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国际关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摘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有的思想精华和世界历史的现实产物。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把握时代脉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理论智慧、责任担当对“人类面临何种危机”“危机缘何而来”“人类向何处去”等问题做了系统概括和归纳,为全面破解和回答“世界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的时代之问,正式提出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应对人类共同困境、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明确方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立场、观点和方法上的根本契合,是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到视角。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人化自然的、对象性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出发,科学揭示了国际关系的组成要素,客观分析了国际关系的起源、本质、特性和发展趋势,牢固确立了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组成要素来看,政治与经济是国际关系的内在规定,冲突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因,民族与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构成,共产主义社会是国际关系的演进趋向。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理来看,国际关系的起源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人类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具有结构化和制度化特征,国际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系统。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为核心文本,运用比较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尝试对“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会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实践性、科学性的解释。第一,“什么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时代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具有脉络清晰的共同体思想传统,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起源,中经苏联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政治实践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对共同体演进的价值关怀,再到新时代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维度的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经济维度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社会维度的公道正义、共建共享,文化维度的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生态维度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性意涵,体现了中国化与全球化的统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自利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价值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第二,“为什么会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化生产特定阶段的现实结果,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现实的个人的生产生活困境”→“全球化生产的社会分层、国家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反过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相对独立性、自主性,对现代社会演进具有反作用,能有效抑制现代社会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在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3个相互依存的实践环节。从社会生产关系的角度,国际秩序调整要“从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中去寻找”,即“社会生产关系→国际社会权力斗争→国际秩序”。现代全球化国际体系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受资本逻辑主导,是一种对抗性的依存关系,国际关系呈现为冲突中的妥协。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国际关系进入深刻调整期和转型期,全球自由贸易秩序出现较大波动,全球治理机制滞后于国际社会权力斗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日益暴露虚伪民主的本性。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加强阶级的经济合作、国际合作,更加有效地协调和应对全球问题,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拓展实质性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第三,“中国如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结构性矛盾和全球四大赤字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挑战。为解决现实难题,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建构国际关系这个有机系统的逻辑起点,把中华民族的独特文明体验分享给国际社会和其他民族国家,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延展到双边命运共同体、周边或区域命运共同体。同时中国从网络空间、海洋、外空、极地、核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具体领域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关涉到国际关系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要依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来贯彻实践布局,包括元首外交、主场外交、政党外交、军事外交和经济外交等。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冠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进行案例研究,进一步表明实现发展是国际行为体的利益追求和基本权利,维护安全是国际行为体的生存需要和国际义务。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根基是促进共同发展,其实践要旨是应对共同挑战,其实践主题是成就中华民族复兴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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