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毕飞宇
葛浩文
中国当代文学
译介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走出去”的步伐也在提速。毕飞宇作品海外译介的成绩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取得的。概括地说,毕飞宇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主要有三部,即《玉米》《青衣》《推拿》。囿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海外市场及读者期待的不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之路,不仅仅受文学作品质量优劣的影响,还会受制于翻译、推广、介绍、出版、发行、作品影视化等诸多因素。关于译介,有很多学者都做了出色的研究,如乔治·斯坦纳的《巴别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斯坦纳对翻译持有两种观念:狭义的和广义的。广义的观念是指一切形式的意义转换。他受雅各布森翻译理论的影响,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观点。本文根据斯坦纳提出的翻译理论,对这种广义的翻译行为进行研究,考察美国读者对毕飞宇作品的接受情况。谢天振教授的《译介学》,指出文学外译并不是简单地把中国文字转换成外国语言,文学“走出去”如果只考虑译文忠实、流畅的情况,就无法解决“走出去”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红楼梦》的两个著名译本,一个是英国翻译家霍克斯译本,一个是杨宪益夫妇译本。前者因为一些错译、误译被国内翻译界诟病,后者因为符合信达雅的标准在国内备受推崇。然而研究者调研后得知,霍译本在英语世界里更受欢迎,杨译本却备受冷落。这种现象并非孤例,因此谢天振认为研究“走出去”行为,必须要从传统的翻译观念中解放出来,信达雅属于基础的翻译理论,在此基础之上还需研究目的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译介者自己的译介方式、方法、策略等诸多因素,从而更全面地研究影响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原因。根据谢天振提出的“译介学”理论,笔者把葛浩文翻译的毕飞宇小说《玉米》《青衣》《推拿》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影响作品传播与接受的几个原因。如《玉米》的出版与发行、两国读者意识形态的差异。《青衣》中葛浩文的译介方法、策略,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推拿》因影视改编,在柏林电影节获得大奖,备受读者注目,促进了《推拿》小说及作者本人在海外的影响。其中译介方式的转变、衍生与影响是本论的研究中心。具体章节如下:第一章针对《玉米》译介的个案来看,其中出版商对该书的宣传,误导美国读者认为《玉米》是一部由三个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以致许多读者无法忍受《玉秧》与《玉米》《玉秀》两个故事在时间上的割裂,故事上的断裂。实际上,《玉米》是三部中篇小说合集的简称,严格上应该叫做“玉字三部曲”。国内出版社凭着读者对毕飞宇作品的熟悉,为了出版方便,将三部作品整合在一起,作成一本书发行。这种方便做法,影响到法国和美国的译本。《玉米》在法美两国出版时,也是三部小说合成一部发行。法国版的译本中增添了毕飞宇的序言,他在其中解释了这三个故事是独立的三个中篇,而《玉秧》的时间脱节问题实际上是故意设置的,目的是反思文化惯性。这个序言在美国版中却没被添加进去,文化的差异造就了理解的障碍,美国读者无法亲历中国文革,也缺乏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出版方不准确的宣传策略,使得《玉米》在美国译介中并未展示出独特价值。第二章论述《青衣》在美国的接受情况,及葛浩文夫妇的译介策略。该书因故事短小精致,文字细腻,译文流畅,以及故事中所包含的中国元素——京剧,满足了美国读者对中国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在美国读者中广受好评。《青衣》讲述着一个艺术家(筱燕秋)与岁月、理想、金钱抗争、纠缠的故事,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小说中所表达的悲剧,打动了众多美国读者。除此之外,别出心裁的封面设计,以及葛浩文夫妇地道的、接近原著气质的翻译也是译介成功的重要原因。葛浩文夫妇在翻译《青衣》时,采取的几种主要翻译策略,比如省译、删减、意译、直译、增译等,使得译文最大程度地贴近毕飞宇的文字风格。第三章,《推拿》在美国的译介。该书在美国市场反应平平,倒是同名电影《推拿》在柏林电影节斩获银熊奖之后,获得美国乃至全球的关注。作为小说文本的一种翻译体——电影,它先于小说传播到美国,美国观众通过观看电影,把目光转移到原著小说及作家身上。同名电影对原著小说的影响,使电影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外译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电影在传递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学中担负着先锋的作用。电影在传播上的优势应当引起重视,但电影的改编,同样会削弱观众对原著的理解。在改编时,编剧会根据自己的理解、个人的喜好以及剧作的需要对原著进行手术,许多电影只是对原著的部分情节和故事进行描述,无法完整地呈现作者的全部理念。这种情况,并非只在《推拿》的译介中出现,张艺谋根据严歌苓《陆犯焉识》改编的《归来》,李安根据张爱玲《色戒》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是旁证。因此,应客观地看待电影在海外译介中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本文附录部分,是毕飞宇的采访实录。2018年笔者去扬州采访毕飞宇,我们围绕着葛浩文、中国文学热、莫言获奖、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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