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多模态隐喻
符禁疗法
象征
隐喻
中医学
摘要:
于中医学传统疗法之外,道医学里还存在着一些较少有人关注的秘法。符禁疗法作为道医体系中内容最丰富的疗法之一,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符禁疗法通过仪式、声音、图象,甚至是想法影响病人,以达成治疗的目的。符禁疗法向我们展现了古人认识并试图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
符禁疗法大致由祝由、道符和禁忌三部分组成,三者在实际应用中经常混杂不分。“祝由”本义为祝告神灵,经王冰误注为祝说病由后开始渗透到医学之中,这也是符禁疗法与传统医学最为重合的部分。符的本义是调动军队的凭证,道士们将咒语、厌胜物等以特殊的变形文字书写,意图以此作为调动鬼神的凭证。禁忌则来源于古人因对自然力量的恐惧,而产生的自我约束。在人们的观念里,某些行为会触犯神灵,招致灾祸,因此要尽量避免。禁忌习俗在与道教结合后,形成了所谓的戒律。三者的出现时间极早,祝由很可能是与人类语言同时诞生的,最早关于告疾的记载见于甲骨文,稍成系统的记载则在《五十二病方》里。道符则是世俗王权向鬼神世界映射的产物,其概念来源于天人相应。禁忌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贯穿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依据生活经验制定规范约束自身行为以避免灾祸。
符禁疗法起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借助士大夫群体的支持迅速发展,至隋唐时期被纳入官方医疗体系达到巅峰。宋明以后便开始受到怀疑,并逐渐式微,主流医家普遍对其持怀疑态度,但在民间仍有旺盛的生命力。巫术体系之残余与神仙家思想相融合,诞生了符禁疗法。随着道教神系的不断完善,符禁疗法的适用范围从模糊到清晰,其主治范围逐渐扩大。然而在现实中,符禁疗法的应用范围自宋明以后开始急剧退缩,较多局限于各类传染病、伤科、外科和妇产儿科等方面,并开始走向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烈性病;另一方面则是如小儿惊啼、外伤出血之类轻浅而常见的小病。
符禁疗法与中医学关系极其密切,其理论的建构同样来自于自然观察、社会体验和哲学隐喻三个方面。作为隐喻构建基石的主要有方位隐喻、本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三类。符禁疗法会综合各种手段,如道符的使用,或是运用语言构建动态场景等,因而也涉及到多模态隐喻的应用。而在无数次的隐喻叠加之后,某些事物便成为了象征。
本研究主要以《圣济总录》和《祝由医学十三科》所载符禁疗法内容为例,探析人类的思想是如何通过一步步的转喻和映射,最终形成了符禁疗法的框架。发现对语言和文字的崇拜是符禁疗法的思想根源,人们认为语言和文字可以直接对现实施加影响。在“鬼邪致病”的思想指导下,人们希望借助种种具备正面意义的事物来驱逐负面的“鬼”。在有关方位的隐喻中,东方和北方是极其重要的意象。因日出东方,故东方可转喻太阳,进而形成有关活力和力量的隐喻;东方所象征的顺利则来源于对河流的隐喻。北斗压在鬼宿之上,上下的方位形成了关于地位的隐喻,因此北方也具备压制鬼邪的功能。符禁疗法对数字的应用充满了象征意义,七和三是最常用的数字。星宿崇拜下的北斗和七曜使数字七获得了无限时间的象征义,对空间方位的总结则使七成为了无尽空间的象征,因此数字七除动作次数和物量外,还可用于表述时间长度。数字三对应着“天地人”,是阴阳对立平衡之外的变数,因而象征了创生,表现了行为的连续性,因此多用于规定动作次数和物量。在方位隐喻的影响下,奇数的地位高于偶数,因此对数字的运用倾向、于奇数。桃木和香料是符禁疗法常用的材料,远古以桃木制作武器的行为和桃本身的药用价值形成了桃木和病鬼斗争的隐喻;而桃树易植子繁和早华的特性则隐喻着生命力与阳气的旺盛。香料的昂贵属性寄托了对神灵的尊重,其清洁功能有助于身心的清净,以之清洗身体隐喻着驱除灾祸、摆脱疾病。
道符以符为载体,因此还涉及到多模态隐喻。黑色的隐喻来源于对天象的畏惧,红色的隐喻则来源于太阳和血液,土地的使用则形成了黄色的隐喻。颜色的隐喻扎根于社会文化的深层,使见者得以毫无阻碍地理解。金石不朽被用来隐喻长生,据此形成了炼丹术,外丹的毒性使道士将炼丹的隐喻迁移到内修,并进一步与道符的修炼相联系,形成了道符结构上符头、符窍、符脚的人体隐喻。符字主要由鬼神名讳和厌胜物两部分组成,在古人的观念里,姓名可以代替实体,将厌胜物压在鬼名头上则隐喻着成功镇压病鬼。至于另一独立体系的道符,以雨鬼为核心的祝由秘字是雷电崇拜的产物,以尚食为核心的五雷符章则凭正面的象征义完成厌胜。
客观上来说,符禁疗法的术前准备起到了卫生防疫的作用,与药物的联合应用与中医单方治病思路相同,为患者提供有关事实的解释则起到了抚慰人心的作用。符禁疗法要求的摒绝杂念类似于气功的入静,道士运符的过程则类似于内气外放,这或与催眠疗法有一定的关系。结论认为,符禁疗法是相似律和接触律的产物。古人借助隐喻构建了符禁疗法的理论基础,但由此而来的符禁疗法的理论缺乏实证,可能对自然规律产生了扭曲而不符合实际情况。符禁疗法将隐喻本身作为治疗手段,其起效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