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食管癌   根治性放疗   肌减少症   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率   生存  

摘要： 目的:评估肌减少症和全身炎症标志物对接受根治性放疗食管癌患者的预后价值,并探究这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联合预后价值。 方法:通过第3腰椎(third Lumbar,L3)水平的骨骼肌面积和体重确定骨骼肌指数(Skeletal Muscle Index,SMI),并以此诊断肌减少症。通过受试者工作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urve,ROC)确定全身炎症标志物的最佳截断值。通过Logistics回归分析变量间的相关性。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确定生存预后因素。基于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建立列线图以预测生存率,使用协调指数和校准曲线评估列线图的预测精度。 结果:纳入了100名接受根治性放疗的食管癌患者,77名患者合并有肌减少症。肌减少症和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率(Lymphocyte–Monocyte Ratio,LMR)显著相关(OR=0.637,95%CI,0.452-0.898,P=0.010)。肌减少症(HR=3.991,95%CI:1.653-9.638,P=0.002),LMR<2.67(HR=2.665,95%CI:1.563-4.543,P<0.001)是总生存期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建立了2个预测精度良好的列线图。 结论:肌减少症和LMR能独立预测接受根治性放疗食管癌患者的生存,并具有良好的联合预后价值。

关键词： 万步运动   非透析慢性糖尿病肾病   微炎症状态   肾功能  

摘要： 目的探究万步运动对非透析慢性糖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 DN)患者血糖水平及肾功能的影响。方法以我院2015年1月至2019年10月收治的149例非透析慢性DN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依据治疗措施不同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74例给予基础治疗和营养方案, 观察组75例在前者基础上增加万步运动方案。对比干预前、干预1个月末、3个月末两组患者微炎症状态、血糖水平和肾功能。结果较干预前, 两组患者干预1个月末及干预3个月末血浆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 且观察组血浆CRP、IL-6水平低于对照组(均P<0.05)。较干预前, 两组患者干预1个月末及干预3个月末血清空腹血糖(FPG)、餐后2 h血糖(2-h PG)、糖化血红蛋白(HbAlc)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 且观察组血清FPG、2-h PG、HbAlc水平低于对照组(均P<0.05)。较干预前, 两组患者干预1个月末及干预3个月末血清尿素氮(BUN)、血肌酐(Scr)水平呈逐渐降低趋势, 观察组血清BUN、Scr水平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万步运动可通过加快肌肉内血液循环、促使肾脏血流加快以促进非透析慢性DN患者肾脏毒素排出, 改善肾功能, 调节血糖水平, 改善微炎症状态。

关键词： 泌尿系结石   经皮肾镜碎石术(PCNL)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SIRS)   影响因素   预测模型  

摘要： 研究背景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疾病,其中,大部分为上尿路结石。随着微创设施、碎石方法的继续发展,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Percutaneous Nephrolithotomy,PCNL)是目前主要治疗上尿路结石的方法。根据研究显示PCNL术后脓毒血症、感染性休克发生率高达0.3-9.3%,是其他腔内手术术后脓毒性休克发生率的20倍。早期诊断PCNL术后脓毒血症休克并干预其发生可以减少患者死亡率的增加和住院时间的延长的风险。全身炎症反应综合症(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是PCNL术后最常见的表现特征,并有较高几率进展为致死性的脓毒血症。因此,就PCNL术后SIRS的发生的预测而言,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也证明了其早期诊断和预测工具的应用十分重要。目的分析PCNL术后发生SIRS的相关独立影响因素,同时建立术后SIRS的Logistic逐步回归预测模型,并进行模型验证以及数据可视化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在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住院就诊,诊断为上尿路结石的229例患者的临床数据及相关资料。所有患者均于我科行PCNL。其中男140例,女89例。术前收集年龄、体重系数(Body Mass Index,BMI)、术前尿白细胞、高血压病史等围手术期临床指标。通过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围手术期指标与PCNL术后SIRS的关系,筛选出独立危险因素,并由此建立SIRS的Logistic回归预测模型,计算OR值并构建森林图,同时进行数据可视化处理,并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和校准曲线来测验该预测模型的拟合优度,评估其判别能力和预测准确性,并通过ROC曲线下面积来对预测模型的效能进行评定。结果在本研究共计229例行PCNL术的患者中,术后发生SIRS的例数为50例,发生率为21.8%。通过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结石最大直径、手术时间、多发结石(是)、术前尿白细胞(++/+++)、结石位置因素和PCNL术后发生SIRS有一定的关系(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手术时间、术前尿白细胞(++/+++)因素是PCNL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逐步回归预测模型:Logit(P)=0.0415748+1.0205754×手术时间+2.6263544×术前尿白细胞(++/+++)。ROC曲线下面积为0.7189,95%CI(0.6444-0.7934)。Hosmer-Lemeshow检验该模型成立,且预测效能较好(P>0.05)。结论本研究结果显示手术时间、术前尿白细胞(++/+++)因素是PCNL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影响因素,通过这些独立影响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评估价值。临床上可以通过降低术前尿白细胞,提高术中效率、缩短手术时间来减少术后SIRS等不良后果的发生。

关键词： 马尔尼菲篮状菌   Mp1p   ERK磷酸化   促炎因子   抗炎因子  

摘要： 背景与目的马尔尼菲篮状菌（Talaromyces marneffei,TM）感染是我国长江以南地区艾滋病（AIDS）人群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广西HIV患者合并TM感染的死亡风险最高,居所有机会性感染之首。TM高病死率的原因在于存在一套免疫逃逸策略,被称为“巨噬细胞悖论”,即巨噬细胞作为机体抵抗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反而为TM提供躲避免疫杀伤的生态位,但其内在机制不明。Mp1p蛋白是TM的一个毒力因子,既往研究表明Mp1p可影响宿主免疫反应,对于TM免疫逃逸可能起着重要作用,然而其分子机制尚不清楚,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旨在探索Mp1p蛋白在TM免疫逃逸中的作用及潜在的分子机制。方法首先,利用体外表达纯化的Mp1p蛋白,分别与THP-1巨噬细胞和Kupffer细胞共孵育,感染TM后使用菌落计数法（CFU）分析Mp1p纯化蛋白对巨噬细胞抗TM能力的影响。使用慢病毒构建稳定表达Mp1p蛋白的THP-1巨噬细胞株（THP-1-Mp1p+）和Kupffer细胞株（Kupffer-Mp1p+）,分别感染TM后以CFU法分析Mp1p对巨噬细胞抗TM能力的影响。随后,提取THP-1-Mp1p+细胞株以及TM感染后的THP-1巨噬细胞的总RNA进行转录组测序（RNA sequencing,RNA-seq）,分析巨噬细胞过表达Mp1p和感染TM后共有的差异基因表达图谱,并使用GO、KEGG和GSEA富集相关通路,以筛选出与Mp1p影响巨噬细胞抗菌功能相关的候选基因和通路。最后,分别从基因水平和蛋白水平验证筛选的关键因子:使用Western Blot检测ERK总蛋白及其磷酸化水平;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PCR）检测炎症因子IL-1β（Il-1β）、TNF-α（Tnf-α）,抗炎因子IL-10（Il-10）的m RNA表达水平;使用细胞因子微球检测技术（CBA）、酶联免疫吸附剂测定（ELISA）检测IL-1β（Il-1β）和TNF-α（Tnf-α）在细胞上清中的表达水平。结果***1p纯化蛋白对巨噬细胞抗菌能力的影响:经Mp1p纯化蛋白预处理的THP-1巨噬细胞与对照组的CFU分别为（2.30±0.16）×10～5CFU、（2.20±0.05）×10～5CFU,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经Mp1p纯化蛋白预处理的Kupffer细胞与对照组的菌落计数分别为（2.60±0.33）×10～5 CFU、（2.30±0.16）×10～5 CFU,结果无显著性差异（p>0.05）。2.过表达Mp1p的巨噬细胞抗菌能力的检测:与阴性对照组相比,THP-1-Mp1p+巨噬细胞和Kupffer-Mp1p+细胞感染TM的CFU均升高。感染24h后的CFU分别为（1.70±0.32）×10～5 CFU、（1.95±0.39）×10～5 CFU,感染48h后的CFU计数分别为（1.58±0.25）×10～5 CFU、（3.35±0.59）×10～5CFU,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Mp1p+巨噬细胞的差异基因表达分析:与阴性对照组相比,THP-1-Mp1p+巨噬细胞的炎症因子IL-1β、TNF-α表达显著降低,MAPK通路关键因子MAPK3（ERK1）表达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O、KEGG、GSEA富集显示差异基因富集于TNF信号通路、IL-17信号通路以及MAPK信号通路,三条通路均被显著抑制（p<0.05）。4.感染TM的THP-1巨噬细胞的差异基因表达分析:与未感染细胞相比,感染TM的THP-1巨噬细胞的IL-6、IL17家族炎症因子表达显著降低（p<0.05）,且富集于IL-17信号通路,GSEA分析显示该信号通路被显著抑制（p<0.05）。5.过表达Mp1p抑制巨噬细胞ERK激活及炎症反应:THP-1-Mp1p+巨噬细胞和Kupffer-Mp1p+细胞的ERK蛋白磷酸化水平分别下降了50%、40%（p<0.05）;IL-1β的m RNA表达水平分别下降了40%、30%（p<0.05）;TNF-α的m RNA表达水平分别下降了50%、30%（p<0.05）;IL-10的m RNA表达水平分别升高了9倍、2倍（p<0.05）;IL-1β在细胞上清中的分泌水平分别下降了83%、32%（p<0.05）;TNF-α在两种细胞上清中的分泌水平都下降了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TM感染可能通过其毒力因子Mp1p蛋白降低巨噬细胞ERK蛋白磷酸化水平,促进巨噬细胞抗炎因子的表达并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从而逃避免疫杀伤。该研究以Mp1p为切入点,从巨噬细胞炎症反应的角度解释了TM免疫逃逸的分子机制,可为优化HIV/TM患者治疗方案提供新的干预靶点和治疗策略。

关键词： 腹膜透析   微炎症状态   饮食营养护理   营养不良  

摘要： 目的:研究腹膜透析患者在腹膜透析过程中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物质的丢失,以及透析后补充摄入蛋白质等营养物质不足造成体内相应营养物质缺乏,与患者体内微炎症的可能关联;探索对腹膜透析患者实施个体化优质蛋白饮食的营养护理流程一段时间后对腹膜透析患者营养状态的改变及其对炎症状态的辅助改善作用。方法:本研究采用历史对照的方法进行研究。研究对象为2019年6月至2020年12月于武汉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肾病内科腹膜透析中心就诊的腹膜透析患者。本研究按以下步骤实施:1)研究小组的组建及建立纳入排除标准:成立以研究者为主干力量的研究团队。研究小组成员对腹膜透析操作的相关特点、患者腹膜透析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营养流失、微炎症副作用等关键问题,在基于临床疾病特征、患者个体状况等充分研究及讨论基础上,确定本次研究的纳入排除标准。具体纳入标准为:①本腹透析中心腹膜透析患者;②患者病情稳定,神志清楚;③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④生存周期大于6个月患者。排除标准为:①同时做血液透析的患者;②同时患有肿瘤、严重脏器性疾病等的患者;③依从性极差,不能配合完成本次研究的患者;④不能经口进食的患者。2)建立客观指标:对两组腹膜透析患者营养状态(改良主观营养风险评分表、血红蛋白计数、白蛋白计数、体重指数(BMI)等)、微炎症状态(血清降钙素原、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等)、腹膜炎发生次数(以患者出现腹膜刺激征,发热,白细胞计数升高为腹膜炎标准)进行评价,并采用统计学方法进行比较。3)对照组实施方案:研究小组选取2019年6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武汉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腹膜透析中心、且符合本次纳入排除标准的腹膜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作为对照组,最终对照组的研究对象为60例。对照组腹膜透析患者采取常规的院外延续性护理措施,并给予常规的护理饮食指导,随访周期为6个月。对照组患者进行腹膜透析复诊时,由研究小组成员将患者相关指标进行测量并统计记录。研究小组成员分别在对照组患者入组时,第一个月,第三个月,以及研究第六个月时采集本组患者营养状态、微炎症状态、腹膜炎发生次数等相应客观指标。4)试验阶段:(1)预实验实施:根据研究小组前期的研究成果,结合现有的临床研究文献及本科室特点,并采集本组患者营养状态、微炎症状态、腹膜炎发生次数等评价指标。对预实验结果进行数据分析,最终确定个性化营养护理流程以及实施方案。(2)实验组实施方案:根据纳入排除标准选取2020年6月至2020年12月于武汉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腹膜透析中心就诊的60例腹膜透析患者作为实验组,实验组患者在基于本腹膜透析中心常规的护理措施下,同时研究团队医护人员通过微信平台与电话联系等方式对实验组腹膜透析患者进行随访。研究小组对本组患者及患者看护者进行相应的指导。对实验者患者指导主要内容有:①疾病相关知识宣教:研究者组织本组患者讲解腹膜透析患者出现腹膜炎、营养不良以及微炎症状态的可能原因及对患者机体的危害,如何有效控制相关并发症的日常注意事项;②蛋白营养饮食健康教育:给予本组患者相应蛋白营养日常饮食指导;每周利用微信平台推送1次相应的指导内容,包括疾病相关知识,饮食指导,生活指导等。根据本组患者各项客观指标检查结果,由研究小组根据结果反馈为本组患者制定针对性蛋白营养饮食流程管理,为患者计算好患者每日所需蛋白质及能量消耗量,结合患者饮食结构及个人习惯等,有侧重点的制定出个性化饮食单;本组患者家中自备食物秤及常见食物热量表,教会患者或患者看护者简单的食物能量转换技巧;③远程饮食指导:研究小组成员对本组患者蛋白营养饮食流程进行监控,每周四对本组患者进行电话或者微信视频回访,询问患者饮食计划执行情况,纠正本组患者对饮食计划执行的误区及解答患者疑问,解决现阶存在的问题。研究小组成员分别采集本组患者入组时,第一个月,第三个月及第六个月监测的营养状态、微炎症状态、腹膜炎发生次数等相应客观指标。两组患者观察以及进行不同营养饮食指导护理流程的时间均为6个月。收集两组患者资料:纳入研究时两组腹膜透析患者的营养状态(营养状态评分采用改良主观营养风险评分表,血红蛋白计数,白蛋白计数,体重指数(BMI))、微炎症状态(血清降钙素原PCT指标,白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腹膜炎发生次数;以及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保证2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采用Excel数据录入,并导入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数资料以频数,构成比(%)表示,对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x ±s)表示。对所有数据进行正态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t检验,u检验等;对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的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研究中所有统计检验的检验水准均为α=0.05.以p<0.05认为有统计学意义。结果:(1)针对2组患者采取的不同营养护理方案,给出不同护理方案前,两

关键词：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流感病毒   LncRNA TUG1   miR-145-5p   肺功能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流感病毒   炎症反应   lncRNA TUG1   miR-145-5p   NF-κB  

摘要： 第一部分LncRNA TUG1/miR-145-5p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中的临床研究引言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常见的由有毒颗粒或气体导致的气道和(或)肺泡异常引起的以持续呼吸道症状和气流受限为特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COPD急性加重(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AECOPD)主要表现为患者呼吸系统症状急性恶化,超出日常变异,需要改变药物治疗。AECOPD是影响患者疾病整体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COPD患者每年约发生0.5-3.5次急性加重,每人每次平均住院费用高达1.2万元,严重增加了患者及社会的经济负担。同时,AECOPD患者肺功能显著下降,严重影响患者运动能力及生活质量,加重死亡风险。呼吸系统感染是AECOPD发生的最常见诱因,80%的AECOPD是由感染所致,其中细菌感染占40-60%,病毒感染占30-50%。AECOPD病毒感染谱具有一定的地域和种族差异,鼻病毒是欧美国家AECOPD最常见病原体,流感病毒是亚洲国家AECOPD最常见病原体。本课题组前期临床研究表明流感病毒是我国AECOPD早期发生的最常见触发因子。AECOPD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主要依据患者呼吸系统症状、体征以及是否合并呼吸衰竭等并发症。实验室检查如血常规、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等在制定AECOPD治疗方案中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尚无特异性生物标志物可以预测AECOPD。人类基因组学研究发现,基因库中除编码蛋白的基因外,还存在大量的非编码RNA(non-coding RNAs,ncRNAs),长链ncRNAs(long non-coding RNAs,lncRNAs)是一类长度>200nt的一类RNA,此类RNA缺少或无开放阅读框,因此不参与多肽的产生,仅在转录及转录后水平调控蛋白质的编码。LncRNAs的异常表达可能参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发展。LncRNAs由于其特殊的生物学特征,并不直接在生命体活动中发挥作用,现有研究表明:大部分LncRNAs主要是通过抑制微小RNA(micro RNA,miRNA)的表达发挥作用。miRNAs是一类长度在几个到二十几个核苷酸短链非编码RNA,广泛存在于各种生物体中,其作用机制主要是与靶蛋白编码基因的mRNA互补结合,继而调控目标蛋白的表达及功能。COPD患者体内存在多种异常表达的miRNA,这些异常表达的miRNAs可特异性作用于相应的目标蛋白,参与COPD粘液高分泌、肺泡壁的破坏、肺组织纤维化和小气道重塑等病理过程。长链非编码RNA牛磺酸上调基因1(taurine upregulated gene 1,TUG1)最早发现于鼠科动物的视神经纤维细胞中,全长7.1kb,是一种与染色质修饰复合物相关的lnc RNA。lncRNA TUG1不仅参与胃肠道及生殖系统肿瘤的增殖,还与炎症性肠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发生密切相关。通过检测COPD和正常人肺组织中lncRNAs/miRNAs的表达,发现COPD患者肺组织中lncRNA TUG1显著增高,同时伴miR-145-5p明显下降。然而有关lncRNA TUG1、miR-145-5p在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体内的表达情况及二者与AECOPD患者肺功能参数、细胞炎症因子间的相关性鲜有报道。本研究中,拟通过收集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稳定期COPD患者及正常对照组人群的外周静脉血、肺功能参数等临床资料,分离提取人外周静脉血单核淋巴细胞,以β-actin为内参,检测外周血单核细胞中lncRNA TUG1、miR-145-5p的相对表达量,分析二者与AECOPD患者肺功能参数、血清细胞炎症因子指标间的相关性。旨在为临床上预测和评估COPD急性加重病情严重程度提供新的实验室生物标志物。目的在临床水平观察lncRNA TUG1、miR-145-5p在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中的表达,以及lncRNA TUG1、miR-145-5p与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肺功能参数及相关血清细胞炎症因子之间的关系,探索lncRNA TUG1、miR-145-5p在COPD急性加重患者中病情评估中的作用。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19年12月180例受试者(包括正常对照组50例、COPD稳定期患者50例、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80例)。采集受试者一般资料、肺功能、外周血血清等资料,提取外周血单核细胞,检测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RNA中lncRNA TUG1、miR-145-5p。比较COPD稳定期、急性加重期及正常对照组外周血单核细胞中lncRNA TUG1、miR-145-5p表达差异,以及与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肺功能参数及血清细胞炎症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1、CO

关键词： 药物相互作用   热毒宁注射液   莫西沙星   药代动力学研究   药物组织分布研究   代谢酶-转运体调控   药效学研究  

摘要： 目的:1、观察热毒宁注射液与莫西沙星联用在肺炎模型小鼠体内的药效学特征;2、考察热毒宁注射液与莫西沙星联用在大鼠体内的药动学特征;3、考察热毒宁注射液与莫西沙星联用在肺炎小鼠体内的组织分布;4、考察热毒宁注射液与莫西沙星联用对肺炎小鼠肝、肠上皮组织内代谢酶、转运体及肠道菌群相关水解酶的调控作用。 方法:1、肺炎小鼠体内药效学研究:以LPS吸入诱导ICR小鼠产生肺部炎症,设立空白组、模型组、热毒宁注射液组、莫西沙组、热毒宁注射液-莫西沙星联用组,分别于给药3次（3天）、5次（5天）及末次给药后2天（7天）取肺组织和肺泡灌洗液。以肺组织大体标本及病理切片HE染色法观察小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以ELISA法检测肺泡灌洗液中炎症因子IL-1β、IL-6、TNF-α水平。2、药动学研究:设立热毒宁组、莫西沙星组、热毒宁注射液-莫西沙星联用组,分别于单次给药和累积给药后按时间点取材,采用UPCL-MS/MS法对大鼠血浆和小鼠血浆、肺泡灌洗液、心、肝、脾、肺、肾、肠组织中药物浓度测定,并应用软件Phoenix Win Nonlin 8.1拟合计算药代动力学参数。3、肝、肠上皮组织内代谢酶-转运体研究:设空白组、热毒宁注射液组、莫西沙星组、热毒宁注射液-莫西沙星联用组,分别于给药3次（3天）、5次（5天）及末次给药后7天（12天）取肠上皮组织、肝组织、肺组织和粪便,以Western Blot及RT-qPCR技术检测肝、肠上皮组织内II相代谢酶Ugt1a1和Sult2a1、转运体P-gp和Mrp2及β-葡糖醛酸苷水解酶（β-glucuronidase）的mRNA转录及蛋白合成表达水平。 结果:1、药效学:累积给药5次后,联用组大体标本肺组织色白,未见明显炎性渗出,恢复程度优于单用组;联用组肺炎模型小鼠肺泡灌洗液（BALF）中炎性因子IL-1β、IL-6、TNF-α含量较于单用组及模型组低。2、药代动力学:与热毒宁单用组相比,联用组大鼠血浆中热毒宁注射液13种中药活性成分Cmax降低,消除相平缓,药物主要呈组织内分布。与莫西沙星单用组相比,联用后大鼠血浆中莫西沙星AUC显著增加,其代谢物在血浆中AUC减少,联用后莫西沙星在体内的药代动力学特征发生了变化,仍以组织分布为主。3、组织分布:单次给药,联用组莫西沙星在血浆及各组织中浓度较莫西沙星组高（P<0.05）。累积给药后,莫西沙星组和联用组小鼠血浆、心、脾、肾、肺组织中莫西沙星药物浓度及药-时曲线变化接近;莫西沙星组小鼠肝、肠组织中莫西沙星药峰浓度显著增加（P<0.05）,联用组小鼠肺泡灌洗液中莫西沙星Cmax及AUC略高于莫西沙星组;联用组小鼠肝、肠内莫西沙星的组织分布浓度未受到给药次数的影响。4、机制研究:热毒宁注射液和莫西沙星共同调控代谢酶-转运体而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单次给药后,除肠上皮Sult2a1诱导表达,肝组织内Sult2a1和肝、肠上皮内Ugt1a1、P-gp、Mrp2的mRNA转录及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组间影响。累积给药后,莫西沙星组肠上皮组织内Ugt1a1的mRNA转录及蛋白表达被抑制,联用组和热毒宁组Ugt1a1的mRNA转录及蛋白合成表达被诱导;各组肝、肠内Sult2a1的mRNA转录及蛋白合成表达被不同程度诱导,以肠上皮内显著（P<0.001）。累积给药后,联用组小鼠肝内转运体Mrp2的mRNA转录增加,而蛋白合成表达水平未见明显差异;肝内和肠内转运体P-gp的mRNA转录及蛋白合成表达被诱导。5、累积给药后,肠内β-葡糖醛酸苷水解酶mRNA转录增加,但蛋白合成表达被抑制,以联用组最为显著。 结论:1、热毒宁注射液和莫西沙星联用可改善小鼠肺炎状态,能缓解炎性因子释放,促进肺泡结构及功能恢复,疗效优于单用组。2、热毒宁注射液与莫西沙星存在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且其相互作用可影响药物组织分布。单次联用有利于增加莫西沙星在体内的整体暴露量;累积给药时,两药联用能维持莫西沙星在各组织内浓度变化平稳,既能提高靶器官内药物浓度,也能减少药物在其他组织细胞内蓄积。3、热毒宁注射液-莫西沙星联用对肝、肠上皮组织内代谢酶-转运体的总体调控作用可导致两药的药代动力学发生改变,表现出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单次给药时两药以竞争性抑制为发生相互作用的主要方式;累积给药后,热毒宁注射液能纠正莫西沙星对代谢酶-转运体表达产生的效应,从mRNA转录及蛋白合成表达两个水平共同调节,维持药物在体内过程的相对稳定。

关键词：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血清代谢物   免疫炎症反应   动物模型  

摘要： 研究背景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focal segmental glomerulosclerosis,FSGS)是最易导致终末期肾病(end-stage kidney disease,ESKD)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之一。FSGS的患病率在世界范围内逐年攀高,而免疫抑制治疗只能使40-60%的病例达到完全或部分缓解,且受剂量、毒性限制,目前治疗方法面临着困境和挑战。因此,寻找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来预防或阻止FSGS进展是医疗保健的首要任务。间充质干细胞(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的抗炎、旁分泌和再生等特性有助于肾损伤的修复,在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肾移植、糖尿病肾病及狼疮性肾炎等领域已经突显其治疗潜力,目前是肾脏疾病领域的研究热点。因此,MSCs有望成为治疗难治性FSGS的一种新策略。而脐带来源的间充质干细胞具有来源丰富,容易获得,较强的抗炎能力等特点,是一种理想的有治疗潜力的间充质干细胞。代谢组学是反映生物体发生的实时事件,同时能捕捉饮食和肠道菌群等外部影响因素,反映生物整体表型,在肾脏疾病的标志物和机制研究中具独特优势,目前代谢组学已渗透到多种肾脏疾病领域,但是FSGS的血清代谢谱未被全面、系统的研究,迄今为止也并未发现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MSCs)对阿霉素诱导的 FSGS小鼠模型干预作用后血清代谢谱变化的研究。研究目的该研究我们利用阿霉素在Balb/c雄性小鼠品系中建立FSGS模型,观察HUMSCs对FSGS小鼠的疗效,利用基于UPLC-MS/MS的代谢组学方法,分析HUMSCs对ADR诱导的FSGS小鼠干预治疗后血清代谢谱的变化,探讨参与FSGS发病的可能代谢机制,及从代谢组学的角度,分析HUMSCs对FSGS保护作用的机制。研究方法本研究第一部分,我们首先利用阿霉素在Balb/c雄性小鼠品系中建立FSGS模型,30只Balb/c雄性小鼠分为正常对照组(N=12)和FSGS模型组(N=18)。FSGS模型组的每只小鼠按照10.5 mg/kg的ADR(浓度为2 mg/mL)剂量给药,经尾静脉一次性缓慢注射入小鼠体内;正常对照组每只小鼠在相同时间点经尾静脉一次性注射等剂量的0.9%生理盐水。构建FSGS小鼠模型成功后处死正常组和模型组小鼠各6只,采用ELISA检测两组小鼠第28天的血清肌酐和尿素氮,以及第0、8、15、21、28天小鼠的尿蛋白。肾组织病理切片进行HE、PAS、Masson染色,光镜下观察结果。随后,将FSGS模型组12只小鼠随机分成FSGS+DiR-HUMSCs 组(N=6)和 FSGS+Siane 组(N=6)两组用于观察 HUMSCs在FSGS小鼠体内的示踪分布。正常对照组(N=6)和FSGS+DiR-HUMSCs组分别在第29、30、31天经尾静脉缓慢注射2×106cell/mL剂量的细胞膜荧光探针DiR标记的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DiR-HUMSCs)到小鼠体内;FSGS+Siane组小鼠分别在第29、30、31天经尾静脉缓慢注入等剂量的0.9%生理盐水。6小时后处死所有小鼠,取出心脏、肺脏、肾脏、脾脏、肝脏,DiR-HUMSCs在阿霉素诱导的FSGS小鼠体内的示踪利用动物成像系统观察。肾组织冰冻切片行DAPI染色,共聚焦显微镜下观察结果。此外,Normal+DiR-HUMSCs、FSGS+DiR-HUMSCs及FSGS+Saline三组小鼠肾组织进行人源性和鼠源性间充质干细胞特异性抗体CD90、CD44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HUMSCs在FSGS小鼠肾组织中的定位。本研究第二部分,将18只Balb/c雄性小鼠,分成三组,即 Normal+Saline组(N=6),FSGS+Saline 组(N=6),FSGS+HUMSCs 组(N=6)。FSGS+HUMSCs组:FSGS小鼠造模成功后,分别在29、32、35天,经尾静脉缓慢注射移植HUMSCs(2× 106cells/mL)入小鼠体内。FSGS+Saline组:FSGS小鼠造模成功后,分别在29、32、35天,经尾静脉缓慢注射等剂量的0.9%生理盐水。Normal+Saline组:在相同时间点,经尾静脉缓慢注射等剂量的0.9%生理盐水入小鼠体内。第43天处死所有小鼠,血清离心后-80℃冰箱保存,用于代谢组学研究。肾组织行HE、PAS、Masson染色。利用ELISA方法检测三组小鼠尿蛋白、血清肌酐、尿素氮以及TNF-α的水平;RT-PCR方法检测肾组织BMP-7mRNA的表达;免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TGF-β1和FN在肾组织的表达并进行半定量分析,光镜下观察结果。本研究第三部分,对第二部分

关键词： GPER   固有层   DSS   黏膜免疫   炎症性肠病(IBD)  

摘要： [目的]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colitis,UC)和克罗恩病(Crohn'sdisease,CD)的慢性炎症性疾病,其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但具体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目前认为与环境、遗传和肠道微生态等多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肠道免疫失衡、肠粘膜屏障损伤有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雌激素对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肠道粘膜屏障具有潜在影响,且已知在亚洲国家,女性IBD发病率低于男性。雌激素通过与核受体ERα、ERβ 或 G 蛋白偶联型受体(G protein-coupled estrogen receptor,GPER)结合从而发挥其生物学作用。其中,GPER在肠道组织中的表达虽然已有报道,但对其在肠道中的确切定位和功能仍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阐明GPER在肠道中分布的特点,在了解肠道粘膜屏障相关免疫细胞特异性表达GPER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 GPER对肠道炎症和粘膜屏障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免疫荧光染色和GPER基因报告小鼠(GPER-cre-tdTomato或GPER-cre-ZsGreen小鼠),观察GPER在小鼠、大鼠以及IBD患者肠组织中的分布;利用Western blot检测CD患者不同炎症程度的肠道组织中GPER蛋白的表达丰度。利用双基因报告小鼠(CX3CR1-GFP/GPER-cre-tdTomato)、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基因报告小鼠(CX3CR1-GFP)以及免疫荧光标记(F4/80或CD11c),检测GPER阳性免疫细胞的类型。最后通过比较野生型和GPER-/-小鼠之间葡聚糖硫酸钠(Dextran sulphate sodium,DSS)诱导的结肠炎的严重程度以及肠通透性(FITC-dextran),探讨GPER对肠道炎症和粘膜屏障的影响。[结果]大鼠肠固有层内可见具有GPER免疫荧光活性的细胞,肠神经节内也检测到GPER免疫荧光活性。在GPER基因报告小鼠中,不仅肠神经系统具有GPER+神经元,肠道固有层中也可见GPER+细胞。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些GPER+细胞紧邻肠道上皮细胞的基底侧,并且大肠固有层中的GPER+细胞数量远高于小肠固有层。免疫荧光染色发现肠道固有层GPER+细胞表达Iba-1、F4/80和CD11c免疫活性,提示它们是具有抗原提呈功能的巨噬细胞或者树突状细胞。在3%DSS诱导的急性结肠炎模型中,GPER-/-小鼠表现出更明显的体重减轻、更高的疾病活动指数、死亡率和病理学评分。对IBD患者肠粘膜组织的免疫荧光染色显示,GPER+细胞分布特征与小鼠和大鼠相似,并且蛋白印迹分析显示在炎症组织中GPER蛋白表达增加。[结论]GPER在肠道中具有特征性的分布,主要表达在肠神经元以及固有层的巨噬细胞或树突状细胞亚群,GPER+免疫细胞的数量从小肠至大肠呈现梯度增加的现象,IBD患者肠道炎症组织中GPER的蛋白表达量增加,提示GPER可能对肠道免疫和炎症反应发挥调控作用。在DSS诱导下,GPER缺失小鼠较野生型小鼠呈现更严重的炎症表型,提示巨噬细胞或树突状细胞上的GPER具有重要的抗炎作用,是炎症性肠病的潜在干预靶点。

关键词：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炎症  

摘要： 目的:探讨输尿管软镜碎石术(Flexible Ureteroscopy,fURS)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的相关危险因素,为预测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发生SIRS的风险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9年9月接受fURS手术的369例患者,SIRS组和非SIRS组分别为326和43例患者,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a,ASA)评分、术后结石残留、术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数比值(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NLR)、术前血小板/淋巴细胞计数比值(Platelet/Lymphocyte Ratio,PLR)、术前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计数比值(Lymphocyte/Monocyte Ratio,LMR)等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确定fURS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风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来验证结果的有效性。并且前瞻性收集了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的患者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验证最终结果。结果:最终纳入369例患者。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两组间术后结石残留(P=0.039)、术前NLR(P<0.001)、术前LMR(P=0.001)差异显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NLR及术后结石残留是fURS术后发生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显示术前NLR值的最佳截断值为2.61,ROC曲线下的面积(Area Under ROC Curve,AUC)为77.9%。对53例患者进行前瞻性分析的结果显示,NLR>2.61的患者SIRS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患者(RR=4.932,P=0.040)。结论:术前NLR是fURS术后出现SIRS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可能为临床医师术前决策或制定医疗方案提供证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