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民众信任
神经管理学
行为决策
脑机制
信任博弈
摘要：
在社会上下普遍认为我国已陷入“信任危机”的背景下,本论文以民众信任为焦点,在发现问题(第一章)和分析问题(第二章)基础上,在实证研究部分通过六个研究考察了民众信任的结构现状(第三、四章)、民众信任积极作用的传导机制(第五、六章)以及信任决策的神经基础(第七、八章)等问题,最后在第九章对相关研究结果和结论进行了总结和提升。
本学位论文第一章首先对信任的价值及国内外研究现状做了简要综述,接着对本论文中的信任和民众信任这两个核心概念做了界定和说明,最后对以往研究关于中国民众信任现状的判断做了归纳和整理。本学位论文第二章对造成民众信任分歧结果的可能原因及破解思路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了本论文拟解决的六个问题,确定了论文研究框架和技术路线。
实证研究部分,本学位论文第三章首先提出了基于学科共识的信任金字塔结构模型、开发了基于中国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的本土化多维普遍人际信任量表,并据此对信任金字塔结构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表明信任以个体信任特质为基石,以信任风险与信任预期的互动权衡为中介,以信任行为输出为结果,是个体因素(信任特质)和环境因素(可能收益和潜在损失)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学位论文第四章采用量表测量、社会调查、博弈任务等多种测量手段,从阶层、城乡和地域等多个视角,采用横断和纵向相结合的方式对民众在个体(普遍人际信任、特殊人际信任)—群体(群体信任)—组织(组织信任)三个层面上的信任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描述。结果发现:在普遍人际信任方面,民众具有较高的信任预期,但没有表现出相应高的信任行为。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的比例在1990-2008年间呈U形变化,在2008-2020年间相对稳定在约60%。从绝对值看,这一比例刚刚达到“及格线”,但从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所以从横向对比看,完全可以说中国是一个高信任度国家。在特殊人际信任方面,民众的特殊信任表现出“差序信任格局”,对家人和熟人比较信任,对陌生人则表现出“不信任”,说明当前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受差序格局支配的熟人社会。在群体信任方面,民众的群体信任表现出明显的阶层特征,具体表现为对中阶层群体的信任显著高于高、低阶层的“中阶层优势”效应。在组织信任方面,民众的组织信任也表现出与特殊信任相似的差序格局,表现为对“公家”性质的组织(如政府组织)的信任显著高于“非公”性质的组织。
本学位论文第五章以社会阶层为着眼点,考察了社会公平感、社会安全感、社会支持等社会因素以及个体层面的社会价值取向和风险态度等与民众信任关系密切的前因变量的现状及这些前因变量影响民众信任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民众在收入分配领域的公平感最低,相对于高阶层群体,低阶层群体更加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平。相对于低阶层群体,高阶层群体拥有更多的主、客观支持,在多个领域拥有更高的安全感,信任水平相对较高,信任对象更加广泛,更善于把信任预期转化为实际的信任行为。个体层面的风险厌恶和社会层面的社会安全感是民众信任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民众生活满意感和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一个社会民众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指标,社会心理融合和社会认同则是良好社会心态的外在表现。本学位论文第六章在个体层面选择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感两个变量,在社会层面选择社会心理融合和社会认同两个变量,以社会公正为自变量,以民众信任为中介变量,考察民众信任积极作用的传导机制。结果发现:从1990到2018年近30年来,民众主观幸福感表现出稳中有升的趋势,生活满意感则表现为先降后升的趋势。中国民众主观上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比较满意,体验到的幸福感较高,有着非常高的社会及国家认同,中国社会是一个社会心理融合程度较高,被民众高度认同的社会。
本学位论文第七章和第八章基于神经管理学视角,依托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ERPs)和事件相关振荡(Event-Related Oscilations,EROs)等脑科学技术考察了信任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结果发现:无论是在普遍信任博弈(单次信任博弈)还是在特殊信任博弈(重复信任博弈)中,人们均具有较为普遍的信任倾向。在普遍信任博弈中,个体倾向于在启发式系统指导下,依据自己的信任倾向做决策,而在重复性特殊信任博弈中,个体倾向于使用分析式系统,依据对方的先前反馈信息做决策。ERPs和EROs结果从时域和频域两个方面同时表明,从抑制控制角度看,在单次普遍信任博弈中,信任决策具有较高的“自发性”,是信任困境中的优势选择;在重复性特殊信任博弈中,信任选择和不信任选择在“优势性”上无显著差异,信任的“优势性”受到信任类型的调节。
本学位论文提出的信任金字塔结构模型是对已有信任理论的补充和拓展;对民众信任现状、影响因素及积极作用传导机制的分析和讨论有助于准确把握当前民众信任形势,对有关部门的政策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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