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   文化建设   文化领导权   文化使命  

摘要：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奴役、国民党顽固派的文化专制，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意识全面觉醒。这一时期，党开展广泛的文化建设和精神动员，提出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目标，打造党领导下的文化队伍，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发展了抗日的文化教育。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全民族抗战提供了坚强而主动的精神力量，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深刻觉醒，捍卫了中华民族的文明成果，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政党自觉   中国共产党   历史主动   全面从严治党   反腐败斗争  

摘要： “两个历史主动”是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总结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的经验与成就所作出的重要论断。政党自觉是理解这一重要论断的关键枢纽和逻辑基点。政党自觉奠定了“两个历史主动”的话语叙事基础，构成了把握“两个历史主动”内在关系的辩证视角，形塑了赢得“两个历史主动”的历史场域。“两个历史主动”在历史、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均具有主题鲜明的政党自觉性表现。此外，在历史发展中持续提升认知和行动上的主体自觉性，是始终赢得“两个历史主动”的坚实保障。从何以生成的出场逻辑、何以彰显的现实表征再到何以始终掌握的实践要求，所述维度融合了政党自觉不同的靶向思考，层层递进地揭示了“两个历史主动”这一重要论断的深刻意涵及其时代价值。

关键词： 政治文明   中国共产党   自我革命   内在统一   相互促进  

摘要： 政治文明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维度，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它的构成要素有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和政治文化文明。不同历史阶段或不同国家的政治文明，虽然表现形态各异，但是在推动社会进步、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且与“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相辅相成，在党的四个历史时期有不同实践形态。政治文明与党的自我革命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都以实现人民幸福、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公平正义等为目标。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都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契合中国国情发展逻辑，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二者相互促进，前者为后者提供制度保障和思想环境，后者推动前者在执政理念、执政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发展。

关键词： “十五五”规划   档案事业   能力建设   档案育人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档案   开发利用  

摘要： “十五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档案事业需要从“资源保管”向“服务赋能”转型，实现资政育人、红色资源开发。在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国家战略安排下，档案育人仍存在协同育人机制不健全、数字化开发不足、评价体系不完善等问题，那么在“十四五”的阶段性成果基础上，如何将档案资源转化为可推广的育人模式，是发挥档案资源强化思政育人的核心要义。针对“十五五”规划提出的“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等方向，本研究意在系统性探讨“能力建设”导向下档案事业与思政育人的互动原则，进一步探讨资源协同、技术革新、评价反馈的机制构建，力求实现档案思政育人功能的精准化、常态化。

摘要： 互联网犹如一把双刃剑,在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互联网的传播能够促进思政教育资源共享,为高校思政课程提供丰富的素材,但是也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挑战了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成为西方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传播的途径。

摘要： 在当今社会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等职业学校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具备坚实专业技能和优秀思想道德素质人才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职教育体系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塑造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内在联系思想政治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在方法论层面的共通性,主要体现在教育理念的辩证统一、教学模式的交叉融合以及实践路径的协同创新三个维度。

摘要： 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的过程。

摘要： 高职院校大力推动产教融合教育模式,可以有效解决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便推动高职教育改革。高职院校具有职业性的特色,将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作为教学目标,需要深度融合专业教学与企业实践,并不断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然而,实际上,产教融合教学模式主要用于专业课程教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应用不足,使学生职业道德观念、价值观等形成与行业实际需求契合度较差。

关键词： “半殖民地半封建”   “半封建半殖民地”   社会性质   “反帝反封建”   中国共产党  

摘要： “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的讹变表达,它出现的时间甚至很可能早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不过其初现时的所指却和“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没有多少区别,都是言说者对其时中国国情或者说社会性质的判断。然而,“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孰前孰后决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不仅关乎如何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更关乎如何经由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进行认定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提法的出现和传布并不意味着言说者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尤其是应该把反帝国主义还是反封建主义置于民主主义革命的首位有多少不同的看法,这样的表达只能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还不成熟的历史时期相关表述的不严谨性,这种不严谨也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得到了延续。那种将“半殖民地半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两种不同的表达视为反映了言说者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有阶段性的不同认知的看法是不准确甚至错误的,这种看法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对史料占有的不完全以及对研究对象的想象性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