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农业碳排放   时空特征   关键因素   低碳发展   粮食安全   农业经济发展  

摘要： 现代农业活动中大量的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使农业在温室气体排放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为实现中国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进区域农业碳减排和低碳发展刻不容缓。中国各地农业发展情况各异,研究省市尺度农业碳排放(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ACE)时空变化特征、揭示影响其变化的关键因素、综合评估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对于掌握地区ACE形势特征、深化对ACE影响机制的认识、识别农业低碳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并制定农业低碳发展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目前对粮食主销区ACE特征和农业低碳发展水平的研究薄弱现状,本文以典型人多地少、经济发达的粮食主销区——浙江省为例,基于省市统计年鉴数据,全面定量分析2000～2022年ACE总量、各农业碳源排放和ACE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从农业碳源和驱动因子两个角度剖析影响ACE变化的关键因素,量化它们正/负向的贡献;基于ACE控制水平、粮食安全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三方面构建评价体系,综合评价该地区农业低碳发展水平,揭示ACE调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农业低碳发展的短板,提出农业低碳发展政策措施,以期为提高浙江省及与其基础条件相似地区的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实现农业碳减排、可持续粮食安全、农业经济三者的协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浙江省农业碳排放时空变化特征。从时间变化趋势上看,浙江省ACE总量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542.30万吨减少至2022年的318.19万吨)。各农业碳源排放的时间变化趋势不同,但大多以2014年左右为时间节点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化肥、农药和农机柴油碳排放呈先稳定后下降的趋势,农膜碳排放呈先上升后稳定的趋势;灌溉用电碳排放一直保持稳定;水稻种植碳排放呈呈先急剧下降后小幅减少的趋势。ACE强度、化肥和农药使用强度均在2000～2014年呈波动上升趋势,反映了该阶段浙江省农业低碳发展意识的薄弱;从2014到2022年,ACE强度、化肥和农药使用强度均大幅下降,但粮食单产略有回升,反映了浙江省在该阶段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业低碳水平的提高。从空间分布特征上看,各地区ACE总量和各农业碳源排放均与当地农业生产规模基本呈正相关(热点区往往是农业种植规模较大的地市,冷点区反之)但并不完全一致,反映了各地区ACE强度、化肥和农药使用强度、设施农业发展水平、农业机械使用水平和种植结构等因素的差异。浙江省ACE总量和强度空间分布不均且各地差异显著;ACE总量热点区有向东部转移并聚集的趋势,ACE强度空间格局在2022年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特征(舟山市除外);ACE总量和强度热点区在2022年高度重合。 (2)影响浙江省农业碳排放变化的关键因素。从农业碳源的角度看,占据主导地位的4种农业碳源(水稻种植、化肥、农药和农膜)为浙江省贡献了超过97%的ACE;水稻种植过程中排放的甲烷是农业碳排放的最大来源,其平均贡献比例高达65.20%;农机柴油和灌溉用电碳排放的合计贡献比例小于3%。分时段看,水稻种植面积的大幅缩减是ACE在2000～2014年下降的最关键因素,其贡献比例达到了97.90%;化肥、农药使用量的削减和水稻种植面积的缩小是ACE在2014～2022年下降的3个关键因素。从驱动因子的角度看,种植结构效应、科技发展效应和人口结构效应是浙江省ACE的抑制因子,其中人口结构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强,其累计抑制量及抑制比例分别达到285.76万吨和35.09%;农业经济发展效应和总人口规模效应是ACE的促进因子,其中农业经济发展效应的促进作用最显著,其累计促进量和促进比例分别高达450.36万吨和76.31%。分时段看,种植结构效应(粮食作物占比的减少)是ACE在2000～2014年下降的最关键因素,其贡献占比达到了38.37%;人口结构效应(城镇化的推进)成为ACE在2014～2022年下降的最关键因素,其贡献占比高达42.60%;科技发展效应(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对农业碳减排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3)浙江省农业低碳发展评价及对策研究。浙江省ACE控制水平整体上呈进步趋势,该地区在2014年之后已实现ACE总量和强度的双控;粮食安全水平在2016年之前急剧下降,2016年之后仅维持在最低水平且无进步趋势;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2000～2022年持续提升。总的来说,浙江省农业低碳发展水平在2015年之前的退步主要由粮食安全水平的大幅下降导致,其在2015年之后的持续进步主要得益于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ACE控制水平的提升。浙江省的农业碳减排过程已实现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协同,但未实现与可持续粮食安全的协同,粮食安全问题是全省现阶段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低碳发展的短板所在。

摘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2024年9月24日上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福建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修改二稿)》(以下简称草案修改二稿)。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草案修改二稿已经比较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后,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同时,组成人员还提出了一些意见。法工委根据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会同省粮储局、农业农村厅等部门对草案修改二稿进行修改。

关键词： 粮食安全   风险评价   层次分析法   熵权法   可拓物元模型  

摘要： 粮食安全一直被视为“国之大者”,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当今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着内外挑战。国内方面,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断增强,对粮食安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在国际方面,我国依赖大豆等粮食进口,但受到全球新冠疫情和战乱频发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国家可能限制粮食出口,导致我国进口受阻。本文旨在评估中国的粮食安全状况,针对风险状况进入深入剖析其原因,提前预判可能出现的危机。本研究不仅提出了粮食安全评估的新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基础,研究成果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本文基于粮食安全定义从粮食供给性、获得性、利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五个维度构建了我国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了指标组合权重,利用可拓物元模型对2000-2022年我国粮食安全现状进行评估。随后,运用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对指标进行分别预测,并基于可拓物元对2023-2025年我国粮食安全趋势进行风险等级评价。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宏观和微观的视角相结合进行指标选取,宏观层面,关注国家粮食安全整体状况和发展趋势;微观层面,深入剖析国民营养和健康的具体状况。此外,结合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的研究方法也是本文的亮点之一。通过综合运用熵权可拓物元模型和时间序列预测模型,本文能够更好地捕捉数据之间的关联性和动态变化,为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提供更强的支持。 研究结果显示:第一,2000-2022年我国粮食安全经历了高风险-较高风险-中等风险-较低风险-低风险的演变过程,整体呈现向好趋势;第二,尽管在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和猪肉价格上涨影响,我国粮食安全仍然保持稳定发展;第三,2014年后我国粮食安全处于低风险水平,但2019年我国粮食安全突然升级为较低风险;第四,预测显示我国2023-2025年的粮食安全水平将维持在低风险水平。这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未来,随着粮食进口比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仍需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此外,本研究成果可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建议。

关键词： 干旱灾害   粮食安全   风险评估   耦合协调模型   Copula函数  

摘要： 干旱灾害所导致的地区供水不足会迅速转化为作物缺水,而缺水又会影响到作物自身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通常由干旱造成的粮食产量损失可达30%到90%。根据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显示,在本世纪前二十年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99℃,干旱灾害和粮食安全风险不断增加。华北地区处于半湿润向干旱半干旱过度的地带,其小麦产量占全国的55.5%,人口数量占全国23.92%,是我国重要粮食产地和人口稠密区。因此,对该地的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进行风险评估和风险耦合研究有其必要性。 本文将围绕着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评估与耦合这条主线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确认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因子,通过社会-生态-技术系统确认干旱灾害风险一级指标,通过博弈论改进的组合赋权法计算干旱灾害风险因子权重,得到华北地区各省市干旱灾害风险评估值。其次,通过文献分析和问卷调查确认粮食安全风险评估因子,通过社会-生态-技术系统确认粮食安全风险一级指标,通过博弈论改进的组合赋权法计算粮食安全风险因子权重,得到华北地区各省市粮食安全风险评估值。最后,通过耦合协调模型评估华北地区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耦合协调等级,通过Mann-Kandall检验和空间引力模型计算了耦合协调度的时间趋势和空间联系,通过Copula函数计算了耦合协调的概率分布情况。 研究结果表明:(1)在华北地区干旱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中,SPEI指标权重最高,达到0.1773,高等教育水平指标权重最低,仅为0.0629;华北地区干旱灾害风险空间上呈现北高南低的分布,时间上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风险较高的地区为河北和山西;华北地区干旱灾害社会风险较高地区为河南、北京和天津,生态风险较高地区为山西和天津,技术风险较高地区为山西和北京。因此,北京和天津应采取措施应对干旱灾害的社会风险,山西和天津应采取措施应对干旱灾害的生态风险,山西和北京应采取措施应对干旱灾害的技术风险。(2)华北地区粮食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中,农田生产潜力指标权重最高,达到0.1982,人均GDP指标权重最低,仅为0.0716;华北地区粮食安全风险空间上呈西北高东南低的分布,时间上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风险较高的地区为北京和山西;华北地区粮食安全社会风险较高地区为北京和天津,生态风险较高地区为山西和北京,技术风险较高地区为北京和天津。因此,北京和天津应采取措施应对粮食安全的社会风险,山西和北京应采取措施应对粮食安全的生态风险,北京和天津应采取措施应对粮食安全的技术风险。(3)华北地区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耦合协调等级都处于勉强协调以上,并且呈下降趋势;华北地区干旱灾害的社会-生态-技术风险耦合协调等级都处于中度失调到濒临失调之间,并且呈下降趋势;华北地区粮食安全的社会-生态-技术风险耦合协调等级都处于轻度失调到勉强协调之间,并且呈下降趋势。时间上,华北地区除北京以外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耦合协调度主要从不显著变为显著下降趋势,发生突变时间处于2010年前后;空间上,华北地区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耦合协调度空间势能等级较高的地区为北京和天津,空间联系等级较高的地区为北京-天津、北京-河北、天津-河北、天津-山东、河北-山西、河北-山东。华北地区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边缘分布较符合广义极值分布,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二维Copula函数较符合Gumbel Copula;华北地区干旱灾害社会-生态-技术风险边缘分布较符合广义极值分布,干旱灾害社会-生态-技术风险二维Copula函数较符合Gumbel Copula;华北地区粮食安全社会-生态-技术风险边缘分布较符合广义极值分布,粮食安全社会-生态-技术风险二维Copula函数较符合Frank Copula和Gumbel Copula。在应对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耦合时,北京和山西采取应对干旱灾害与粮食安全风险的策略,河北和山东采取应对干旱灾害风险的策略,山西采取应对粮食安全风险的策略。

关键词： 土地流转   粮食产量   农地非粮化   粮食安全   规模经营  

摘要： 粮食稳则天下安，粮食安全问题是关乎全局和长远的战略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很长时间以来，通过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形式以达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这被认为是促进我国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方式，当前学界研究成果显示土地流转在对粮食生产方面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扩大经营面积带来的规模效应以及大规模机械化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升对粮食生产有着积极影响;土地流转后由此带来的耕地“非粮化”是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有着消极影响。本文从土地流转的视角出发，来分析土地流转和粮食产量的相关性。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几十年来，我国的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的动态调整，同时，土地流转的面积也在逐年增加，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到2021年底，我国已经实现的流转耕地面积达到了5.57亿亩，在家庭承包经营耕地中的比重达到了35.4%，土地流转面积年年稳步提升，伴随着土地流转面积的逐渐增加，我国在粮食生产中的各种资源要素的投入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粮食生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针对目前我国土地流转不断加速的客观现实，本文将研究角度分为三个层面：土地流转是怎么影响粮食生产的？土地流转在总体上对粮食产量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影响的程度怎么样？通过回答这三个层面的问题，有利于我国土地流转政策的完善，从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本文的研究将聚焦于以下四个层面：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理论分析，实证检验，研究结论以及相关对策建议。在相关概念与理论阐述部分，界定了土地流转和粮食生产的相关概念;理论分析部分，针对我国的具体状况，我们采用了理论分析的方法，考虑了土地规模，所应用的生产技术，与农业相关的投入，以及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等四个维度进行探讨。对土地流转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对相关资源利用、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生产效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为理解土地流转如何影响粮食生产,打下了全面的理论基础。实证检验部分，通过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包括土地流转在内的多种影响粮食产量的相关要素的粮食生产函数，采用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除西藏）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来研究土地流转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土地流转的不断深化能显著提升粮食产量，这也表明了土地流转所带来的耕地“非粮化”对粮食产量造成的负面影响低于土地流转提升粮食产量的积极影响。土地流转总体上是促进了我国粮食生产的。对策建议部分，以土地流转对粮食生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基础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摘要： “粒食伊始，农之所先”，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在周而复始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孕育了古代诗词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农事诗。“率时农夫，播厥百谷”，自《诗经》起，诗人便将目光投向田间地头，创作了大量以粮食、农业为主题的诗歌。这些古诗或记事，或言志，或抒情，诠释了古代事粮保生、惜粮悯农、以农为本等朴素的粮食安全思想，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生产者补贴政策   双重差分模型   粮食安全   粮食产量   粮食质量  

摘要： [目的]生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使粮食价格由政府干预转为市场供求关系引导，但此政策的实施对粮食安全产生的具体影响还没有确切结论。基于此，文章意在分析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数量及质量安全的双重影响。[方法]选取了2010—2020年8个省份玉米生产相关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建立模型，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后对提出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1）生产者补贴政策有效促进了粮食增产，但对粮食提质效果甚微，即该政策使玉米的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显著增加，但对玉米收获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2）生产者补贴政策对种粮农户数量产生显著的负向效应，减少了农业劳动力供给；同时，此政策对农业机械化水平产生正向效应，种粮农户增加了对玉米种植生产要素的投入。[结论]为进一步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未来粮食政策实施必须在保证粮食数量安全的基础上，更多地指导种粮农户种植优质粮食，不断完善现代化粮食产业体系，在数量质量双层面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摘要： 有效发挥成都“两山”自然资源禀赋、拓展公园城市建设内涵，有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要向森林要食物”。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明确要求，“高质量打造‘天府森林四库’”。

关键词： 稻作梯田   撂荒   粮食安全   生产损失   南方丘陵山区  

摘要： 梯田是丘陵山区优质的耕地资源,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农业区。根据其建造时间、降雨可用性和种植方式的不同,我国的梯田大致可分为“南方稻作梯田”和“北方旱作梯田”两类。作为典型的山地集约农业生产模式,梯田具有保持水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和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析出,梯田撂荒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南方丘陵山区。大规模梯田撂荒导致区域的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失衡,直接影响丘陵山区农民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因此,开展南方丘陵山区梯田撂荒问题研究,探索撂荒梯田的可持续利用道路,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南方丘陵山区大样本实地调查获取的345份行政村问卷、1449份农户问卷以及3006块典型梯田地块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定性定量相结合、方差分析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系统地揭示了南方丘陵山区稻作梯田的撂荒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梯田撂荒的驱动因素及其造成的水稻生产损失,为南方丘陵山区梯田撂荒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的撂荒率为11.65%。从四个梯田分区看,撂荒程度最高的是东南梯田区,其后依次为华南梯田区,中南梯田区和西南梯田区。从调查省份看,南方各省的稻作梯田撂荒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撂荒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聚集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和珠江中下游省份。具体来看,撂荒程度较高的是广东、浙江和安徽,撂荒程度较低的是云南、四川和广西。 (2)当前中国南方稻作梯田撂荒造成的水稻损失为667.37万吨,大约可以养活1668万人。从四个梯田分区看,西南梯田区是水稻生产损失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其后依次为华南梯田区,中南梯田区和东南梯田区。从省级层面看,南方各省的水稻生产损失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损失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地比例较大的省份。具体来看,生产损失率最高的省份为贵州、福建和重庆,其次是浙江和广东。 (3)稻作梯田撂荒是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梯田生产条件、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等因素。从主观上看,农民认为缺乏劳动力和机械化程度低是导致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同时野生动物破坏、干旱、耕作距离远、土地制度、农产品收益低、农业投入成本高等因素也是导致梯田撂荒的重要原因。从客观上看,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在家庭层面,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和农业劳动力是显著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主要因素,即户主年龄越高、非农收入越高和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家庭中,稻作梯田撂荒更容易发生。在地块层面,显著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因素主要有地块面积、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地块耕作距离、野生动物破坏以及田埂状况,即地块面积越小、机械化程度越低、灌溉条件越差、地块耕作距离越远、受野生动物破坏越严重以及田埂状况差的梯田,更容易发生撂荒。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建议如下。(1)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加强道路、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耕作便利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2)积极发展村庄土地流转市场,提高梯田的市场化程度,推动耕作意愿较低或放弃农业的农户转出梯田,促进梯田规模化经营。(3)积极制定野生动物(野猪)种群的数量调控策略,完善相应野猪“肇事”的损失补偿机制,缓解野生动物扩张对农民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