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出版
汉方医籍
汉方医学
民国
特点
中医学
摘要：
中外文化交流虽自古即有,但其局势由接触转变为冲突则要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在中外文化差距愈加明显的背景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开始以被动的形式接受西方文化的输入和传播,直至民国时期,外来文化的输入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西方学术观念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其中医学思想的传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民国时期,流传至中国的西方医籍有很多都是转译自日本,此时期的日本正处于大正、昭和年间,经过明治维新的一系列变革,西方医学早已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流医学。而自明治末期开始,随着日本学界和政府对汉药疗效的重视,传统汉方医学开始悄然复兴,复兴之初的汉方著作多融汇西医思想,宣传汉医学术主张。这些医籍受到民国中医学者的重视,开始引进到中国国内,并在中医界得到了广泛流传。目前国内外对于汉方医学的研究虽为数不少,但对于民国时期汉方医籍在中国出版流传的相关研究仍有阙如。本文采用文献学和目录学方法对民国时期中国国内引进出版的汉方医籍的编纂发行特点和流传分布特点进行整理研究,以明确其对中医学发展和革新的影响,从而为当今的中医学和汉方医学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本研究首先对出版地、出版时间、作者、文献形式、医籍类型等五个概念进行了界定,以明确研究对象,划定研究范围,进而对我国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概况进行全面梳理,主要以《总目》为基础,将国家图书馆(以下简称国图)、首都图书馆(以下简称首图)、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中研)、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中医)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信息与《总目》所载信息进行对比,并参照《中国医籍大辞典》及《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相关记载及孔夫子网等网站所载录的民间流传情况,共整理出中国国内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165种,322个版本,分为11类,并于“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学科分类”“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编订者分类”2小节对其中代表性医籍的出版情况加以讨论,以明确其出版的总体特点,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本研究在全面掌握我国现存民国出版汉方医籍信息的基础上,主要从原著者特点和译者特点两方面对此时期出版汉方医籍的编纂特点加以归纳总结。原著者主要分为普通医籍原著者、针灸类医籍原著者和养生类医籍原著者。经统计可知,普通医籍原著者所属流派以折衷派和古方派为主,折衷派医家中,丹波元简、丹波元坚、浅田惟常所撰医籍出版种类最多,古方派医家中,吉益为则所撰医籍出版种类最多。以所处年代来看,古典医家撰写医籍总数明显多于近代医家。针灸类医籍原著者所属流派以“杉山流”和“玉森天心派”为主,古典医家撰写的针灸著作出版数量明显要少于近代医家。养生类医籍原著者所属流派以藤田流及冈田流两大静坐流派为主,近代养生家作品出版数量远多于古典养生家。译者特点方面,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译者数量众多,其中丁福保所译汉方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刘仁航及沈松年,通过考察三位译者的生平背景可知,三者均有接触日人经历,均出身于江浙一带,均有较高的医学和文学素养,这些因素为其翻译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民国出版汉方医籍的发行特点主要从版本特点和出版者特点两方面进行探究。版本特点主要分为单个版本的再版情况、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和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三个方面进行讨论。从单个版本的再版情况可以看出,民国时期再版的汉方医籍中,养生类医籍最受关注,其次为本草类医籍和临证各科类医籍,相较于古典汉方医籍而言,近代汉方医籍在民国期间再版次数明显占优。民国时期出版的具有不同版本的汉方医籍中,伤寒金匮类和医史类医籍最受关注,古典汉方医籍的版本种类远多于近代汉方医籍。此外,《皇汉医学》《东洋和汉医学实验集》《临床应用汉方医学解说》《类证鉴别皇汉医学要诀》等汉方著作在民国期间出版了多个译本,在国内的中医界得到了广泛流传。出版者特点主要从出版者性质与出版者类型两方面展开讨论。从出版者性质来看,出版机构出版的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社团协会出版的医籍以及公立机构、个人或个体单位、不明出版者所出版的医籍。从出版者类型来看,综合类出版机构所出版的医籍占比最多,其次为中医类,医学综合类占比最少。本研究还对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汉方医籍出版年代和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详细探讨,其中出版年代分布情况与中日两国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清末至民初,近代汉方医界代表作品《医界之铁椎》《汉法医典》等书与近代汉方养生类著作随西方医籍一道流入中国,经过民国医家丁福保、刘仁航等人的译介,在中国国内得到了较广泛的传播,此为近代汉方医籍在中国国内流传之始。此间亦有少量传统汉方医籍引入中国,但其出版规模较为零散,并未引起中医界的广泛关注。随着1929年“废止中医案”的爆发,汉方医籍在中国的出版达到了高峰。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医界欲以近代汉方医学作为传统医学革新的范式加以研究,寻求中医科学化革新路径,进而回应废止派的批判,二是有志之士欲以邻邦汉医复兴案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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