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效发挥成都“两山”自然资源禀赋、拓展公园城市建设内涵，有力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森林是集水库、粮库、钱库、碳库于一身的大宝库”“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光盯着有限的耕地，要把思路打开，树立大食物观”“要向森林要食物”。市委十四届六次全会明确要求，“高质量打造‘天府森林四库’”。

关键词： 稻作梯田   撂荒   粮食安全   生产损失   南方丘陵山区  

摘要： 梯田是丘陵山区优质的耕地资源,广泛分布于我国各农业区。根据其建造时间、降雨可用性和种植方式的不同,我国的梯田大致可分为“南方稻作梯田”和“北方旱作梯田”两类。作为典型的山地集约农业生产模式,梯田具有保持水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和文化旅游等多种功能。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析出,梯田撂荒现象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南方丘陵山区。大规模梯田撂荒导致区域的生产和生态服务功能失衡,直接影响丘陵山区农民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因此,开展南方丘陵山区梯田撂荒问题研究,探索撂荒梯田的可持续利用道路,对保障区域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基于南方丘陵山区大样本实地调查获取的345份行政村问卷、1449份农户问卷以及3006块典型梯田地块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空间分析、定性定量相结合、方差分析以及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系统地揭示了南方丘陵山区稻作梯田的撂荒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梯田撂荒的驱动因素及其造成的水稻生产损失,为南方丘陵山区梯田撂荒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的撂荒率为11.65%。从四个梯田分区看,撂荒程度最高的是东南梯田区,其后依次为华南梯田区,中南梯田区和西南梯田区。从调查省份看,南方各省的稻作梯田撂荒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撂荒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聚集在长江中下游省份和珠江中下游省份。具体来看,撂荒程度较高的是广东、浙江和安徽,撂荒程度较低的是云南、四川和广西。 (2)当前中国南方稻作梯田撂荒造成的水稻损失为667.37万吨,大约可以养活1668万人。从四个梯田分区看,西南梯田区是水稻生产损失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其后依次为华南梯田区,中南梯田区和东南梯田区。从省级层面看,南方各省的水稻生产损失程度存在显著差异,生产损失程度比较严重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地比例较大的省份。具体来看,生产损失率最高的省份为贵州、福建和重庆,其次是浙江和广东。 (3)稻作梯田撂荒是一系列内部和外部驱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梯田生产条件、家庭特征、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等因素。从主观上看,农民认为缺乏劳动力和机械化程度低是导致梯田撂荒的主要因素,同时野生动物破坏、干旱、耕作距离远、土地制度、农产品收益低、农业投入成本高等因素也是导致梯田撂荒的重要原因。从客观上看,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关键因素主要是家庭特征和地块特征。在家庭层面,户主年龄、非农收入和农业劳动力是显著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主要因素,即户主年龄越高、非农收入越高和缺乏农业劳动力的家庭中,稻作梯田撂荒更容易发生。在地块层面,显著影响农户梯田撂荒决策和撂荒规模的因素主要有地块面积、机械化程度、灌溉条件、地块耕作距离、野生动物破坏以及田埂状况,即地块面积越小、机械化程度越低、灌溉条件越差、地块耕作距离越远、受野生动物破坏越严重以及田埂状况差的梯田,更容易发生撂荒。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的建议如下。(1)积极推进梯田宜机化改造,加强道路、灌溉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户耕作便利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2)积极发展村庄土地流转市场,提高梯田的市场化程度,推动耕作意愿较低或放弃农业的农户转出梯田,促进梯田规模化经营。(3)积极制定野生动物(野猪)种群的数量调控策略,完善相应野猪“肇事”的损失补偿机制,缓解野生动物扩张对农民生产生活所造成的危害。

关键词： 粮食安全   耕地保护   种粮激励  

摘要： 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耕地是粮食生产最根本的要素。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地立足本地优势产业,结合区域实际,大力发展具有区域优势的现代特色农业,在此过程中,一些土地承包者受利益驱动,在没有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改变耕地的用途,种植果木、挖塘养鱼,甚至开采沙土、违规建房,对耕地造成不可恢复的损害。对比第二次和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10年间我国的耕地总共减少了1.13亿亩。在此情况下,国家层面陆续出台了《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各地严格规范耕地用途。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坚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让每个中国人的饭碗都能装满自己生产的粮食。 S县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丘陵县,是各地落实国家政策,治理耕地“非粮化”问题的一个缩影。本文以S县治理耕地“非粮化”工作为研究重点,通过查找文献、开展访谈、发放问卷等方式,收集S县耕地“非粮化”和开展治理工作的有关情况,并基于协同治理、成本收益、外部性等理论,分析S县耕地“非粮化”产生的原因和S县治理工作中的问题,结合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和基础理论,提出治理S县耕地“非粮化”的对策建议,为类似S县的丘陵地区治理耕地“非粮化”问题提供参考。 通过调查,S县2015年至2022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近1万公顷,粮食产量减少3.1万吨,其耕地“非粮化”的主要方式是种植经济作物、转向“非农化”和土地撂荒,并产生了粮食播种面积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生态环境遭受污染等负面影响。在治理耕地“非粮化”过程中,S县采取了出台指导性文件、完善粮食产销体系、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等措施,耕地“非粮化”趋势得到了显著改善,但受制于耕地承包者个人因素、耕地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府监管等方面的影响,S县耕地“非粮化”治理工作还存在耕地承包者自身能力不足、粮食生产基础设施较差、粮食作物经济效益不高、政府监管引导不到位等问题亟待解决。为优化S县耕地“非粮化”治理工作,文章提出了以下建议: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粮食生产补偿制度、落实政府监管职责,为类似S县的丘陵地区治理耕地“非粮化”提供参考。

摘要： ~~

关键词： 粮食安全   粮食储备   地方粮食储备   粮食储备管理  

摘要： 粮稳天下安。粮食既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也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尽管我国粮食产量连获丰收,但受耕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短缺、自然灾害频发等问题影响,我国的粮食供求仍处在紧平衡状态。党的二十大强调要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确保中国人民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储备是实现宏观调控目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经济手段。地方粮食储备在稳定区域粮食市场、应对突发事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保障地方粮食安全,筑起坚实的“防火墙”。随着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此,研究如何完善地方粮食储备管理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论文选取地方粮食储备管理作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粮食储备方面的研究成果,以粮食储备管理变迁为基础,J市为例,运用制度变迁、公共产品、宏观调控等理论,深度分析了当前地方粮食储备管理存在的储备主体中社会储备的占比低下,政府粮食储备结构失调与布局失宜,粮食储备的管理方式粗放,储备监督力量薄弱等问题,并对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剖析,得出社会储备缺乏政府的合理引导、粮食储备的结构布局缺乏系统规划、粮食储备的管理制度建设与需求脱节、粮食储备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原因,进而针对以上问题和原因,从支持多元主体参与粮食储备、推动粮食储备结构与布局规划的系统性、推进粮食储备管理制度精细化、完善粮食储备监督体系等方面来探索完善地方粮食储备管理的具体对策。

摘要： 自2024年6月1日起，新制定的粮食安全保障法将开始正式施行。作为我国粮食领域第一部基础性、统领性法律，粮食安全保障法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对耕地保护、粮食生产到收储运加销及节约减损各环节作了系统规定，推动建立科学完善的粮食安全保障制度体系，为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了有力法治保障。

关键词： 粮食安全   土地产出率   规模经济   机械化   雇工化　　food security   land productivity   economies of scale   mechanization   employment  

摘要： 粮食安全保障是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农地规模经营可提升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但其土地产出率及粮食安全效应却因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之争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创新性地从农户规模经济和地块规模经济两个维度解析规模经济，抓住规模经营机械化和雇工化特点，再度审视粮食“规模—单产”关系。本文构建刻画机械化和雇工化对“规模—单产”关系影响逻辑的分析框架，借助对水稻和玉米的农艺和要素特点的比较分析，阐释了不同粮食作物因为耕地资源可获性和农艺及劳动投入特征差异导致机械作业标准化程度与雇工道德风险劳动质量差异，并影响农户和地块规模经济及“规模—单产”关系的经济逻辑。基于全国4省农户与地块抽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表明：(1)水稻和玉米地块层面“规模—单产”均呈“倒U型”关系，但农户层面“规模—单产”关系，水稻为“倒U型”，玉米则为“U型”；(2)中国农业发展现阶段机械技术模式下的规模经营机械化和雇工化在粮食生产农户规模与地块规模影响单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机械作业效率和技术进步有增产效应，但会受地块规模经济约束；雇工专业分工的高劳动质量增产效应会被道德风险低劳动质量影响抵消，但机械化可缓解雇工道德风险问题。调节粮食“规模—单产”关系必须结合机械化和雇工化，从审视粮食生产农艺和资源、技术约束入手。研究结论可为推动劳动生产率与土地产出率协同增长，协调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关系提供新的理论指导依据。

摘要： 2023年12月29日，2023粮食安全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暨首届海南国际粮油展览会（以下简称“首届海南粮安论坛暨粮油展”）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召开。作为海南省首个以粮食安全国际合作为主题的展会活动，首届海南粮安论坛暨粮油展通过高峰论坛、成果发布、推介对接、直播助农、购销洽谈等向国内外展示外向型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农业发展并驾齐驱的自贸港经验，着力搭建供应链合作平台、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充分发挥自贸港政策优势，切实强化粮油产业链安全流通，加强粮食安全储备保障。

关键词： 粮食安全   耕地“非粮化”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摘要： 民以食为天。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安全自古以来就是“国之大者”,粮食安全问题是维持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保证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耕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及其利用方式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近年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大量工商资本下乡,土地流转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改变了现有农村土地利用结构和种植方式,我国耕地总体面积不断减少,耕地“非粮化”问题依然突出,长此以往必将严重威胁到国家的粮食安全,开展耕地“非粮化”研究刻不容缓。 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京山市,是“中国农谷”的核心地域,担任着全国粮食生产的重任。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显示,京山市全市耕地面积共减少340.94公顷,并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种粮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到2022年,京山市新市街道共有793.89公顷耕地流出转向其他农用地,耕地“非粮化”现象不断加剧,直接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亟需对京山市耕地“非粮化”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故本文选取京山市新市街道为研究区,通过收集其下辖4个行政村358份实地入户调研数据,选择农户家庭特征因素、自有耕地禀赋条件因素、土地流转现状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等5个方面通过卡方检验的23个变量指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方向,其结果如下: 1.在导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23个影响因子中,23个影响因子均通过卡方检验对耕地是否“非粮化”产生正向或负向作用,但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共有13个变量,剩余变量影响效果不显著。其中经济因素中种粮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重和务工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重对耕地是否“非粮化”的影响较大,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1%的水平下影响显著,二者均对耕地是否“非粮化”起显著的负向作用。种粮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重每提高1%,就会减少耕地“非粮化”现象0.106%;务工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重每提高1%,就会减少耕地“非粮化”现象0.189%。这是由于种粮农户一方面是有丰富的种粮经验,另一方面较缺乏种植经济作物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加之今年种粮给农户带来了可观收益,大大增加了农户种粮的积极性,从而抑制了耕地“非粮化”。 2.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业状况、家庭外出打工劳动力人数、是否参与合作社、实际自有耕地多少亩、耕地所处的地理位置、耕地周边灌溉条件、土地流转对象、耕地流转方式、耕地“非粮化”现象是否影响粮食安全、对耕地“非粮化”的态度等影响因素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5%的水平下影响明显。这10个变量包含在在农户家庭特征因素、自有耕地禀赋条件因素、土地流转现状因素和政策因素中,经济因素在第二点已被说明存在显著影响,说明五类影响因素都对耕地是否“非粮化”影响明显。其中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业状况、耕地所处的地理位置、耕地周边灌溉条件、土地流转对象这5个变量对耕地是否“非粮化”起负向作用;家庭外出打工劳动力人数、是否参与合作社、实际自有耕地多少亩、耕地流转方式、耕地“非粮化”现象是否影响粮食安全以及对耕地“非粮化”的态度这5个变量对耕地是否“非粮化”起正向作用。侧面反映出农户所拥有的交通条件优、灌溉条件好的耕地种粮的可能性更高,但受经济发展、工商资本下乡和政策解读不透彻的影响会产生耕地“非粮化”倾向。 3.家庭务农主要劳动力人数对耕地是否“非粮化”的影响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影响较小。这是因为一个家庭的种植选择往往在种植决策者的手中,在做理性决策时也受到多方面的内部和外部影响,农户在理性考虑后做出决策。 4.13个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显著性检验影响因子与研究假设所预期的影响趋向并不完全一致,家庭主要劳动力从业状况这个因子对耕地是否“非粮化”与预期不一致。研究发现,外出务工情况也被纳入到完全非农中,当家庭主要劳动力转移到非农行业,自有耕地可能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转出给其他农业种植户或种植大户,他们可能更擅长也更愿意种植粮食作物。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缓解耕地“非粮化”的对策建议:(1)加强监督和执法力度,压实耕地保护责任;(2)加大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提高种粮积极性;(3)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保护基本农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