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跨境交通可达性
国际贸易流量
关联
影响
机制
“一带一路”
摘要: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全球交通基础设施得到了迅速发展,有效地降低了运输成本、促进了国际生产要素有序流动,逐渐成为推动全球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2013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作为其重点的建设内容。从跨境交通可达性视角切入,系统分析“一带一路”交通发展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对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围绕“跨境交通可达性发展如何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际贸易流量”这一核心科学问题,基于2000-2018年全球13744个城市节点、交通网络以及社会经济等数据,通过采用ArcGis、GeoDa、Gephi等空间分析软件以及最小二乘法(OLS)、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等计量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了“一带一路”跨境交通可达性与国际贸易流量的时空格局演化,其次系统研究了跨境交通可达性对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最后建构了跨境交通可达性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进行了未来预测,基本遵循了“现状—关联—影响—机制—模拟”的研究脉络。主要结论如下:(1)“一带一路”跨境交通可达性水平整体得到显著提升,平均最短通达时间由22.77d下降到18.17d。期间,跨境交通可达性的城市间差异呈缩小趋势,变异系数降幅6.19%;跨境交通可达性核心区由欧洲向亚欧大陆的东南部扩展,以致从欧洲,到西亚北非、中亚、南亚,到中国西北地区、东南地区,再到东南亚、大洋洲,形成了“最优可达性弧形带”,而非洲中部、南美洲跨境交通可达性相对较差。(2)“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流量总体规模呈波动上升趋势,贸易总额由12.38万亿美元增长至37.42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34%;国际贸易流量空间格局由北美、西欧的“双核结构”向北美、西欧、东亚“三足鼎立”发展演化;国际贸易网络具有明显的小世界特征,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程度逐渐增强。国际贸易网络共划分出三大贸易组团,即以中国为核心贸易组团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大洋洲、南美洲,以德国为核心的贸易组团主要分布在欧洲、中亚、北非,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组团主要分布在北美洲、中美洲、南美洲西北部。(3)“一带一路”跨境交通可达性和国际贸易流量之间存在平稳的时序关系,跨境交通可达性的改善在长期是引起国际贸易流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反之不然;跨境交通可达性与国际贸易流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高可达—高贸易集聚区主要由欧洲、西亚、中亚逐渐向南亚、东亚等地区扩展,低可达—低贸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非洲大陆,低可达—高贸易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洋洲、南美洲、中美洲、北美、阿拉伯半岛、非洲南部等地区,高可达—低贸易集聚区分布较为零散。(4)“一带一路”跨境交通可达性对国际贸易流量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时间变化影响程度逐渐增强;分不同贸易类型来看,跨境交通可达性对出口、进口贸易流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进口贸易流量的促进作用要略大于出口贸易流量;分不同地理区域来看,跨境交通可达性对七大区域内外部国际贸易流量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区域内,东亚和太平洋、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海、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表现为积极影响。区域外,东亚和太平洋一直呈积极影响,南亚呈消极影响,拉美和加勒比海不显著,而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北美、撒哈拉以南非洲逐渐呈积极影响;分不同经济区域来看,除低收入国家外,高收入国家与各类型之间以及各类型与中低收入国家之间均存在积极影响;分核心区和扩展区来看,中欧班列开通及其跨境交通可达性的改善显著增强了“一带一路”核心区内部以及中国与核心区之间的贸易流量联系;分近中远程可达性来看,跨境交通可达性对国际贸易流量表现为倒“U”影响。(5)从宏观层面来看,跨境交通可达性可以通过贸易成本降低效应、国际要素扩散效应、经济增长效应来实现“一带一路”国际贸易流量的增长;从区域层面来看,地理区域中东亚和太平洋、中东和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3种效应机制均存在,欧洲和中亚、拉美和加勒比海不存在国际人才扩散效应,南亚不存在国际投资扩散效应。经济区域中仅中低收入国家存在3种效应机制,高收入国家不存在国际移民扩散效应、国际人才扩散效应,中高收入国家不存在国际人才扩散效应,低收入国家不存在国际移民扩散效应、母国经济增长效应。(6)初步构建了跨境交通可达性影响国际贸易流量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系统,该系统由跨境交通可达性子系统、国际要素子系统、国际贸易流量子系统三大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通过一个或多个指标变量相互作用和相互关联,形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基于仿真模拟,发现2000-2035年跨境交通可达性、国际贸易流量均能实现稳步发展,跨境交通可达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