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电信诈骗   刑事责任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摘要： 随着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当前电信诈骗犯罪发案率一直居高不下,在有的城市当中电信诈骗犯罪的比例甚至占到了所有刑事案件数量的半数。在科技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电信诈骗较之以往在犯罪形式以及手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普通诈骗相比,电信诈骗明显呈现出集团作案的特征,因此在电信诈骗犯罪中往往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参与主体。我国现有《刑法》对电信诈骗犯罪的规定分别是第266条的诈骗罪,第224条的合同诈骗罪以及第192条至198条的金融诈骗罪,而对于电信诈骗行为并没有单独的规定。电信诈骗犯罪基于其行为特性,极少有单独作案的情况,除了团队内部的成员参与之外,还会有很多边缘性的参与行为。本文拟结合现行法律规定和判例,论证分析刑法定性争议的原因,确定刑法定性思路,以期为相关司法实践提供相对明确、统一的参考标准。本文除导言外,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电信诈骗参与行为进行概述,明确了本文所研究的电信诈骗指的是包含利用电话、短信、互联网等无接触方式进行诈骗的新型诈骗犯罪的统称。将电信诈骗中的“边缘性”参与行为按照先后阶段的不同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以及下游三个阶段,帮助取款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以及提供个人信息行为这三种具有典型性的参与行为几乎覆盖了电信诈骗犯罪链条的全过程,且是基于电信诈骗犯罪的特性发散而来,不具有偶然性,因此本文聚焦于这三个具体的参与行为进行刑法定性的分析。第二部分主要围绕帮助取款行为的刑法定性展开论述。司法实践中对帮助取款行为进行定性,存在诈骗罪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三种情形。诈骗罪共犯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的帮助行为都需要对犯罪活动的实施有促进作用,因而需要介入于既遂之前。关于既遂标准的确定,本文认为采用行为人控制说更为合理,因为在网络空间之下进行的支付行为相较于传统空间的风险更大,行为人对财产的控制力也更弱。在主观方面,成立诈骗罪共犯不要求一定要形成诈骗的合意,双向默契或单方明知也可能纳入共犯评价范围。在界定主观内容时“明知”是核心标准,对此应当结合司法解释的规定严格适用“推定”原则。第三部分围绕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展开论述。《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对电信诈骗犯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法定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形成了共犯、不作为犯与正犯的问题盘踞交织的司法现状。目前,单一的理论无法解决该行为的定性问题,因此应当采用对象标准以及行为模式标准相结合的分类标准,将电信诈骗犯罪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在广义上区分为“为自己提供网络服务”和“为他人提供网络服务”,后者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传统中间服务提供者”和“综合平台提供者”。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平台信息的管控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应当在明确各自义务范围的基础上明确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模式和责任边界。第四部分围绕提供个人信息行为讨论其刑法定性。在对提供个人信息行为进行定性时首先要考虑对行为本身的性质进行定性,不同的性质会指向不同的罪名,在进行性质判断时可结合提供者的行为目的和行为终点的双重标准进行判断。在主观判断标准中,本文将“间接故意”排除在《电信诈骗意见》中的“明知”之外,立法者在立法之初已经预判了侵犯公民信息者对下游犯罪的预见可能性,因此侵犯公民信息罪已经涵括了行为人对下游犯罪放任的主观恶性,无需再以下游犯罪的共犯进行认定。

关键词：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电信诈骗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明知”的认定  

摘要： 我国与国际接轨接入互联网的时间较晚,但发展迅猛。如今我国网络犯罪频发,严重损害生产生活的效率。为此,《刑法修正案(九)》新增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本罪增设以来,大量为网络犯罪提供协助的行为不再认定为相关犯罪的共犯,转而单独认定构成本罪,同时也出现了同案不同判的情况。本文以魏某某出售“两卡”及帮助上游犯罪人转移犯罪所得案为例展开对司法实践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认定的研究,以及对本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之界限的探讨。通过分析案例提出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区分相关犯罪的有效建议。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案情及归纳争议焦点。该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案的事实经过,其次介绍了检察院和法院对被告人行为的不同定性,归纳出本案的争议焦点:一、魏某某售卡的行为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二、魏某某帮助网络犯罪实行者转移赃款的行为构成本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二部分是案件评析。对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魏某某虽然客观上将银行卡出卖给网络犯罪行为人,但法院在审判时无法证明其意图是故意为他人实施网络犯罪提供帮助。同时根据魏某某少次、少量、少报酬地出卖银行卡的事实,不能推定其主观存在犯罪故意,因而不构成犯罪。对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魏某某在进入专门“洗钱”的微信群之后通过接受“任务”将转至其名下银行卡的资金转出到微信钱包再转账给上家,事实上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由此案件出发,笔者认为上述两罪在司法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在此部分提出可从侵害的法益、主客观因素等方面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三个部分是思考与建议。针对司法实践中适用本罪时出现的扩张趋势,笔者提出建议要严格限制主观故意的推定。同时笔者在研究判决书时发现相当数量的法院在裁判时存在说理不够充分的现象,在认定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时模糊了其与相关犯罪的界限,从而提出应当结合事实与理由充分明晰相关犯罪界限、充分说理,谨防本罪适用的不当扩张。

关键词： 报纸官方微博   电信诈骗   新闻报道   风险社会  

摘要： 电信诈骗是信息技术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背景下新兴的社会风险，已经对我国造成了广泛而深刻的负面影响，大众媒介作为风险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其作用不可忽视。本研究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考察报纸官方微博对于防范和治理电信诈骗风险开展的媒介实践。具体而言，选择《人民日报》等12家报纸的官方账号，筛选电信诈骗相关微博作为研究样本，从报道框架、关注阶段和煽情信息等层面建立编码系统并对所得样本进行编码，依据编码结果和微博文本展开分析。研究发现，以呈现个案为主要内容的“经验主张”在报纸官微建构防范电信诈骗议题中居于主导地位，为公众形成对电信诈骗的感性认识提供了丰富材料;“技术主张”次之，除了向公众介绍电信诈骗类型和发生机制外，还较多以数据为支持呈现风险治理部门的工作成效;“制度主张”和“社会主张”表达不足，其中，“制度主张”样本多体现于制度公开，“社会主张”呼吁社会共治，发挥了媒介培育公共意识的功能。此外，相关报道中存在一定的煽情内容，包括“戏剧化呈现”和“情绪化措辞”等问题。研究建议，为了更好防范电信诈骗风险，报纸官微应当在畅通渠道培育公共意识、注重导向揭露风险特质、加强指导完善报道结构等方面进行提升。

关键词： 电信诈骗分子识别   特征提取   数据挖掘   社区搜索   社区影响力  

摘要： 近年来,随着全球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电话诈骗案件数量迅速增加,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电信诈骗是指诈骗分子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等方式骗取受害人财产的行为。传统的电信诈骗分子识别技术是根据诈骗分子电话社交行为特征构建静态行为模式挖掘方法,关注对象是否具有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研究发现诈骗分子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诈骗手法,传统基于诈骗分子个体静态行为模式挖掘的电信诈骗分子识别方法难以准确识别诈骗手法多变的诈骗分子。再者当前电信网络诈骗呈现出团伙、组织化的特点,传统诈骗分子识别方法难以挖掘分工各异的诈骗团伙。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指定对象社区搜索方法,实现针对已知诈骗分子搜索其所在诈骗社区。为了提高电信诈骗分子识别的效率,本文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基于动态社交结构行为模式的电信诈骗分子识别。针对传统电信诈骗分子识别方法稳定性差难以适应诈骗手法快速变化的问题,本文研究了诈骗分子电话社交结构的时间演化模式,挖掘了诈骗分子与正常用户电话社交行为模式的动态差异,提出了一种基于动态社交行为模式特征的诈骗分子识别方法,电信诈骗分子识别准确率较传统方法提升7%;(2)基于影响力的指定对象社区搜索。针对当前诈骗案件呈现团伙化的特点,本文研究了社区搜索方法,强化目标社区基于影响力的紧密程度,设计社区影响力度量方法,提出协同结构内聚性和社区影响力得分的社区搜索算法,实现了针对已知诈骗分子来高效搜索其所在诈骗团伙,社区搜索的准确率相较传统方法提升了20%左右;本文通过分析电信诈骗分子电话社交结构动态演化模式,对电信诈骗分子进行准确识别,针对已知诈骗分子搜索其所在的诈骗团伙,提高了电信诈骗分子识别的准确性,设计并实现了电信诈骗分子态势感知系统。该系统可以应用于社会安全防范中的电信网络欺诈检测业务,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电信诈骗   协同治理   警银合作  

摘要： 电信诈骗案件的频发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恶劣影响,电信诈骗治理涉及到百姓最根本的利益,怎么样有利打击电信诈骗犯罪分子、保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需要考验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多起举国震惊的诈骗致死案件也让大众已经逐步认识到当前我国面临的资金安全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保全人民财产安全底线不再靠警方单打独斗,银行在防止诈骗资金转移环节也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实践发现,通过警银双方发挥协同治理的优势,警银合作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的手段里具有重要的地位,警方与银行业的良好合作对于切断犯罪分子的“资金链条”很有帮助。 A市作为人口大市,银行等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数量众多,警银双方的沟通和合作内容也非常的丰富,经过验证,良好的警银合作对于打击当前的电信诈骗工作具有的出色效果,选取A市警银合作治理电信诈骗作为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本文将从A市当前电信诈骗现状和治理情况入手,阐明国内和A市电信网络诈骗特点、常见诈骗类型,以及目前警银合作治理电信诈骗的常用手段和成效。同时,利用协同治理、信息非对称理论,分析当前A市警银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和困难。本文经过实地走访调查和对相关工作人员访谈了解到了A市电信诈骗治理中警银合作工作中存在个别金融机构账户事前防控工作流于形式、事中新型支付机构和支付工具拦截难度打、“断卡行动”合作中双方存在执行矛盾点、大力的事前投入仍然预防效果不佳、事后的账户解控申诉和资金返还时长久、协同取证和资金追缴难度大等多种问题。 最后,本文通过目前电信诈骗治理过程里警银合作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包括搭建双方信息平台、加强客户身份识别、推行简易开户、建立快速申诉渠道等十余种建议,为打击A市乃至全国电信诈骗、增强银行资金抗风险能力、改善金融行业乱象作出了一定贡献,进一步补充当今公共管理相关的缺失内容,为治理电信诈骗中警银合作环节提供了新的方向。

关键词： 大学生   电信诈骗风险   防范意识  

摘要： “互联网+”时代高校大学生网络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大学生电信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对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家庭乃至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本文深入对大学生网络使用安全、电信诈骗认知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互联网+”时代大学生电信诈骗风险防范意识培养路径，为高校大学生电信诈骗安全教育的开展、校园电信诈骗防范体系及应急响应机制的构建、高校内各部门及与公安部门的联动反诈提供思路，对于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素养和树立防范电信诈骗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电信诈骗   全民反诈   治理机制  

摘要：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应用,我国的金融、电信和互联网发展迅速,然而一种新型犯罪——电信诈骗也伴随着通讯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发展而迅速滋生蔓延、不断扩展升级,以各种各样的媒介和形式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目前已经成为主要的侵犯财产类犯罪类型。能否遏制住电信诈骗犯罪的高发势头,直接关系着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也对一般的治理机制带来考验和挑战。本文先从电信诈骗的特点、电信诈骗的主要类型和Y市目前流行多发的电信诈骗经典案例总结出目前Y市电信诈骗的基本情况。再从Y市电信诈骗治理历程开始回顾,结合电信诈骗治理现状和Y市的实际情况并从其地域、人口分布情况等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出目前Y市电信诈骗猖獗的各种诱因;也通过从政府自身、行业约束、防诈反诈宣传、电信诈骗打击技术等方面,找出打击电信诈骗的突破点;然后从治理主体不突出、企业和社会组织协同治理乏力、治理侦查过程存在多项难点、公众防范意识不够强等几方面梳理出目前Y市在电信诈骗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弱点,分析当前电信诈骗治理出现困境和瓶颈的原因,最后在全民反诈导向下,提出完善Y市电信诈骗治理机制的建议,强调政府在主导治理过程的同时,联同多行业、各领域进行多元治理才能取得较好的打击成效。要加强各职能部门的长效治理与协作、进一步构建健全的反电信诈骗法律体系、加大对相关行业的监督管理力度、强化公共反诈、防诈意识的培养。

关键词： 大数据   电信诈骗   预防措施  

摘要：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的形式愈加多样化、组织化，追查难度也越来越大。近几年，电信诈骗案件高发，在案发率居高不下的同时，破案率却迟迟不见增长，一方面在于犯罪的门槛低、易实施、犯罪隐蔽性强，导致犯罪分子愈加猖狂；另一方面在于此类犯罪的打击难度大，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让犯罪分子存有侥幸心理，想借此逃过公安机关的追查。因此，在打击电信诈骗犯罪过程中，需要构建警种、警企办案协同机制，建立多方协作的沟通渠道，提高公安机关破案效率，以此维持一个和谐安稳的社会。

关键词： 帮助取款   电信诈骗   共同犯罪   罪数   犯罪数额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借助网络技术实施的新型犯罪层出不穷。其中,电信诈骗犯罪尤为猖獗,这给国家、社会和人民带来十分严重的威胁。与传统诈骗犯罪不同,以前由于信息网络不发达,诈骗多为面对面实施,如今电信诈骗大多借助网络技术,逐渐集团化与产业化,呈现内部层层分级,且每个层级分工明确的特征。这也给予了电信诈骗的正犯隐藏身份的手段,部分正犯藏匿于境外,难以抓获。在实践中,被抓获的对象往往是下游帮助取款人。那么,对帮助取款行为如何刑法评价,就成为值得探讨的重点。为了严厉打击电信诈骗犯罪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2016年12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于2021年6月发布《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下文简称《意见二》),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22年9月2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但是对帮助取款行为的相关规定并不多,存在不足。实践中司法机关对于各种情况下帮助取款行为的相关法律适用理解不同,把握不够准确,受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同案不同判,对取款人的行为没有统一的刑法评价。通过分析相关典型案例,总结案件的争议焦点与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有四个问题值得探究——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问题、主从犯认定问题、罪数问题以及犯罪数额问题,并给出观点。关于定性问题,“明知”内容方面,不需要必须知道诈骗犯罪具体内容,仅需知道触犯的具体罪名就可认定为明知;“明知”程度方面采用“包含说”认定。“事前通谋”并不必须实际物理上的帮助,仅需要在心理上达到帮助效果即可。取款人参与的时间节点在诈骗罪既遂前还是既遂后影响共犯的成立,诈骗罪既遂的标准采取“失控说”更为适宜。关于诈骗罪共犯中的主从犯认定问题,以帮助取款人是否引起犯意、纠集犯罪、指挥犯罪以及主要直接参与犯罪实施区分其起到主要作用还是次要作用,并结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认定主从犯,但如实在无法区分,也可以直接依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进行量刑。取款人持有的多张银行卡是用于诈骗犯罪取款的,应择一重罪处罚,且不可机械地将使用过的银行卡和待使用的银行卡区别开来认定。关于犯罪数额问题,应根据参与数额说认定取款人的犯罪数额,如出现无法逐一核实被害人受骗金额的情形,则使用概括数额认定方法,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量刑。

关键词： 流程优化   电信诈骗   防范治理   通信企业  

摘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信网络犯罪的数量呈现出快速蔓延上升趋势,严重影响着民众的合法权益与产业安全。严厉打击电信网络欺诈,已不仅是公安部门的专业任务,更是各大企业单位的重要使命。当前形势下,凝聚全国各行业群体、人员的力量,发挥金融、通信、互联网等行业的技术优势,对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提前预警和及时防控,已成为打击电信网络欺诈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如何提升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能力成为了行业内关注热点话题。本文以通信行业代表企业——X企业在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流程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确立了流程优化的目标,进一步制定了流程优化措施。首先,对X企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的流程现状进行调研。然后,采用ASME分析法、鱼骨图分析、5WHY分析法分析发现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流程耗时长,技术防控准确性差,人员执行效率不高现状问题的根本原因。最后,在流程优化原则的基础上使用ECRS分析法,分别提出了通过精简流程、提升硬件性能使流程优化达到缩短流程耗时的目的,通过打造创新人才队伍、提高应用能力来实现大数据能力的提升,以增强数字化能力建设、调整人员组织架构、健全培训体系,增强管理力度为优化措施提高人员效率,进而实现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工作的高效开展。本文所研究的流程优化方案提升了X企业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治理的处理能力,增强了企业的数字化能力和水平,推动了培养企业科技人才创新队伍的建设,对于企业其他工作流程有着深远的借鉴价值。最重要的是,可以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安全可信的环境,保障民众利益不被侵害,增加了客户对企业的信任度,塑造了更好的企业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