冲动提出了质疑,高扬了文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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