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生态危机
生命共同体
生态中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生态文明建设
摘要:
生态危机是由盲目的人类活动引起,对自然资源的大肆掠夺和消耗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的失调,直接威胁到人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存续与发展。当代生态危机尤为严重,具有影响时空范围大、科技因素占比大、生态修复难度大等特征,开始危及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和生态系统的运转。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人与自然的冲突,而导致这一冲突的根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主客二分,并逐渐形成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待自然的“反生态性”,被禁锢在资本逻辑中的自然得不到保护。正是由于对生态危机根源不同方面的批判,进行生态拯救的探索产生了分化。因此,有必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以找寻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前进方向,也应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对“生命共同体”的构建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探索之路。针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生态中心主义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引下的控制自然引发了生态危机,强调人与自然构成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利奥波德的“土地共同体”、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奈斯的“自我实现论”、拉伍洛克的“盖娅假说”等是生态中心主义的代表理论。从探讨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到对自然的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以及系统价值的全面分析,再到从地球整体视角对人类存在的讨论,最终确认了生态伦理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然而,在应对生态危机的具体行动中,生态中心主义对个人的道德行动寄予厚望,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将会淹没个人的环保行为。显然,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拯救策略仍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中。针对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以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克服生态危机。莱斯、阿格尔、高兹、奥康纳、福斯特、休斯、格伦德曼、科威尔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挖掘了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意蕴以及对资本主义的生态计划展开了批判之后,提出了以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设想。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生命意义以及共同体的生态意蕴。但是,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却是无望的,完全聚焦于生态的危机理论缺乏对抗资本主义的力度,在革命主体、经济发展等问题上也没有一致的方案,并在是否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判断上,生态社会主义暴露出了自己的软弱。为了应对生态危机,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上都有涉及共同体的讨论。那么,人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如何超越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又如何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困境,可以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共同体”那里寻求答案。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以及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多维互动,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虚假共同体”造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断加深的矛盾,强调在“真正共同体”中才能实现“人—社会—自然”彼此之间的和谐。真正共同体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在其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也实现了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共同控制,在此意义上,才能真正解决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承继马克思实践自然观的基础上,社会主义中国做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生命共同体”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发展。透过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人对自然的态度从敬畏到征服,再到尊重以盼重归人与自然的和谐。既然资本主义社会遮蔽了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就更值得深入关注,也正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中国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理论继承与超越上来看,“生命共同体”理念在马克思的实践自然观中找到人与自然超越“中心”的统一;在“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找到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生命准则;借鉴西方生态思想的合理成分丰富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生命共同体”理念阐述了从人与自然的共生同体中看到“生命互助”;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明了“价值相通”;从与其他生命一起共构优美生态环境中明确“家园共享”;在空间的合理布局中做好“生产—生活—生态”的共同发展。“生命共同体”理念没有止步于理论维度,在实践向度上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去探索如何重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应对当代生态危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坚持“五位一体”总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方方面面,加快经济发展的生态化进程;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发挥生态文化的重要作用;建设生态和谐社会。在生态治理过程中关注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维护人与自然的系统性运转,以全社会的绿色发展为目标;以不断提升的道德约束、严密的法律法规为保障;通过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对生命共同体进行整体修复,通过国家公园建设对生命共同体进行重点恢复,通过城乡生态环境建设对生命共同体进行全面维护,以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对全球生态环境而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构建也具有重要意义,生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