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管理思想史
历史和逻辑的统一
管理哲学
“道理”观念
摘要：
当代全世界范围内“西方中心主义”论调的日益兴盛,这种论调一方面使得人类思想逐步走向单一化,或将陷入丧失其内生发展动力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渐渐失去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东方世界国家亦将面临来自西方国家的在思想和物质层面的双重“统治”。作为东方文明典型代表的中国,在改革开发之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并且,在近些年中,中国在国际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发展潜力令西方各国深感焦虑,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向中国发出各种诘难和挑战。面对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联合围堵和清剿,科学技术作为“硬实力”其发展当然首当其冲,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重“软实力”——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既成和发扬,进而从现实与思维两个层面抵御西方的入侵。广义上的“管理”作为一种人类日常活动,不仅是彰显民族文化特殊性的一种载体,而且还是将其看作是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世界相互贯通的一种途径。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就能以当代管理学的知识作为视角去审视中国的传统思想,换言之,以当代管理学知识去梳理与诠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各种典籍,完成传统思想的一种“现代化”转变,旨在获得一种符合时代性需要的管理智慧。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所展开的。
本研究以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作为中西管理思想史的共同起点。通过对二者的梳理,本研究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管理思想史都是围绕着某一个核心观念而逐步展开——西方管理思想自古希腊罗马时期就形成了崇尚“理性”的思想传统,此后的中世纪、文艺复兴、近代以及现代的管理思想都是围绕着关于“理性”观念的各种诠释而形成的;而中国管理思想史的展开则围绕的是“道理”观念,即“循理而动”,亦即我国古人的各种管理活动都是以遵循管理对象自身的“道理”(自我规定性和运动规律)为第一实践原则的,自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唐宋至明清,不同朝代的管理思想家对“道理”观念的认识以及基于此认识所提出的管理思想体系也不尽相同。
然而,由于中国自新中国建立之初就开始的西方管理学范式移植活动,导致本民族的传统管理思想慢慢进入一种“隐退”的状态,建立于西方近代理性精神基础之上的西方管理学范式(主要涉及“管理主体中心论”、物质利益最大化、效率优先论以及个人利益优先等观念)成为我国管理学领域内的主导学科范式。不过,退居幕后并不意味着彻底消失,我们通过通过对中国人日常语言的考察,发现在我国的理性管理制度的表层之下,对国人思想意识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我国传统的“道理”观念。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与中国古代“道理”观念有关史料的梳理以及诠释,以提出一种本土管理哲学思想体系的方式将中国管理思想史之核心观念——“道理”,重新召回到众人的视野之中。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本研究主要完成了以下三项任务。第一项任务回答“什么是管理思想史”这一问题,即对管理思想史的一般性本质结构进行揭示,因为对事物本质内涵的认识能够决定对其进行研究的方式和方法的选择,既有的中国管理思想史的本质见解始终停留在一种静态的本质主义的层面,因此对我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唯物史学的范式,我们难以基于此范式获得关于中国本土管理活动的新知识,所以本研究尝试着回到管理思想史的源头,以一种动态的非本质主义的方式重新审视管理思想史的本质。在知晓了管理思想史为何物之后,本研究将展开具体的研究工作。因而,第二项任务就是对中国古代(从春秋战国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道理”观念的流变过程进行大致的梳理,并对这些与产生于具体历史时空的管理思想进行“概念化”(以及“范畴化”)的操作,也就是将某一个古代管理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转化为一个逻辑层面的概念或范畴,由此历史进程将转化为逻辑的发展脉络。第三个任务乃是古代思想的“诠释”,具体而言就是以“概念化”(以及“范畴化”)操作的结果为素材,回答了管理学领域内的根本性哲学问题,本研究主要将聚焦于“本质论”、“行为论”、“人性论”以及“对象论”四个方面问题。管理的“本质论”是有关“管理”本质为何物的论述,为一切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而“人性论”则是在“本质论”上所进行的对人性主旨的论述,是具体管理措施提出的前提,“对象论”则是对管理对象范围、本质以及认识途径的介绍,“行为论”则是对各种不同具体类型的管理活动的最高抽象和特征总结。
具体来说,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由五个章节所构成。
首先,本研究在一般意义上对管理思想史的本质进行了界定。基于黑格尔所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本研究揭示“管理思想史”所具有的二重属性,即“历史性”(主要指某一特定的管理思想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以及“管理性”(亦即思想史的“逻辑性”,主要是指不同历史时期的管理思想之间的一种逻辑演绎)。但是,人类关于管理思想史研究的偏重导致了此二重属性的割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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