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农业转移人口   就业身份   城市规模   市民化意愿   市民化能力   分异   三大城市群  

摘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重要途径,不同就业身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能力可能会存在差异。本文根据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选取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48个城市农业转移人口为研究样本,应用Logistics模型和PSM方法对不同规模城市自雇和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不同规模城市自雇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和能力存在明显分异;②超大、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而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却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③特大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显著弱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大、中小城市自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却显著强于受雇农业转移人口。本文建议不同规模城市应实施精准化落户政策,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在超大、特大城市,优先推进自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中小城市,优先推进受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而在大城市,兼顾自雇和受雇2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关键词： 贫富差距   创业类型   金融市场化   家庭创业   融资约束   自我雇佣  

摘要： 贫富差距对家庭创业的影响取决于创业类型和家庭财富禀赋。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了富裕阶层的财富禀赋,促进了公司型创业,但也加剧了中低财富家庭的融资约束,抑制了机会型自我雇佣和生存型自我雇佣两类创业。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缓解创业家庭的融资约束,削弱贫富差距对机会型自我雇佣的不利影响,且通过强化市场竞争,弱化中富裕阶层进行公司型创业的动力;金融市场化水平对生存型自我雇佣影响并不显著。中国应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改善市场融资环境,降低创业门槛,为中低财富家庭创造平等的创业机会。

关键词： 自我雇佣   农民工   城镇职工   经济同化   人力资本   社会资本   新型城镇化   农民工市民化  

摘要：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关键词： 自雇就业   收入   减贫  

摘要： 贫困问题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之一,也是长期以来影响世界和平稳定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消除贫困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都亟待解决的问题。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从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年的不懈努力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国所做出的成就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扶贫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扶贫工作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是在当前的扶贫阶段,党和政府依旧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我国的扶贫工作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都存在着诸如针对性不强和扶贫资金指向性不准确等问题,直接导致实际扶贫效果与预期效果之间存在着差距,部分贫困群体仍未获得实际生活状况的改善。党中央和国务院基于现实背景多次出台了相关政策,以2015年11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例,该《决定》就提出了在2020年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决定》不仅将扶贫提升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也为新阶段的扶贫工作提出了具体目标和方向。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就,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群体都实现了脱贫,只有少数零散地区的家庭还处于贫困状态。考虑到现阶段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分布特点,从2013年开始,我国便逐步向精准扶贫模式转变,精准扶贫能够准确地对贫困群体进行定位,因而也使得扶贫工作具有了更高的针对性。自雇作为一种就业形式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持续收入,鼓励贫困人口从事自雇或许能够成为一种扶贫的新的方式。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实证的角度对自雇就业的减贫效应进行分析,从理论上来看,自雇就业作为总体经济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其在解决就业和增加收入方面或许具有一定的作用。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首先梳理了以往国内外研究的脉络,其次论述了农村地区自雇就业发挥减贫作用的实际机制,将贫困同收入和贫困水平相联系。在本文的实证部分,作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自雇所具有的减贫作用进行了分别探讨。在宏观层面,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和直辖市在2010-2016年间的农村贫困率和自雇就业率作为样本,并且选择了一系列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运用一阶差分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在微观层面,本文选择由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发布的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数据作为样本,运用对数据进行处理。通过计量软件获得回归结果后,根据回归结果对自雇的减贫作用原理进行分析,并根据相关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 大学生   可雇佣性能力   职业自我效能感   社会支持   关系研究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严进宽出等政策和制度的盛行,从2013年“最难就业年”开始,大学生毕业人数逐年增加,今年2020届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870万人,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招聘难”的现象同时存在,而相关研究表明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能力不足。与传统的就业能力不同,可雇佣性能力强调从企业和雇主的视角出发,注重个人在工作过程中取得优异绩效的各种素质的综合,贯穿于获取岗位、维持就业、重新就业的整个过程,概括性的包含了最初就业和未来胜任两大能力范畴,对大学生的职业生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332名大学生为被试,以可雇佣性能力为因变量,对大学生的可雇佣性能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基本现状、相关关系、中介效应展开探析,经过数据收集和处理,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大学生的可雇佣性能力高于平均值,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专业、年级、有无实习或兼职经历人口学变量上具有显著差异,在性别、生源地上不具有显著差异;(2)大学生职业自我效能感在性别、专业、年级、有无实习或兼职经历人口学变量上具有显著差异,在生源地上差异不显著;(3)大学生的社会支持水平中等,客观支持的分值低于平均水平,在专业、年级、生源地、有无实习或兼职经历人口学变量上差异显著,在性别上不具有显著差异;(4)可雇佣性能力与职业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两两显著相关,经过进一步的回归分析显示,职业自我效能感能和社会支持均能正向预测可雇佣性能力,大学生的职业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可雇佣性能力越强。(5)社会支持在自变量职业自我效能感对因变量可雇佣性能力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中介效应量为65.6%。大学生可雇佣性能力的提高需要从政府、高校、企业及用人单位、学生、家长等多角度、多主体出发,共同发力,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系统。

关键词： 非正规自雇者   社会养老保险   社会资本   人力资本   经济资本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制度的改革衍生出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中的一部分转变为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成为了非正规自我雇佣者的最初构成形态。进入21世纪,经济社会形势产生重大改变,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及居家办公SOHO(Small office and Home office)方式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从业者开始选择自我雇佣,这时专职自由者成为了非正规自我雇佣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掀起“大众创业”、“草根创业”的新浪潮,形成“万众创业”、“人人创新”的新态势。由此,新时期的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非正规自雇人员进一步发展壮大,非正规自雇也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就业形态。并且我们可以预计,在上述工作方式、双创政策及“互联网+”产业发展等因素的多重效应下,未来非正规自雇佣者还会进一步拓展。非正规自雇佣者的出现一方面顺应了经济产业发展态势,另一方面也带动了更多的就业。然而,和正规就业者(或称“工资雇佣者”)相比,非正规自雇者工作没有全面的福利保障,享有的社会保护很有限,他们不得不对自己和企业负责,面临的经营风险更大。而社会保险是一项应对风险、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水平的制度,非正规自雇者对社会养老保险是否有迫切的需求,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本文以非正规自雇人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选取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为代表,分析影响其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具体因素,并根据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政策,为非正规自雇者获得更好的社会养老保险权益提供建设性意见。本文对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及其参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现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的非正规自雇者多为中年已婚男性,拥有1-2名子女,多为群众,党员面貌较少,身体和心理健康,受教育程度集中于初中及以下。从收入情况来看,被调查的非正规自雇者2014年个人收入平均值为46,589元,略低于在岗职工的平均工资,且存在贫富分化差异,自评家庭经济处于平均水平;从地区分布来看,被调查的非正规自雇者主要分布于东部地区;从社会认同角度来看,被调查的非正规自雇者更认同“子女负责养老”,对社会公平的认同度较强,对社会的信任感较强,社会交往频率较高。本文进一步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自雇者参保与婚姻、年龄、教育资本、健康水平、养老责任认知、社会公平感知、对社会的信任感、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经济资本等因素相关。从正相关角度讲,越是已婚中年自雇者,参保比例越高,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社会责任感较强,从而更愿意参保;教育资本越丰富者参保比例越高,显示出教育人力资本对该群体参保具有挤进效应;越是社会公平感知强的自雇者,参保比例越高;越是对社会的信任程度高的自雇者,参保比例越高,这两方面共同说明自雇者对社会的认同程度将有利于参保的。从负相关角度讲,越是认同“养老自己负责”的自雇者,参保比例越低;越是社会网络关系强的自雇者,参保比例越低;越是身体健康者参保比例越低;越是个人经济资本丰富的自雇者,参保比例越低,这三方面共同说明一部分非正规自雇者对自己的生存能力非常自信,故参保对其作用不是很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完善非正规自雇者养老保险政策:一是,强制非正规自雇者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行过渡型参保缴费基数;二是,实施非正规自雇者养老保险减免政策并建立养老保险项目衔接机制;三是,优化非正规自雇者社会网络关系和提升自雇者职业素养,进而营造利于非正规自雇者参保的良好环境。在十三五规划“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的发展目标指导下,本文建议在推进社会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基础上,遵循权利公平、规则公平、机会公平等原则,区别于非正规受雇者,对非正规自我雇佣人员进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建设,以推动非正规就业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养老保险全民参保计划早日实现。

关键词： 平台经济   非自雇劳动者   权益保护  

摘要： 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催生了以平台作为载体的平台经济模式,如美团外卖、滴滴打车、e代驾。既促进了就业也创新了社会服务。但不可忽视的是平台经济也对传统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基准、社会保障等法律适用产生了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平台经济下的非自雇劳动者,如外卖小哥、滴滴司机。区别于传统劳动者,其通过平台协议及认证而非劳动合同确立劳务合作关系,其与平台也不具有像传统劳动者那样强的组织从属性与人身附属性。其工作表现为更强的灵活性与自主选择性。而劳动者作为劳动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因此有必要对在平台经济下的非自雇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互联网   自雇就业   经营收入   省级面板数据   CGSS  

摘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活力的提高,我国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开始选择自雇就业,自雇就业的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学者和国民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一部分原因是自雇有助于缓解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更重要的是自雇就业对于国民经济中降低贫困率、缩小贫富差距以及区域经济增长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已经成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自雇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也不可避免会受到互联网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聚集互联网与自雇就业之间的关系,重点研究了以下的问题:一是当前我国自雇就业现状如何;二是互联网的普及对整个社会的自雇就业比例的影响究竟如何;三是个体层面上,使用互联网对个体的自雇行为产生了哪些影响。围绕上述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展开研究。首先,本文分析了我国互联网与自雇就业的发展现状,并从互联网与自雇就业的现实关系出发明确研究的问题。随后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互联网对我国自雇就业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作者认为互联网会通过改变自雇的外部环境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自雇就业比例,并将这种影响分为“技术效应”和“信息效应”。技术效应是指互联网作为一项新技术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社会生产率以及自雇的行动空间三个方面影响自雇就业。“信息效应”是指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递工具而产生的影响,通过提高信息匹配效率、丰富信息来源、减少信息不对称对自雇就业产生影响。这两种效应对自雇就业率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为了了解互联网对自雇就业率的净影响究竟如何,本文随后利用2005-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从整体上来看互联网应用能够促进自雇就业率的提高。说明互联网的发展促进了更多的劳动者由受雇就业转向自雇就业。(2)互联网对自雇就业率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2010年以后,在2010年前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是因为在2010后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进一步促进了网络普及率的提升,移动互联网的应用更加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为个体自雇活动提供了新的生意渠道,带来了更丰富和便捷的信息。(3)分区域回归后本文发现互联网对东部地区自雇就业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在西部地区,而对中部地区自雇就业率的影响最小。由于宏观分析仅仅体现了信息技术的供给面,个体对是否使用互联网、使用程度不一都会其自雇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微观层面上使用互联网会对个体实现自雇和自雇经营过程产生何种影响。在实现自雇过程中,使用互联网能够帮助个体提升创业机会识别能力,降低进入自雇的资金约束、扩大社交网络;在自雇经营活动,使用互联网能够降低经营成本、提升自雇者经营能力、扩大经营市场范围。随后利用CGSS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1)相比于不使用互联网的个体,使用互联网的个体实现自雇的概率更高,并且在自雇活动中也有更高的收入,即互联网的使用能够有效的促进个体实现自雇和自雇经营收入的提高。(2)无论对于创业型自雇还是生存型自雇而言,互联网对实现自雇和自雇收入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对于创业型自雇的促进作用更大。(3)相对于城市地区,互联网对农村地区的个体实现自雇和增加自雇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4)使用互联网对于35岁以下的的个体实现自雇的影响最大,对于50岁以上的个体的影响最小,但在自雇收入方面,对35岁以下自雇者来说,使用互联网并未对其自雇收入产生显著的影响,对35岁以上的自雇者而言,使用互联网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经营收入。

关键词： 自雇   劳动者幸福感   生活满意度   工作满意度   财务满意度  

摘要：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让人民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更有保障、更充实、更可持续,这是党和国家对人民美好生活和幸福感的重视,也体现了幸福感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自雇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一方面自雇可以缓解就业压力,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减少贫困人口,基于发展型的自雇还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大部分生存型自雇者不在政府的监管之下,游离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承受着较大的工作生活压力,他们的收入和福利状况也不乐观,这些都降低了他们的幸福感水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目标。因此,自雇者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得到重视。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和分析自雇幸福感现状的基础上,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幸福效用理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CLDS2016),研究自雇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研究首先对中国自雇者的特征以及幸福感水平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了解我国自雇和幸福感的具体情况。其次,本文将自雇对劳动者幸福感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并从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财务满意度三个角度考察自雇对劳动者幸福感影响。最后,本文探讨了劳动者的异质性对幸福感产生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自雇显著降低劳动者总体幸福感。分样本估计发现,自雇对于男性劳动者幸福感的损失更大;与城镇劳动者相比,自雇显著降低了农村劳动者的幸福感;相对于有资格证书的劳动者,没有职业资格证书的劳动者就业能力较弱,自雇对其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大。通过研究自雇对幸福感的传导机制发现,自雇会通过影响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财富幸福感,最终影响其整体幸福感。也就是说,自雇显著降低了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和财务满意度。对于自雇活动所带来的劳动者幸福感水平降低的问题,本文针对性的提出以下几个建议:一是构建自雇者社会保护体系,保护自雇活动;二是提高自雇者的社会融入度,健全劳动力市场;三是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切实提高自雇者就业能力;四是依托社区灵活管理自雇经营活动,改善自雇者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