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国际贸易摩擦
深度区域贸易协定
区域贸易协定网络
地缘组织
摘要: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多国为迅速恢复经济,纷纷转向贸易保护政策,标志着历史上第二次逆全球化浪潮的崛起。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贸易摩擦日益频繁,成为逆全球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作为全球出口和贸易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深受其害,不仅面临发达国家以新型贸易摩擦手段限制其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压力,还遭遇发展中国家利用传统贸易摩擦手段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为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和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中国急需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与此同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框架发展受阻,而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载体,逐渐成为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近年来,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明显呈现出规则深化和拓扑结构网络化的特征。顺应这一趋势,中国在推进自贸区战略过程中提出了“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目标。那么,更具深度的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将对国际贸易摩擦产生何种影响?其具体机制又是什么?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如何与中国其他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实现有机联动?中国下一步的自贸区建设应采取何种策略?本文将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回答这些问题。
分析国际贸易摩擦的基础是其成因,传统的保护代售模型对于不同制度国家为何发起贸易保护的解释并不具有普适性,难以解释决策过程各异的世界诸国为何不约而同地选择对外发起贸易摩擦。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基于关税同盟理论、贸易保护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思想,从经济和政治两个维度剖析了各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决策过程,深入探讨了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对政府部门贸易保护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深度区域贸易协定主要通过设立与完善双边争端解决机制、缩小国家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和构建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来缓解国际贸易摩擦。而各国在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地位的提升则可以通过政策替代效应和贸易分散效应来降低所面临的贸易摩擦风险。这一新的分析框架不仅为解释国际贸易摩擦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对贸易保护理论和关税同盟理论进行了有益的发展和补充。
为了验证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为实证检验提供丰富的研究视角,现状刻画部分系统梳理了全球及中国所遭遇贸易摩擦的发展状况。揭示出边境后贸易摩擦逐渐取代贸易救济措施在贸易摩擦中代表地位的事实,并指出美国和印度分别是对外发起贸易摩擦最频繁的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巨大贸易摩擦压力。此外,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两个层面对中国自贸区战略的建设成果进行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协定规则质量和网络国家地位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但仍存在广阔的进步空间。
在实证检验部分,首先从双边区域贸易协定深度的角度切入,验证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的三重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对由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贸易摩擦具有更强的缓解效应;但对由贸易摩擦“俱乐部”成员发起的贸易摩擦的缓解效应较弱;在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缓解贸易摩擦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即双边协定数量的增加会弱化潜在的缓解作用。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深度区域贸易协定与地缘组织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对不同类型贸易摩擦的研究表明,深度贸易协定关系带来的缓解作用主要体现在边境间措施上,并不能显著降低发生边境后贸易摩擦措施的风险。对区域贸易协定不同条款的考察发现,“WTO+”条款、边境间条款和歧视性条款能够带来相对更强的贸易摩擦缓解作用。
此外,本文还验证了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国家地位对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证实理论分析中提出的网络国家地位缓解贸易摩擦风险的两种效应客观存在。在异质性方面,提升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国家地位对来自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缓解作用较弱,而对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贸易摩擦产生的缓解效应较强。同时,研究发现在缓解国际贸易摩擦发生频次与影响范围方面,双边深度区域贸易协定关系与协定网络国家地位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联动效应。这表明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可以成为中国应对日益汹涌的贸易保护浪潮的有益助力。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与地缘组织关系间也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对不同类型贸易摩擦的研究表明,提升在区域贸易协定网络中的国家地位对于进口控制和边境后贸易摩擦都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这说明提升协定网络中的国家地位不仅适用于当前的国际贸易摩擦格局,也能成为符合贸易摩擦发展趋势、面向未来的有效贸易摩擦缓解路径。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富有政策启发:应针对国际贸易摩擦的新变化调整摩擦应对机制;积极建设深度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并提高协定规则的利用效率;注意高水平对外开放政策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政策合力。从而在新一轮国际化浪潮中破浪前行并引领潮流。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在“保护待售模型”基础上,充分汲取关税同盟理论的前沿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