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公共卫生危机
新冠疫情
国际贸易
全球供应链
防控政策
摘要: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则是这一大变局的加速器。截至2022年4月底,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全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确诊病例累计超过5亿例,死亡病例累计超过600万例。与历史上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同,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和变异速度相对更快,但死亡率却相对更低。这些特征不仅使得新冠肺炎疫情成为百年来最为严重的全球大流感,还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对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在此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进行着国家经济增长与人民生命健康之间的一种权衡。严格的防控政策可能导致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宽松的防控政策又使得民众的生命健康遭受威胁。中国政府选择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在新冠疫情开始蔓延初期,便开始实施严格的防控政策。经历三个月左右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成功地将新冠疫情置于可控范围内。不过,新冠疫情并未就此消失,局部地区疫情反复出现,防控形势依然严峻。与此同时,美国等其他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新冠疫情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外防输入”工作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需要发挥公共政策评估的重要作用;健全重大政策事前评估和事后评价制度也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如何科学评估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经济成本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重要议题。为尽可能全面细致、客观准确地评估新冠疫情防控政策的贸易成本,本文将从省份、城市、行业三个层面的防控政策来研究公共卫生危机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运用最新可得的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全国340余城市-贸易伙伴层面的月度贸易数据、省市-贸易伙伴-商品层面的月度贸易数据,以及牛津大学COVID-19政府应对措施追踪(OxCGRT)数据库,借助双重差分法(DID)、三重差分法(DDD)、工具变量法(IV)等因果推断方法来检验新冠疫情防控政策和出口增速下降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的主要发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严格的防控政策和出口增速下降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这一出口抑制效应仅仅是短期的;二是完善的ICT基础设施以及更高的可居家办公比例可以缓解“封城”这一防控政策对城市出口的抑制效应;三是省内防控政策冲击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是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省外下游行业供应链冲击带来的负面影响要大于省外上游行业的防控政策冲击;四是全球供应链受阻将使得深度依赖进口中间品投入的部门遭受更大的负面冲击,而高国内增加值率部门的出口增速更具韧性。除引言、文献综述和典型事实章节外,本文的其余章节的内容可以总结如下。第4章旨在研究省市层面的疫情防控力度对商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本章主要运用牛津大学的OxCGRT数据库和省市-贸易伙伴-HS6位数商品编码的出口贸易数据来检验省市防控政策对商品出口的影响。本章的主要结论是,尽管平均而言,省市防控政策显著降低了商品的出口增速,但是这一效应在中长期并不存在。从异质性分析结果来看,一般贸易方式的出口增速下降最为明显,而加工贸易方式下的出口增速下降则未出现明显下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本文关注的是供给侧防控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而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的利好政策也起到稳加工贸易的积极作用。通过比较防控政策处理效应的季节差异,本文发现,一方面,2020年全年总体来看,防控政策的确具有出口抑制效应,并且这一抑制效应普遍存在于资本品、消费品和中间品中。但另一方面,不同季节之间的处理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第一季度的出口抑制效应要明显强于其他季度。此外,在第一季度以外的三个季度中,尽管处理效应仍然表现为抑制效应,但这一抑制效应只对资本品出口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对消费品和中间品出口却并非如此。最后,本章并未发现邻近省份的防控政策会显著影响本省的商品出口增速,即不存在显著的政策溢出效应。第5章旨在研究城市封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本章使用城市-贸易伙伴层面的月度贸易数据,并灵活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工具变量法(IV)和最邻近匹配方法来检验中国“封城”政策对城市出口贸易增速的影响。本章的主要结论是,与未实施封城政策的控制组城市相比,执行封城政策的处理组城市的出口增速相对下降34个百分点,约为300万美元的贸易损失。然而,这种出口抑制效应只是短期存在的,出口增速在解除封城后便开始反弹,这说明封城政策是成本-有效的。此外,封城政策的处理效应表现出很强的异质性。从城市特征来看,面临封城政策冲击,沿海城市、ICT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以及可居家办公就业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的出口增速更具韧性。第6章旨在研究省内外上下游行业供应冲击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本章使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