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
转型
摘要：
近年来,国内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迎来一波新的热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十九大以及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关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战略思想和重要抓手。另一方面,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作为中国传统本土资源显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重要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从中国近代的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植根于传统中国的民族格局,还涉及到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和互动,最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经过创造性的转换完成了向现代民族的转型和重塑。因此,本论文的主题就聚焦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视野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传统特征就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关系。这是中国民族形态的独特禀赋和优势,是区别于西方民族形态的根本之处。对于中国来说,多民族并存于一个国家是一种历史常态,是一种文化传统,但对西方来说,民族主义的洗礼使其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回顾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之所以总体成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赋予了传统中华民族共同体新的内涵和活力,实现了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现代转型,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和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与重构的理论特质就是实现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民族平等原则与民族团结原则是内在统一的,但是从解决民族问题与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联角度来看,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民族问题是需要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历史阶段来进行的。首先是实现民族平等阶段,即对应民主革命阶段,解决的是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自决的历史任务,其次才是实现民族团结阶段,即对应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解决的是反对民族分散、实现民族联合进而实现民族融合的历史任务。因此,中国化民族理论的特色某种程度上就在于比较成功地解决了将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合二为一、并两步为一步的历史难题。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中国的民族关系既没有发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典型的民族自决的一般路径,有效避免了民族分裂,完成了对民族主义范式的扬弃和超越,同时也没有简单地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局限于满足国家层面的政治性“国族”建构,而是实现了充分体现民族团结原则与民族平等原则有机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从而确保了各个单元民族的平等权利。中国的民族政策跨越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两个历史阶段,从而也就兼得其合理性,实现了最优的民族政策取向。中国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关键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所走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同样最终也形塑了新的中华民族意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一条典型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革命道路,而这种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跨越也同样表现在民族关系领域。由于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明显地受制于帝国主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压迫关系,因此,在中国的近代民族运动中,国内的各民族之间由于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需要,民族团结的原则被优先考量,民族团结关系乃至国家统一信念被牢牢地激发和建立起来了,虽然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都不可避免的有所增长,但由于这种极为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革命进程,最终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传统的多元一体格局顺利地转型为新型的民族共同体,这种新型民族共同体从理论逻辑上构建为双层复合结构,在国家层面,中华民族表现为国族概念,而在地方层面,中华民族则表现为各个具体的单元族裔民族的总称,合起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理论形态。新时代语境下讨论中国的民族问题,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的多元一体基本结构,既要坚持民族发展的一体化方向,同时又要确保一体化进程中的民族平等,两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如果由于担心现实中存在的民族摩擦和分裂的风险就单纯导向一体化的民族政策甚至以表现为大汉族主义的同化主义作为根本思路,虽然能够有效确保国家统一,但是却容易忽视民族平等的根本原则,丧失多元性的一面,而如果只是强调各民族间的差异性和文化多样性,却不能顺应现实中存在的交融趋向,平稳有序推进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使各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牢牢的抱在一起,同样也不利于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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