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翻转课堂   教学效果   课程建设  

摘要： 基于“国际贸易”课程多年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的经验，本文对历年学生成绩进行统计研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研究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中等成绩水平学生的提升效果最明显。据此，本文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适用群体和应用范围提出建议，以期对同行有所助益。

关键词： 电子商务   国际贸易   机遇与挑战  

摘要： 电子商务的兴起，对传统商业经济产生了影响，使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但电子商务在网络上的经贸份额已经足够弥补贸易总额的下滑。另外，电子商务的兴起，也给传统的工业带来了新的活力，让传统的工业和电子工业寻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随着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交融，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开始在全球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国际贸易领域必须认清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下自身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从中找到最佳发展策略。

关键词： 中美贸易摩擦   系统重要性   贸易关联矩阵   风险传染  

摘要： 在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下,全球金融市场相互连接,构成复杂多变的金融网络,金融风险传播深度及广度不断增强。党中央多次提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但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使得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经由贸易传染渠道发生的风险传染,使得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受到挑战。 本研究着重于识别全球主要经济体构成的金融网络的重要性实体,探究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各大经济体贸易关联网络的冲击,确定金融风险溢出途径。基于此,本文采用Spatial-Bilateral-BEKK-GARCH(SB-BEKK-GARCH)模型,使用中国与G7共八个国家2014年-2021年的贸易往来数据构建时变非对称贸易关联矩阵,使用各国的十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数据描述金融风险,依据非对称矩阵的左乘和右乘形式,构建金融风险接受空间模型和风险传播空间模型。本文得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中美日在金融风险接受模型中均为系统脆弱性实体,同时受到短期金融风险冲击及持续性冲击,英法在短期冲击中为系统脆弱性实体,意加为持续性冲击中的系统脆弱性实体。美日英德意在金融风险传播模型中为系统重要性实体,在长短期中均能将本国风险通过贸易传导网络溢出,法加两国只在长期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实体。第二,从推断传导网络的结果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均无益。贸易摩擦发生后,风险接受网络和传播网络受其影响发生长期变化,中美间风险传染的贸易渠道重要性不断降低;美国既是长短期内的系统脆弱性实体,接受贸易关联网络传递的风险,长期内也能通过贸易关联网络传递自身风险;而中国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内,只能接收贸易关联网络传递的风险而不能通过网络传递风险。第三,中美贸易摩擦对双方均是双刃剑,美国作为风险受体时,无法从贸易关联网络获益,只能被动接受金融风险使得自身风险增加,但中国作为风险受体时,能够受益于贸易关联网络降低自身风险;当两国作为风险传播源时,美国能够将自身风险释放至系统内并有效降低系统风险水平,中国通过贸易网络传递本国风险同时使得系统整体风险上升,但数值上相对较小。 因此,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贸易合作往来,持续优化贸易结构以提高贸易地位与话语权对中国而言非常必要。

关键词： 国际贸易   外贸供应链   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   评价体系   AHP-TOPSIS  

摘要： 我国外贸高速发展,带动了外贸供应链的繁荣,其中外贸运输行业发展尤为迅速。在全球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我国外贸供应链也在朝着数字化的方向发展。中小物流企业作为外贸供应链中的“毛细血管”,发挥着衔接不同供应链环节的重要作用。而受资金条件、人才资源、管理理念等因素的制约,外贸供应链中的中小物流企业的数字化建设相对缓慢,并成为了外贸供应链整体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和难点。本文主要针对外贸供应链中的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进行研究,深入剖析此类中小物流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独特挑战,梳理外贸供应链对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的个性化要求,并构建针对性的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预计能够为此类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评价提供工具与方法,为其数字化发展提供建议,助力我国外贸供应链数字化建设。本文基于数据化理论、工业互联网理论和商业模式创新理论等理论,构建基于外贸供应链的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献梳理、专家咨询、CVR效度检验等方法确定了3个主指标和14个子指标;并构建了基于AHP法的层次分析模型对指标权重进行测度;进而设计AHP-TOPSIS评价模型,以21家外贸供应链的中小物流企业为样本,测定其数字化水平排名,并为中小物流企业进行数字化发展提供了发展建议。最后,本文选择数字化水平最高的样本企业进行了专题案例分析,进一步阐释了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要素。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基于外贸供应链的中小物流企业作为协作者参与外贸供应链,是外贸货物实现交付的关键角色;(2)一级指标体系及权重为数字化工具基础(42.86%)、数字化运营管理(31.87%)和数字化协同发展(25.27%),二级指标的关键指标有数字化设备投入占比、数字化人才建设、管理思维数字化、物流数字终端配置、外贸供应链数字化能力、外贸供应链数字化协作能力和外贸零担货物数字化整合能力等;(3)整体而言,受访的服务于国际货物贸易的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普遍处于一般和较低水平,在数字化运营管理方面表现较好,在数字化协同发展方面表现稍差,在数字化工具基础方面表现最差,需要加大相关投入。本文结合国际贸易和国际物流,聚焦于基于外贸供应链的中小物流企业,明确了外贸供应链中的中小物流企业的协作者角色定位,构建AHP-TOPSIS评价模型系统评测基于外贸供应链的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水平,在实践层面有利于中小物流企业明确自身数字化发展阶段和定位,为政府有关部门促进外贸供应链中小物流企业数字化提供有益参考,并分别从数字化运营管理、数字化协调发展、数字化工具基础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有望为促进我国外贸供应链整体数字化水平提升提供帮助。

关键词： 课程思政教学   教学改革与实践   三全育人   思政元素  

摘要： 课程思政教学对高等教育中体现三全育人的教学宗旨与总体目标作用重大。本文以国际贸易专业基础课“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为例，介绍了高校课程思政教学的背景和意义，分析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课程思政教学现状，从人才培养方向、教学模式、思政要素的发掘和融入、课堂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与实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社会责任与道德等思政元素整合到专业课程教学中，从而实现三全育人的教学目标。

关键词： 贸易网络   经济复杂性   产品空间   资源分配动力学   经济复杂系统  

摘要： 经济复杂性方法利用和发展现代数据分析技术,在复杂系统科学启发下建立衡量模型。自经济复杂性理论提出以来在辅助相关组织机构决策者进行评估、投资、规划等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国内相对缺乏有关综合性介绍文献;经典线性迭代的基于反射法衡量算法ECI因对数据过于敏感而出现复杂性计算结果差异性较大的情况;而且,目前有关经典经济复杂性指数ECI的解释大多拘泥于经济层面,鲜有在不同学科视角下对其进行的研究;此外,如何提供精准可靠的贸易对象选择策略是新形势下全球化贸易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内容为:(1)撰写了经济复杂性研究进展的综述性中文文献,首先对经济复杂性的发展背景进行了阐述;接着对经济复杂性的基础理论、算法模型、发展完善过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总结与比较分析;最后剖析了该研究领域当前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2)熵是描述系统复杂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受此启发,本文在经典经济复杂性指数ECI的基础上结合熵的概念提出了一种更具衡量稳定性的方法,丰富了经济复杂性衡量的工具库,以应对兼具衡量效力和较高稳定性的衡量需求。在将其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流数据的分析结果发现该方法具有相当的衡量效力,能够得出符合实际的结果排名,与其他主流经济复杂性指数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在稳定性检测中相比于经典的ECI呈现出相对较稳定性的表现。(3)将出口贸易流视为资源分配的动态过程,设计了一个可调整的资源分配(Tunable resource allocation,简称TRA)过程来解释经济复杂性,构建资源分配动力学与经济复杂性两者之间的研究桥梁,有利于从不同学科视角精进经济复杂性方法。我们将基于TRA的经济复杂性方法应用于完全嵌套的三角形矩阵和世界贸易数据中的真实国家-产品二分网络分别解释了经济复杂性,将经济复杂性的研究扩展到动态水平。(4)成功使用经济复杂性方法为贸易对象的选择提供了更精准把握经济效益与未来发展潜力的策略。以世界为参照,对中国、美国贸易市场的情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市场中产品之间的接近度不断提升,出口产品多样化路径会随之易于开拓,而美国市场则不断降低,且各出口国在中国市场的地位与世界平均贸易地位更接近。与世界市场相比,在中国贸易地位明显更高的为尼日利亚、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在美国贸易地位高的出口国与世界的差距更大,如科特迪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等。在产品方面与世界市场相比,中国市场中第六类有色金属等产品的复杂性较高,美国市场中第二类原材料产品的复杂性较高。经济复杂性方法在基于贸易网络中的研究与应用中,撰写的综述性文献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该方法在我国的传播,研究与应用;在保留经济复杂性算法ECI线性迭代优势的同时开发出更具稳定性的算法能够满足对应的衡量需求;并且将经典的经济复杂性算法ECI首次以资源分配动力学的视角对其进行了研究,利于之后进行多样化的算法优化升级;此外,运用ECI等相关经济复杂性工具,提供了满足当前经济效益的同时兼顾未来发展规划的综合性贸易对象选择策略,同时扩展了经济复杂性的应用实践。

关键词： POCIB   国际贸易实务   实践策略  

摘要： 目前，我国经济正在向高质量发展目标调整转型，在“一带一路”和“互联网+”等政策的推动下，我国经济活力不断上升，对外贸易额不断增加，贸易范围进一步拓展，我国市场逐渐走向世界。因此，相关院校应当加强对国际贸易人才的培养，加强国际贸易课程的建设，并培养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才。当前，从整体上看，我国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问题较为突出，相关课程体系建设不完备，学生的学习能力不强，因此，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营造仿真的学习环境，加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为此，本文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进了POCIB的混合教学模式，并提出了实践性的策略，以期能带来帮助。

关键词： 国际贸易   碳排放   碳转移   区域合作   RCEP成员国  

摘要： 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前途命运,国际贸易引致的碳排放问题早已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订与生效标志着RCEP成员国已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由此引致的贸易隐含碳排放转移现象值得深入研究。中国于2020年明确提出要“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日本、加拿大、韩国也做出在2050年以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各成员国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低碳能源转型、碳中和及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产生的贸易利得与环境成本深入考察。本文围绕中国与RCEP成员国隐含碳排放责任分担、各省碳转移模式以及如何同时实现贸易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目标这一主线展开,为低碳目标约束下加强区域合作和推动绿色贸易发展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参考。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理论分析中借鉴贸易与环境相关假说,参考Copeland and Taylor(2003)的环境污染供给与需求一般均衡模型构建国际贸易碳排放效应模型,说明环境作为公共物品,若不能将其成本完全内在化,那么国家间环境要素相对价格不同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差异会决定各自的贸易模式,由此导致碳转移现象的发生。在实证分析中,首先,选取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07—202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总贸易核算法测算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分别基于生产者原则和消费者原则并明确碳排放责任分担,构建贸易利得—环境成本指数衡量环境质量变化对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增加值净额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1)基于总贸易核算法的增加值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以提供最终产品为主。(2)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测算结果表明,基于生产者原则测算的中国对RCEP成员国出口隐含碳排放累计量大于基于消费者原则测算,因此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使国内碳排放量增加。进一步从国别角度来看,中国与日本、韩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泰国和越南贸易不利于碳减排。(3)由中国与RCEP成员国整体贸易收益—环境成本指数结果可知,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不利于国内环境质量改善,产生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重制造业的出口隐含碳排放量过高。其次,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嵌套,从省域层面考察各省在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发挥的作用,根据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包含的增加值在国内价值链与国际价值链的流动方向,对31个省份碳排放转移模式进行划分。结果表明:(1)各省增加值碳排放转移结果表明自身资源禀赋、区域优势、产业结构等特点决定了其参与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增加值碳排放净调入与净转入地位以及碳转移流向。(2)从山西、内蒙古等地以为国内其他省份提供中间产品引致的二氧化碳调入为主,广东、江苏和浙江在国内增加值碳排放转移中处于碳排放调出地位的同时,在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转移中处于碳排放转入地位,意味着上述省份在可能在国内外碳排放转移过程发挥“中转站”作用。(3)将31个省份根据与RCEP成员国引致的净碳调入量net G及净碳转入量net F划分为四类,分别是以河北、山西、内蒙古为代表的模式Ⅰ省份、以江西、湖北为代表的模式Ⅱ省份、以天津、黑龙江为代表的模式Ⅲ省份和北京、上海、浙江为代表的模式Ⅳ省份。再次,根据前文对行业及地区的划分,构建“多国—多区域—多部门”的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基于采用交互熵法编制的社会核算矩阵分别模拟贸易政策、环境政策以及贸易、环境政策协同作用对宏观经济指标、各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对RCEP成员国贸易结构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1)对重制造业的战略性R&D补贴力度增强对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分地区分行业来看,模式Ⅰ和模式Ⅲ省份的重制造业部门产出与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为明显,因此,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2)实行碳税政策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有负面影响,而且该影响会随碳税水平提高、行业及区域覆盖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所以环境政策也难以兼顾经济增长与碳减排。(3)贸易、环境政策协同作用可以弥补上述政策单一作用时的缺陷,国内生产总值、各部门产出、对RCEP成员国的进出口量均相对于基准情景出现正向变动的同时,可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对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的综合效果更好。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本文创新之处在于以下三个方面:(1)聚焦于中国与RCEP成员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与转移,完善了中国与新兴经济体贸易引致的碳减排责任分担研究;(2)利用最新发布的数据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与世界投入产出表嵌套,从国内价值链和国际价值链两条渠道分析31个省份

关键词： 数据本地化措施   国际规制   合法性   国家安全   公共利益  

摘要： 数据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在国际经贸领域逐渐占据主要地位。通常认为数据自由流动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往来,进一步发展国际经济,但是由于各国在数据使用和数据处理方面存在一定技术上的差距,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方面各国享有的利益并不平衡。发达国家因具有先进的技术而对于数据的处理方式更加灵活成熟从而可以充分利用数据资源的价值,而发展中国家却因不具有这样的能力只能沦为大国数据的输出国。这一方面造成了数据利益的分配不均,另一方面还引发了各国对国家安全和数据安全的隐忧。随着数据流通规模的愈加庞大和所传输信息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各国开始强化对数据流动的限制,数据本地化就是其中主要的表现之一。美国“棱镜门”事件的曝出更进一步促使各国采取一定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以维护国家安全和数据利益。 在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TO）规则对于数据规制缺位的情况下,有关数据本地化引发的合法性问题的质疑甚嚣尘上。一方面,倡导数据自由流动的国家对数据本地化持反对态度,认为数据本地化本身造成了数据跨境流动的壁垒,有违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建立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国家认为出于对于国家安全利益、个人信息保护利益和公共政策的安排,采取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合法的国内规制措施。正是因为国家间缺少统一的国际治理规则和监管方案,使得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才引发了上述争执。为进一步明确数据规制,各国积极探索在WTO框架以外寻求区域贸易协定合作的可能性。目前有关重要的区域贸易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以下简称RCEP）中都涉及到了数据本地化的规制,包括新晋的首部数字领域的专门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以下简称DEPA）也涵盖了数据本地化的内容。但是各国因数据优势地位不同从而选择的规制路径也不同,这就造成了国内与国际规制趋势相冲突的现状。上述协定都对数据本地化做出了原则性禁止,例外允许的安排,这与我国数据立法将部分商业数据本地化作为原则,允许出境作为例外的规定背道而驰。 因数据规制安排的差异导致我国数据监管在国际法层面被挑战的情形已不再稀奇。自谷歌从中国大陆退出一事,美国就试图从WTO规则角度挑战中国的互联网监管,如果WTO成员方基于政治考虑,将数字贸易限制措施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或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FTA）争端解决,不可避免要讨论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和数字规制的免责例外问题。以及我国正积极探索数据领域国际层面合作发展的可能,在加入RCEP后更寄希望加入CPTPP和DEPA制度的构建。为更好的实现履约义务及加入新的国际规则协定,我国需考虑现有的数据本地化措施是否与WTO规制的合法性相符以及是否在重要区域贸易协定安排下合法。 “国家利益及其维护要通过法律概念表达出来,赢得尊重和支持。”1虽然在WTO框架下并没有明确提出对于数据本地化规制的治理规则,但根据技术中立原则,对于条约的演化解释可以作为出现新问题的解决方案。本文通过分析WTO框架下的有关国内规制、国民待遇、市场准入条款以及重要区域贸易协定下有关数据本地化的安排及例外规定与我国数据本地化规则的差异,详细探讨了我国现有数据本地化在以上规制中的合法性问题。虽然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与CPTPP、DEPA和RCEP的规定在原则上存在着的明显差异,但是上述协定也并没有完全否定数据本地化的合理性和其存在的合法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可以通过援引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和合法公共政策例外寻求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的合法性。但同时各协定对于数据本地化的允许限度与其采取的措施本身的规制目标、方式和必要性都有着不同认定标准。WTO的规定比较宽泛化,主要利用必要性测试理论评价措施的合法性。CPTPP和DEPA对于数据本地化例外的援引要求比较高,我国的数据本地化措施与其规制仍存在一定差距。RCEP作为我国已加入的国际协定对于数据本地化的容忍度更高一些,与我国数据本地化措施不存在明显冲突。由于我国数据本地化制度安排本身也存在数据分类不足和安全评估制度不完善的缺点,因此制度的模糊性即面临着规则适用效果的削减。为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利益诉求,我国应尽快完善自身的数据立法,建立并细化数据分级管理制度,构建数据价值链一体化,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关键词： 风险管理   财务风险   国际贸易   税收风险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近年来已经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中国通过政策支持国际贸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国家建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加强了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使得能源供需缺口与日俱增,能源产业迈向国际市场。随着中国能源企业扩张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的风险也日益复杂。尤其是控制和防范国际贸易中的财务风险成为研究国际贸易和风险管理的能源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综合运用贸易进口参与国际竞争,取得卓越的成效。鉴于此,本文选择广东上市公司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燃能源”)为对象,研究其液化天然气(以下简称“LNG”)国际贸易业务,分析能源企业国际贸易业务中如何识别与防控财务风险。 本文首先对课题研究背景与意义进行详细归纳与阐述,基于目前研究现状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和基本研究思路,阐述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财务风险评价流程与方法,为佛燃能源LNG国际贸易研究的开展奠定基础。其次,运用环境分析工具解释佛燃能源LNG国际贸易财务风险的起因,并对佛燃能源LNG国际贸易业务的发展阶段、现状进行剖析;再次,根据LNG国际贸易业务现状,针对国际税收、汇率管理、流动性风险方面,逐项识别佛燃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阶段在LNG国际贸易方面的财务风险并分类。然后,本研究对佛燃能源现阶段LNG国际贸易业务的财务问题进行评价,具体分为基于财务数据的财务风险评价和基于风险坐标图的财务风险评价,以确定各财务风险的重要程度。最后,依据佛燃能源现阶段的财务风险控制要点,结合现实中广大能源企业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制定适用于佛燃能源LNG国际贸易业务的财务风险管控措施,例如创新性地提出了佛燃(香港)架构建设方案、以降低税负风险。希望本文能对其他能源公司的LNG国际贸易业务的开展及新项目的推进起到好的财务方面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