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耕地“非粮化”   耕地保护   粮食安全   行政法规制  

摘要： 耕地是生存之本,是社会永续发展的命脉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提出“农产品供给安全问题”,强调要坚守“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藏粮于地,藏粮于技。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采取有力举措防止耕地“非粮化”,切实稳定粮食生产,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生命线。2023年12月《粮食安全保障法》出台,强调粮食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是新时代推动乡村振兴以及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巨大力量。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耕地“非粮化”问题存在地区差异大、情况复杂等因素,虽然整治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总的来说文章立足于目前国内耕地“非粮化”治理情况,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完善建议。 首先,笔者认为对耕地“非粮化”的概念和表现形式进行清晰界定是研究的基础,因此本研究对耕地“非粮化”的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突出耕地“非粮化”应以其广义上的内涵为基础展开的合理性,并对其形成机理进行总结概括。其次,耕地利用的行政法治逻辑是本研究的问题起点,笔者从耕地用途的立法定位着手,诠释耕地利用应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这一基本命题的正当性基础,为耕地“非粮化”规制机制的创设进行理论预设。从基本权利限制理论和集体主义本位理论的角度出发,厘清耕地利用关涉粮食安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生计安全等国家安全的多维公共法益以及土地权利人享有财产权这一基本权利的价值衡量问题,阐明在涉及耕地利用的行政执法中要严格遵循比例原则这一基本准则。再次,本研究详细分析了我国耕地“非粮化”的行政法规制现状以及遇到的困境。笔者对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等进行梳理后发现,目前的“非粮化”规范体系存在法律规范模糊、政策治理合法性存疑、立法理念存在冲突现象、耕地保护补偿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在梳理了“非粮化”行政监管机构的历史变迁与革新历程之后,得出监管部门的职能划分不清晰、执法程序不规范、行政执法权下沉乡镇存疑的结论;笔者亦对耕地“非粮化”争议的解决类型进行分类,归纳出行政诉讼周期长、行政公益诉讼适用范围小、司法裁判标准不统一等现实困境。最后,结合域外国家耕地保护的行政治理经验,为我国规制耕地“非粮化”的行政法治路径提出具体设想。希望通过完善“非粮化”治理的法律规范体系和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健全“非粮化”执法争议的行政救济机制等途径,缓解国家基于粮食安全而行使行政干预的权利与耕地主体自主行使生产经营自主权对耕地加以利用的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为耕地“非粮化”治理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制路径。 耕地保护中出现的耕地“非粮化”等耕地用途管制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法律问题,应当坚持制度先行,做好底层设计,有效落实耕地保护制度,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亟需通过规范的制度运行作为治理“非粮化”的根本保障,辅之以严格有效的行政执法手段和公正合理的司法裁判程序,在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国家公共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从而全面提升耕地“非粮化”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关键词： 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   利益补偿机制   补偿标准   区际利益补偿  

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地位。然而在粮食生产区域分工的政治要求下,主产区的利益长期遭受损失,粮食生产积极性受到打击。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选择,是实现农业强国目标的根本路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了新发展阶段以“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的重大意义,国家也在2024年出台的粮食安全保障法中首次以法律形式对此进行了明确。农业作为弱质性产业,其特征决定了粮食生产发展必须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来保障。虽然我国逐步实施的粮食生产支持和财政奖励政策在本质上并非完全等同于利益补偿政策,而仅有产粮大县奖励真正具备利益补偿的性质,但由于粮食主产区所获得的补贴规模和政策收益相对较大,因此该类政策可纳入主产区利益补偿的范畴。我国现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激励不足制约了其增产效应的充分发挥。在当前国际粮食安全形势趋紧、国内粮食产能提升遭遇瓶颈以及产销区域利益失衡的背景下,如何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以提升国内粮食供给水平,成为了推进国家粮食安全及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如何?科学合理的利益补偿标准应当如何测算?如何健全和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这些问题值得展开深入研究与探讨。 本文按照“补不补、为何补—补什么、补多少—谁来补、怎么补”的研究思路,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利益补偿的依据和作用机理、补偿范围和标准、补偿主客体和方式等内容展开研究。首先,从“补不补”的问题导向出发,基于粮食安全保障和区域协调发展视角分析了主产区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贡献以及粮食产销区域利益失衡问题,并在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等实证考察现有利益补偿政策效果的基础上,对当前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的难点问题及其根源等做了探讨,论证了完善主产区利益补偿的现实必要性。其次,从粮食生产机会成本和耕地生态服务价值两个层面着手,采用机会成本法、生态足迹法构建补偿标准测算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解决“补多少”的问题。再次,基于对目标原则、主客体结构、补偿方式以及资金来源的深入研究,探讨了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目标下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机制设计方案,回答“怎么补”的问题。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政策取向和研究发展进行归纳说明。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概括如下: 第一,粮食安全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行为产生了显著的正外部性,承受了较大的机会成本和利益损失,需要通过利益补偿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利益补偿能够通过理顺生产关系和完善利益分配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有效推动粮食产能的提升并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应指在弥补粮食生产成本支出和收益损失的基础上对机会成本进行补偿,既包括对粮食生产行为进行补偿,也包括对放弃粮食生产行为收费,不仅有助于实现粮食生产外部效应内部化,也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应从生产责任激励和区际利益保护的双重逻辑出发探索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问题。 第二,粮食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地位显著上升,粮食生产责任不断加重。作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最高的地区以及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大量的商品粮调出,为粮食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由于我国粮食产能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有赖于主产区的粮食稳产增产,且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全国占比和粮食调出量逐年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生产压力不断增加。然而当前粮食生产积极性较低抑制了主产区的增产潜力。我国已经具有粮食生产补贴以及产粮大县奖励等纵向利益补偿相关政策,按照目标路径和补偿逻辑可划分为生产性利益补偿和发展性利益补偿,但由于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缺位,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利益补偿机制。 第三,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十分必要。从新发展阶段国家粮食安全大局的战略需要和产销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着国际粮食市场稳定性下降和国内粮食增产动能减弱的双重压力,且产销区域利益失衡状况日益严重,“粮财倒挂”的现实困境制约了粮食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从利益补偿政策优化的实践必然来看,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省级和县级数据,使用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双重差分模型对利益补偿的政策效果进行实证考察,得出现行利益补偿政策能够通过提高粮食生产积极性显著促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且对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粮食增产效应显著强于非粮食主产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但其增产效应具有逐年减弱的趋势,利益补偿的力度和方式有待调整优化。此外,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仍然存在省级层面补偿政策缺位、发展权益补偿难以获得,以及纵向补偿不足、横向补偿缺乏等难点问题。应在不断明晰利益补

关键词： 黑土地地力   分区分类   政策效应评估   粮食安全   生态安全  

摘要： 我国黑土地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是肥力最高,最具有农业生产潜力的土壤。但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的不合理开发,我国东北地区的黑土地如今面临如黑土层变薄、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等问题。维护和修复吉林省黑土地,即保证了吉林省的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也契合了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要求。2018年,吉林省开始实施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探究此制度能否通过影响黑土地地力,进而促进吉林省农业生产,并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对于推进我国东北地区黑土地保护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研究以吉林省黑土地分区分类制度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东三省30个地级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对该制度,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两个角度,对吉林省黑土地地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结果发现:(1)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出发,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在吉林省层面不能通过保护和修复黑土地而带来作物产量的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分区分类制度在不同地区的政策效应不同;(2)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均无法有效提升当地的作物产量,不具有正向的政策效应;但在西部地区有效提升了当地的作物产量,具有一定的正向政策效应。结合运行机制分析,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有效促进了中部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东部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和西部地区的盐碱地转化,并通过对西部地区培肥地力、改良盐碱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当地的作物产量;(3)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在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正面政策效应,在经济水平欠发达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负面政策效应;(4)从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出发,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制度在地区层面的政策效应不同,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政策效应不显著,在西部地区存在较为显著的正面政策效应。这说明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可能存在部分地级市的制度实施效果较差;(5)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黑土地分区分类制度在地级市层面的政策效应不同,对长春、四平、白山、白城、松原5个地级市自制度实施起即存在较为显著的正面政策效应,且在制度实施约1年时间后,政策效应进一步增加;对辽源、延边2个地级市在政策实施约1年后,有较为显著的正面政策效应。这说明分区分类制度因地级市的基本情况不同而存在差异化的政策效应,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黑土地分区分类制度在吉林和通化两个地级市的政策效应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土地资源分布情况与其所在地区差异较大。

关键词： 应急物资   社会力量参与   演化博弈   共同监督   仿真  

摘要： 近年来,地震、洪水、疫情等突发事件频繁发生,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秩序构成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应急物资的储备变得至关重要。应急物资联合储备作为一种协同合作策略,同样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不仅促进了资源的高效利用,还提供了更有效的突发事件响应方式。在我国,应急物资联合储备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监管部门、地方政府和代储企业,基于委托代理协议地方政府会对代储企业有相应的补贴激励及定期的物资监管,此时,上级监管部门也会监督地方政府和代储企业的行为。同时,随着社会参与意识的日益增强,一些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应急物资联合储备的意愿也在不断提高。 然而,企业抱有投机心理的不良储备行为、地方政府对于应急物资联合储备激励不足及监管部门监管不足的情况依旧时有发生,且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的方式和渠道尚未明确且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此外,关于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的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基于此,本文着眼于合理监督应急物资联合储备行为、提高储备效益,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如何更好地监督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行为展开研究。 首先,基于我国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监管部门-地方政府-代储企业三方监管部门规制下应急物资储备演化博弈模型。在模型中,重点考虑了企业不良选择行为、监管部门严格监管程度、地方政府柔性补贴行为和资金挪用行为等对三方策略的影响。接下来,通过数值仿真对相关参数的进行了敏感性分析,以探讨各方主体的行为策略演化过程及趋势,以及影响各主体策略选择的有效因素。 其次,基于上述基础模型,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的相关参数,并利用仿真分析来比较社会力量的参与对原复制动态系统中相关主体策略选择的影响。具体而言,重点关注社会力量参与监督的监督力度,以及当代储企业的消极储备行为受到社会力量监督后可能导致的不可逆声誉损失对整个博弈模型的影响。此外,还深入研究了在这种情况下各方主体的博弈策略选择和演化路径。 最后,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更全面地研究了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对于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演化博弈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监督情形下各方主体的策略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在地方政府选择高投入、代储企业选择积极储备、监管部门选择严格监管的情形下,三方主体可达到理想的演化稳定策略均衡。(2)地方政府适当的柔性补贴经济激励既可以提高应急物资储备的效率,又有利于促进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激发企业主动引导应急机制的落实推进,实现政企收益帕累托改善,但过高的柔性补贴会增加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导致系统出现不稳定的震荡;(3)提高对地方政府资金挪用行为的问责损失可以促进地方政府选择高投入策略,但过高的问责损失不利于政府资源的合理分配;(4)应急信息公开透明对抑制企业不良行为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挪用行为起到重要作用;(5)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可使理想的演化稳定策略均衡提前到达,并促进代储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演化至积极储备状态。(6)社会力量参与监督强度的越大、代储企业声誉损失越大,系统越快地演化至稳定状态。社会力量的参与通过影响三方的声誉来达到其想要政企合规储备应急物资的目的,对于提高监管部门的监督意愿、约束企业不良投机行为及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为了加强应急物资政企联合储备的效果,根据上述研究提出了一些管理启示,并指出了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展望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 约旦   粮食安全   农业发展   粮食储备   区域合作  

摘要： 约旦粮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约旦土地资源十分有限,水资源匮乏,人口增速较快,接纳大量难民,地缘政治复杂敏感,气候对农业生产制约严重,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约旦粮食安全问题应运而生。本文以约旦粮食安全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读法、历史研究法、事件数据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着重探究约旦粮食安全目前存在的问题、发展现状、保障措施与前景展望。对约旦粮食安全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准确把握约旦国内经济、政治、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了解约旦应对粮食危机采取的措施,也为其他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提供参考,丰富我国约旦研究成果。 约旦建国不久后,受制于自身国情,农业发展具有先天不足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数量激增、地区局势不稳导致大量难民涌入等问题出现,约旦粮食安全问题凸显。自21世纪以来,约旦粮食安全饱受地区乃至世界局势的影响,世界性粮食危机爆发、“阿拉伯之春”、俄乌冲突、巴以问题均对约旦国内粮食供应与分配造成一定影响。与此同时,目前约旦粮食安全仍具有政府主导、青年参与、节水农业盛行的特征。 针对目前约旦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及特征,约旦政府先后出台《约旦2022-2025年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约旦2020-2025年国家农业发展战略》、《约旦可持续发展2025年规划》,旨在通过调整农业发展政策、完善农业发展体系、提升社会福利与救助、实施粮食储备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形成国内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与此同时,约旦还积极构建世界范围内的援助机制,从海合会成员国、周边地区国家、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和联合国中寻求合作与粮食援助,在多方合力之下,约旦粮食安全的发展较为稳定,少有起伏。 当前,约旦粮食安全发展前景广阔,国内农业政策逐步完善,农业技术研发力度加大,国际农业合作范围扩大。约旦粮食安全发展及应对粮食危机所采取的措施对其他国家同样有参考意义,因此,对约旦粮食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把握约旦保障粮食安全与应对粮食危机的举措与态度,而且还有助于为其他国家发展农业于应对粮食危机提供参考与借鉴。

摘要：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指出，“山东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责任重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保障粮食安全作出专门部署。德州市是全国5个整建制粮食高产创建试点市之一，粮食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600万亩左右，产量150亿斤以上。德州市始终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大力推进“吨半粮”生产能力建设，全力为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作出德州贡献。

关键词： 政府补贴   应急医疗物资   实物储备   生产能力储备   疫情发生概率　　government subsidies   emergency medical supplies   physical reserves   production capacity reserves   probability of outbreak  

摘要： 政企协议储备是完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提高应急物资储备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政府作为合作主导方，应给予政府补贴以鼓励协议企业进行实物和生产能力两种形式的储备。本文基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背景，引入疫情发生概率因素，构建协议企业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决策模型，探讨协议采购价格、疫情发生概率和政府补贴三种因素对协议企业储备决策的影响，最后运用算例对所得结论进行验证。

关键词： 城乡融合   要素配置   粮食安全   中介效应  

摘要：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粮食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粮食作为国之重器,保障粮食安全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正面临着城乡结构转型以及要素密集型、粗放式的投入向追求要素自由有序流动、合理配置与集约式发展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粮食安全受到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地缘冲突、疫病、气候变化以及国内要素环境刚性约束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织影响。面对如此复杂因素,探索城乡融合、要素配置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无疑是应对国际国内复杂影响因素,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根本。因此,本文以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要素配置不当为切入点,探究了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机理。通过深入研究城乡融合在矫正要素错配状态方面的作用,揭示了其对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遵循“特征事实—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结论与建议”的研究设计,以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粮食安全为主线,从省域层面深入探讨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要素配置对粮食安全的影响,以及城乡融合如何通过优化要素配置间接影响粮食安全。具体而言,本研究首先基于城乡二元结构论、不平衡增长理论等相关理论和既有文献,构建城乡融合、要素配置对粮食安全影响的统一分析框架。其次,从时序维度对城乡融合、要素配置与粮食安全的演进特征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分别构建了城乡融合与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综合评价,利用生产函数法测算要素配置程度,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实证部分,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直接影响及要素配置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进一步,通过四段式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劳动力错配、土地错配与资本错配在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第一,城乡融合、要素配置阶段性演化与粮食安全的特征事实,研究发现:其一,从城乡融合演进特征来看,各省份城乡融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主销区城乡融合水平较高并且趋于稳态,相比之下,主产区和平衡区的城乡融合水平尚处于上升期,其中平衡区提升潜力更为显著。其二,从要素配置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来看,我国城乡不平衡,不充分的症结在于制度藩篱下要素流动的效率损失与要素错配,从测度结果发现各省份要素错配是普遍存在的,并存在不同程度的区域差异。对主销区要素配置规律的细致观察与分析,发现该区域内要素质量普遍较高且结构配置合理。这种配置优势逐步推动了收益的最大化。相较于主销区,主产区的要素配置尚处于转型期,且要素配置结构正在逐步优化。同时,平衡区的要素配置仍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其三,从粮食安全的演进特征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仍然是决定粮食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随着城乡关系的改变和城乡二元体制的阻滞效应逐渐减弱,粮食经营主体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粮食生产的重心正逐渐向土地资源更为丰富的北方地区转移,而平衡区逐渐成为承载粮食后备任务的地区。测度结果显示,主产区粮食安全承载力接近饱和且趋于稳定,从而突显出平衡区作为提升粮食安全潜力的关键区域的重要性。因此,实现区域粮食安全的均衡是国家粮食安全策略调整的核心。 第二,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研究发现:其一,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替换变量、估计方法与工具变量法,发现该结论依然较为稳健。其二,考虑不同维度城乡融合水平的差异,空间、社会与经济融合均对粮食安全具有促进作用,而生态环境层面的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该结论在相关文献中也找到了一定的证据。其三,考虑到粮食生产区域的差异,主产区与主销区城乡融合水平的提升对粮食安全具有积极作用,而平衡区城乡融合发展对粮食安全则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结果与平衡区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其四,研究发现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影响遵循倒“U”型规律,表明城乡融合对粮食安全的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特性。这意味着随着城乡融合程度的深化,其对粮食安全的正面影响会逐渐减弱。未来,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等农业区域布局政策应顺应这种变化趋势,以确保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第三,要素配置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研究发现:其一,要素错配明显地削弱了粮食安全水平,而且,无论是通过对粮食安全的稳健性检验还是内生性检验,都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从而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其二,鉴于中国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和要素资源禀赋上的差异,研究发现,主产区和主销区的劳动力与土地错配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反观平衡区,受限于多种发展约束,要素的密集型投入有效保障了粮食安全,这一结论不仅与既往文献的研究成果相吻合,也与发展实践中观察到的规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解决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粮食安全保障法立足于安全，着眼于保障，全面总结粮食安全领域改革成果，结合地方实践的成熟经验，对耕地保护利用和粮食生产、储备、流通、加工、应急、节约等环节作出系统性、整体性、前瞻性规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的法治根基，切实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