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人格
抗战时期
文学翻译
《愤怒的葡萄》
胡仲持
摘要:
精神分析和翻译研究的诸多契合使精神分析视角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成为可能。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一系列精神分析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按照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人格心理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这三者分别对应无意识、意识和前意识。作为翻译过程的主体,译者的本我、自我、超我三重人格的互动将会对翻译方法的决择产生重大影响,使译作产生不同的形态。抗战时期,重庆作为战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文学翻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毋庸置疑,抗战时期的文学翻译对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以及抗战的胜利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重庆的翻译活动并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此外,鉴于抗战时期这一特殊语境,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干扰在所难免,但是翻译这一复杂的行为所涉及的因素远不止于此,其中译者个人情感的参与也难免会对译本的最终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基于此,本文以1941年翻译的美国文学作品《愤怒的葡萄》为研究对象,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出发,探讨译者胡仲持的三重人格对译作《愤怒的葡萄》最终多元形态形成的影响。本文认为,在抗战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艰苦的生活条件、战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抗战文学翻译的基本翻译原则、译者作为翻译家和编辑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译者的自我、本我和超我人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采取了改写、异化、明晰化以及归化等翻译方法。本文认为三重人格在翻译过程中的动态博弈干扰了译者翻译方法的选择,因而使译本呈现出一个多元的形态。具体而言,受本我/无意识控制的胡仲持在翻译时,为了追寻快乐的翻译体验,无意识状态下的译者导致了他对文本的错误解读;受超我/前意识支配下的胡仲持,为了遵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理念,他主要采取了改写和异化的翻译方法;作为本我和超我的中间协调人,受自我/意识支配下的胡仲持,必须直面现实,让译文能够服务于抗战以及为广大中国军民所接受,因而采取了归化和明晰化的翻译方法。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解读特定历史时期的翻译现象,一方面旨在引起学者们对抗战翻译活动的关注,而另一方面期以为精神分析学说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贡献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