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徽州文化
现代文学
发轫期
创作
批评
摘要：
徽州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文化的典型样本,是曾经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的区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有着微妙的关系。以前的文学史研究强调了其与新文学对立冲突的一面,却较少关注其在深层相关联的一面。本文从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学先驱者及冲突者梅光迪等与徽州文化的关系研究入手,特别是通过对他们童年的成长环境、徽州书院的教育经历等日常生活的重新审视,发现了传统徽州文化通过徽州籍人士在新文学发轫期发生的特殊作用。这一复杂现象背后,存在“新”“旧”文化的冲突、关联和不容忽视的谱系关系。由此进一步展开,探讨徽州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在理论、创作、批评诸方面的复杂关系。
徽州文化“崇儒”的特质潜移默化成具体的生活习俗,变为代代相传的日常行为准则,儒家思想从观念和日常习惯两个层面影响着这一区域人们的生活,这是前述新文学前驱者童年时期对“旧传统”的感性体验。而徽商的存在使得徽州文化有别于当时安土重迁的其他区域文化,具有不同于“乡土”中国的特征,少年时代的他们因此更容易接触到新的文明和新式教育,在城与乡对比中引发了新与旧的思考。徽州文学、徽派朴学贯穿于他们的童年教育中,奠定了他们的古典文学及学术功底,也激发了青年时代的他们在接触西方文学后探讨新文学的决心。从这一视角来看,徽州文化因新文学先驱者的童年经验和文化记忆而成为新文学的东方资源之一,它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与现代文学的发轫以及新文学的先驱者、新文学的“反对者”有着微妙的关系。传统徽州文化的熏染是新文学先驱者童年生活的重要部分,以童年经验、文化记忆的方式型塑了他们的心理结构,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观和文学理想。徽州方言是胡适提出“白话文”“国语的文学”等侧重文学语言形式变革的内因之一;崇儒至深的徽州习俗作为陈独秀的童年记忆和切身体验是他抨击“旧道德”的重要起因;徽州朴学、徽州文学是梅光迪强调“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的缘由。徽州文化不仅体现在新文学先驱者的文学理想中,也体现在新文学“反对者”的人文理想中,这一现象共存于新文学早期,表明了区域文化对接受者的影响是多样的。
其次,徽商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中的收藏、出版等为新文学发生提供了传播途径,徽商成为民间文学的表达对象之一。传统社会时期,徽商的日常商业活动是民间文化交流的主体之一。徽商的经济活动涉及大量的“白话”“白话文”实践,建立了民间对“白话文”的接受心理;徽商的文化活动体现在从徽州刻书到上海亚东图书馆的成立,其媒介功能在新文学发生前后得以充分体现;徽商与徽商的文学形象为新时期以来的儒商书写提供了史料。
第三,徽州文化景观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徽州文化景观以地方性知识的形式在现代文学作品中得以表现。胡适的故乡记忆深刻而巧妙地体现在《尝试集》中;凝结儒家文化要义的徽州民居在岁月更替中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在反复的表达中具有了文学意象的特征;徽州的地方性特征是徽州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徽州籍作家对徽州地方性特征的书写偏向自然景观而不是“徽州故乡”。
第四,徽派朴学的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得以延续。徽派朴学对现代文学批评的影响源于徽派朴学的学说和方法在新的时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梁启超、胡适、曹聚仁、郭绍虞都提及这一学派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以及对中国传统文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和实践使这一学派重又多棱镜似的呈现,并影响到新文学的研究者。徽派朴学的考据法与情感哲学在现代文学批评中作为研究方法存在,在众多的现代文学批评流派中,“考据闻道”与“缘情就理”的研究批评是两种常见的现象。偏重文学社会价值批评的阿英与缘情而文、融理于情的朱自清文论,较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学术关联。
徽州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不仅体现了积淀的传统文化在时代变迁中的“变”与“恒”;还表明了文化-心理结构对作家群无意识的影响,文学阐释在文化继承发展中的作用。从徽州文化与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发现:区域的文化—心理既是他们新文学理想形成的要素之一,又是他们文学创作的一种制约;社会价值是徽州文化与时代文学的契合点;古典文学是现代徽州学人的学术情结;文化记忆下的文学书写是徽州文化走向现代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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