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共同富裕能力指数
逐层纵横向拉开档次法
脱贫攻坚政策
多时点DID模型
机器学习方法
摘要:
2020年我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退出贫困序列,标志着全国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全面脱贫的完成虽意味着我国解决了长久以来的绝对贫困问题,但这并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终点,而是其迈向新征程的起点。新时期我国将进一步落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打好相对贫困的“持久战”,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有学者指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就必须重视落后地区的内在发展动力和能力建设,而原国家级贫困县虽然已经退出贫困序列,但其仍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薄弱环节。为了解各原国家级贫困县现有富裕水平和潜在发展能力,从而更好地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以实现共同富目标,就需要测度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并进行时空特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DF-LVHSD-BP复合方法,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选取19个指标,对2013-2020年间628个原国家级贫困县的共同富裕能力指数进行了测度。通过时间二次加权的TOWA-GA算子,对各县共同富裕能力的综合评价值进行计算,并分析其排名与GDP排名的一致性,以揭示原贫困县经济水平与共同富裕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整个考察期内,全国原贫困县的共同富裕能力均值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从2013年的1.3805增长至2020年的1.5055,增幅达到9.05%,年均增长1.29%。此外,研究还发现,GDP排名较高的地区往往共同富裕能力排名更高,属于共同富裕能力“超前型”贫困县;而GDP排名较低的地区则共同富裕能力排名更低,属于共同富裕能力“落后型”贫困县。这主要是因为在经济发展尚不充分的贫困县,之前的县域扶贫工作往往以GDP增长为主要目标,难以顾及共同富裕要求的其他方面,导致其共同富裕能力排名落后于人均GDP排名。
其次,本文根据东中西三大区域将原贫困县按其省份所属区域进行归类,并运用空间Dagum基尼系数法、核密度估计法以及马尔科夫转移概率矩阵,对原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的时空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探讨了脱贫攻坚政策下原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等级变动及其脱贫变化路径。基于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显示,三大经济区域中的原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总体差异较大,但在考察期内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年均降低2.09%。具体来说,区域内差异较为稳定,而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分别呈U型与S型变化趋势,到2020年时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差异成为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而区域间差异占比则相对较小。从核密度分布曲线来看,各区域共同富裕能力整体上呈现右移状态,但中部地区因受疫情影响产生较大回落,同时各区域内共同富裕能力逐渐均衡化,差异整体减小。此外,通过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还发现各原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主要在相近等级之间转移,跨级转移的可能性较小,且共同富裕能力越低,其自身能力等级变化概率也越低。
在完成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测度与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已有基准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生政府行为并考虑开放经济因素,分析了脱贫攻坚政策下原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完成对其共同富裕能力提升的影响和脱贫攻坚完成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与县域资金流动的影响。其次借助脱贫攻坚政策下原贫困县脱贫攻坚完成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基于CATT的多时点DID模型与调节效应模型对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这一多时点DID模型的优势在于可以缓解传统双重固定效应的多时点DID模型存在的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更为准确,同时通过汇总组时间平均处理效应可以进一步分析脱贫攻坚影响的组效应、动态效应和日历时间效应。首先利用基于CATT的多时点DID模型评估脱贫攻坚完成对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完成使得原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得到显著增强,共同富裕能力提升主要来源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地区财政自给水平的提高,并且越早完成脱贫攻坚的县其共同富裕能力提升越显著,脱贫攻坚完成时间越长其共同富裕能力增长幅度越大。其次使用调节效应模型分析脱贫攻坚完成前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与县域资金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脱贫攻坚完成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县域共同富裕能力存在正的调节作用,这一调节作用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即脱贫攻坚完成显著提升了东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能力的提升作用,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尚不显著;相较脱贫攻坚完成前,原贫困县脱贫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导致的县域资金外流状况得到了很好地遏制。
最后,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原国家级贫困县共同富裕能力指数测度体系包含指标较多,同时测度方法本身要求收集所有贫困县数据,因而即使研究对象仅为单个县也需重复上述过程。故本文尝试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变量选择与模型训练以简化单个县共同富裕能力指数获得过程,提高实用性。具体来说,本文对比了八种机器学习方法与两种传统计量方法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