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专家、学者谈北京国际图联大会盛况空前的北京第62届IFLA大会已在一片赞誉声中和热烈的掌声中降下了帷幕。它既给我们带来了光荣与自豪，也给我们注入了新的能量、新的思想和新的气息，同时，更给我们留下了广阔的视野和无限的思考空间。在经历了炽热的思想碰撞和文化交流之后，笔者谨以个人的亲身感受，谈谈自己对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同仁。1 我们做了什么从《IFLA大会计划》来看，这次大会在1996年8月23日至30日的8天中共举行了200多个大大小小的各类会议。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1]：在大会期间共举行了大约63次比较正规的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约285篇，其中中国作者77人次宣读论文54篇，约占宣读论文总数的1/5。与历届IFLA大会相比，我国代表在这次IFLA大会上所提交的论文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论文数量最多。这次大会，我国代表共提交了54篇论文，加上费孝通的基调发言论文，实为55篇，这与1929年召开第1届IFLA大会（意大利）时中国代表提交的5篇论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比其后我国代表向IFLA历届大会提交的论文数量亦要多出许多倍。第二，提交论文的作者人数最多。这次大会，我国提交论文的作者人数共达77人次，这亦是空前的。第三，涉及面最广。在63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国代表提交的论文涉及到39次学术研讨会，占研讨会总数的61%，这也是空前的。所有这一切的确令我们感到高兴，但并不值得骄傲，因为这并非在完全意义上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东道主之“优惠”。即便有如此之多的之最，我们也不难看到我国代表所提交的论文有如下几点不足：第一，论文作者的层次不高。虽然我国共有77人次提交了学术论文，但是在这77人次中象张琪玉教授这样的具有全国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很少，因此，没有完全反映出我国学者在图书馆学各研究领域的真实水平和实际的高度。第二，研究的领域局限性大。我国代表提交论文最集中的主要有4个研讨会，1.“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主题：中国图书馆建筑）3篇4人次；2.“生物和医学图书馆”（主题：东西方医学图书馆界）5篇9人次；3.“儿童图书馆”（主题：中国的儿童图书馆与儿童的阅读活动）3篇5人次；4.“教育与培训专题研讨会”（主题：中国的图书馆与信息学教育）3篇6人次。这4次研讨会，我国代表共有24人次提交论文14篇，分别占我国代表提交论文总人数的31%和论文总数的25%。而这些研讨会的主题均为“中国”，由此可初见其局限性。再者，作为更能体现学术水平的专题研讨会，大会共举行了17次，而有我国代表论文参与的仅7次，这亦颇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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