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罗尔斯   分配正义   评析   启示  

摘要： 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分配正义理论主要集中在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上,即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在罗尔斯看来,社会的正义是由基本的权利义务分配和存在于不同阶层中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决定的,所以他的第一个原则旨在解决政治层面中的权利和自由分配问题,第二个原则是用来处理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这两个正义原则的设立是罗尔斯对社会价值和权利义务的重新设计与分配,是罗尔斯设想的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初基点和要遵守的根本原则。以公正的社会基本结构建构公平的社会、用“最大的最小值规则”批判地否定了功利主义伦理学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保障每一个人的平等自由和机会均等、使每个人都在坚持正义的制度中尽他的职责,是罗尔斯正义原则的超越之处。而且罗尔斯从最不利者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不平等,以差别原则来补充机会平等原则,合理调节低水平的平等和高度不平等两种制度安排,缓和贫富差距,是罗尔斯对分配正义理论的巨大贡献。虽然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论证严谨、逻辑缜密,但也有其局限性。如无法解决自由与平等之间的自由矛盾,混淆正义原则的正义性和自由性,分配正义的理论基础是从抽象人性出发,没有涉及分配不公根源,无法给人实质上的自由与平等。结合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均等原则和经济伦理视域中的机会公平及我国的实际情况,现阶段,机会公平要求社会提供的供社会成员选择的条件和时机应当是平等的。在实际生活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活动的权利与机会是平等的,即参与机会的平等;第二,社会要提供全体成员平等的享有发展个体潜力的机会平台,使个人增加把握机会的能力,即发展机会的平等。同时,根据差别原则及在其基础上可以针对性、层次性地实行救济性再分配、保险性再分配和可持续性再分配。

关键词： 教育均衡   个体解放   分配正义   教育共同体   受教育权利  

摘要： 教育均衡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教育作为个体解放的中介环节,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和自然欲望中解放出来,核心和实质就是伦理解放,目标就是造就“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人的特性是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使人和人的行为符合人性本性。教育关系是一个伦理关系,学生、教师、学校、政府等构成了由伦理关系组成的教育共同体的主要部分。教育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强制力完成,更多的是不间断的诱导与变化,使得共同体中的不同因子,不断进化,在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完成共同体的进化过程。教育均衡原则体现教育共同体的伦理普遍性,其外显形式是对受教育者的知识、意识的传达,内在本质却不限于各类知识的传达,而是在知识之传播过程中贯彻“为义务而行”的目的。这一“义务”便是通过教育共同体内部各因子、部门的自觉行动,努力实现这一共同体的伦理现实性与伦理普遍性,使这一实体成为活的、发展的实体。教育均衡原则具有现实的伦理本质,这一原则在起点上表现为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义务原则、公平原则、辩证原则等各个环节。教育伦理实体以其系统存在形式,从最初的家庭教育,到传统所认为的严格意义上构成于教师、学校、教育管理机构、教育制度及相关资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伦理系统。但以上诸元素均以独立形式存在,无法独立构造实体性的教育理念。各要素必须充分认识其自身的有限性,自觉成为教育伦理实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才有可能共同构造教育系统的伦理实体性,完成教育伦理实体的伦理使命。教师作为教育伦理实体得以展开的第一个环节,以其专业学识和伦理认知完成对被教育者的专门技术的传输和伦理意识的启蒙、改造。这一过程虽然是教育系统第一环节的基本功能,但是,这一功能局限于个体教育者的有限专门知识和个体意志的单一性,无法完成教育系统的实体性目标。学校作为从教师单一性向教育系统实体性转化的中间环节,作为教育系统的特殊性存在,成为教育伦理系统得以展开的重要中介,通过其生源选择、学生教育、资金使用等各方面安排,进一步确认受教育者的人格权利和教育资源的享有权利。受教育者的平等人格,是教育伦理实体的内在规定性。对这一规定性的忠诚保证了教育的伦理实体本性。这一规定性仍然只是抽象的规定性,是教育伦理实体具有现实性的基础,体现在具体教育实践中,便显示为教育的普遍现象,包括教师间共同协作、学校间联盟或对口帮扶、校外公益教育手段等。教育均衡作为教育工作目标和教育本质规律的基础要求,在长时期的教育实践中面临着政府、学校、教师与学生等的多重矛盾与困境,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个体教育公平”的伦理悖论:“自由择校”与“就近入学”之争;二是“教师流动”的伦理悖论:“正向流动”与“逆向流动”之争;三是“校际合作”的伦理悖论:“资源集中”与“资源分散”之争;四是“政府目标”的伦理悖论:“教育均衡”与“绩效考核”之争。以上伦理困境之成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概念认知的原因。也就是对教育均衡发展的概念认知存在偏颇和误解,从而并未认识到教育均衡概念所应有的伦理本质。二是对策思路的原因。即应对教育均衡伦理困境的对策问题,既然没有正确认识教育均衡的伦理本质,那么对教育均衡的伦理困境的认识也可能仅仅浮于表象。因此而出的应对思路和策略,不但难以真正地解决问题,反而会造成教育均衡的伦理困境本身。三是管理体制的原因。教育作为一个共同体和一项公共事业,必须有其管理体制,并且这种管理体制往往是教育共同体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管理体制的合理与否,直接决定着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是否有可能。教育体系作为一个共同体或者伦理实体,它所表征的含义就是在这样的伦理实体中,使教育共同体中个体的特殊性与实体的普遍性相统一的主观伦理精神客观化、现实化。在这个伦理实体中所涉及的伦理关系,不仅仅是学生、教师、学校、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更是学生、教师、学校、政府与教育伦理实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他们与教育共同体之间实现统一,才能体现教育的本质。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因为每个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权利。而教育共同体则必须保证其成员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机会,以使其不断解放自身,摆脱自在的和自为的自由状态,而真正实现自在自为的自由状态。

关键词： 马克思   正义观   分配正义   唯物史观  

摘要：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正义观,经常置于强烈的批判性语境之中,但是,我们绝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拒斥正义的结论。与之相反,马克思的分配正义思想,是唯物史观在分配正义思想中的理论表达,是在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对分配正义进行的考察与阐释。马克思反对将正义与分配正义仅仅去做一种抽象性质的理解,相反,主要是将它们诉诸于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进程中的实践活动,来进行实践维度的理解。马克思认为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在判别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上也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机地涵涉了正义的内涵以及正义的表现形式与主要原则等方面的思想阐释,系统地介绍了判断与评价正义与否的标准与尺度。在马克思看来,正义首先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存在于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因而具有实践的性质。其次,正义具有阶级性,阶级地位的差别会直接影响对正义判断。再次,正义具有历史性,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人们对正义的看法也会有重大的差别。最后,正义是过程的集合体,因为正义不是僵死事物的固定堆集。马克思认为分配正义是正义思想的一个重要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反对分配中心主义,坚持从生产出发来阐释分配正义思想,生产的正义决定了分配的正义。而对生产正义的考察要深入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中才能得出科学的认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的正义观是立足于社会实践形成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正义观的事实判断,是对社会历史的不同阶段的具体的历史事实,所形成的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实正义与否的判断。社会正义的历史尽管存在种种表面的偶然性与暂时的倒退,但是,它总会在历史的前进中彰显自己的必然性。马克思承认正义的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与历史主体面前,对同一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判断,但是,这并没有消解正义本身。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实现个别正义为前提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超越普遍正义的社会。正义是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即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消费的经济运行中的利益表达。“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马克思揭示的未来社会的财富分配方式,它体现了财富分配的正义,但是并没有最终实现绝对正义。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思想,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立足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历史地、阶级地、实践地阐述正义与分配正义思想,从根本上超越了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分配正义思想。它们从抽象的立场出发,超阶级的和非历史的理解与分析正义问题,这与马克思的正义观是根本不相容的。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生活实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机地涵涉了正义是主体在利益的得到与失去面前的非正义之果,是在社会现实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生进程中产生出来的得到应得和失去该失的总和,这一重要的关于正义内涵方面的思想内容。由此可见,马克思实现了正义观的一场革命。

关键词： 分配正义   应得   平等   道德力量   distributive justice   deserve   equality   moral power  

摘要： 作为平等主义正义观最主要的挑战者和批判者，应得正义观在当代正义理论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存在诸多的分配正义观，但是，从正义的基础是否具有稳固性以及能否获得道德力量的辩护角度来看，应得相对而言具有较强的理论优势。平等主义本质上依赖于比较性价值，因而没有真正的基础。应得奠基于内在性价值，即主体的行为是人们主张应得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 经济   伦理   经济的分配正义   社会的分配正义   综合的分配正义   economy   ethics   economic distibutive justice   social distributive justice   comprehensive distributive justice  

摘要： 经济伦理学作为以“经济—伦理”为研究对象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它应该具有“经济”(效率)与“伦理”(美德)两个学科目标；同时，分配正义作为“充分的”分配正义也应该是综合的分配正义，即是经济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经济效率)和社会的分配正义(有利于社会公平)两种正义的结合。研究认为，经济伦理学的双重目标与综合的分配正义，结合经济分配正义和社会分配正义两种分配正义的使命正好吻合，它可以通过一种立足于“历史原则”基础上的“动态的”“伦理妥协”来实现综合的分配正义。

关键词： 医疗卫生   分配正义   卫生法  

摘要： 医疗卫生立法事关基本人权,但在当前的立法实践中存在着价值导向、关系定位和立法架构上的重大分歧。创制《医疗卫生基本法》必须把握四大要领:一是以分配正义与医疗卫生二元互动而生成的卫生正义来优化该法的价值理念;二是理性定位医疗卫生服务使用者、供应者、组织者和旁观者四类主体之间的核心权利与义务关系;三是明确在卫生筹资、服务提供、医药市场和卫生治理四个维度的功能定位;四是在理念与模式选择的基础上设计出由七大板块构成的《医疗卫生基本法》框架。

关键词： 帕累托改进   分配正义   务实主义   Pareto improvement   distributive justice   pragmatism  

摘要： 政治哲学的目的是构建关于美好社会的抽象理论。出于对自洽性的追求，每种理论都只强调一种人类价值，在实施层面，这往往导致意识形态之争。帕累托改进是一种可操作的分配正义原则，它在不损害其他价值的前提下增进一项或多项价值。它放弃对全局性的抽象理论的构建，着眼于对社会的局部改良，目标是渐进地增进人类价值体系中的每种价值。为此，帕累托改进在抽象的分配正义理论和现实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关键词： 分配正义   社会历史情境   社会过程   要素尺度   结构整体标准  

摘要： 社会成员、社会目的、社会劳动是任何社会过程都不可缺少的三个主要方面，它们对于一个社会的经济社会利益的分配必定会提出不同的尺度要求，在现代性质的国家条件下，就是均等尺度要求、共享尺度要求和应得尺度要求。这三个尺度是现代社会在建构分配标准时所必须考虑的三个要素，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分配内容指向及功能，它们的实施将形成不可分割、相互作用的一般运动过程。分配正义问题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上述三个要素尺度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地成为或决定分配正义的标准；只有从社会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出发，正确建构上述三个要素尺度的功能、地位以及各自所适用的经济社会利益的种类和程度，使它们形成合理的结构关系整体，才能够形成分配正义的完整标准。

关键词： 城镇化   土地红利   分配正义  

摘要： 土地红利作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红利形式,其分配正义的实现是当下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焦点问题,牵涉着中国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也是当前社会矛盾频发的一个主要诱因。当前,土地红利分配不公作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一个关键,由此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日益升级,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甚至成为了撕裂社会和谐稳定的张力,给政府治理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如何实现土地红利的分配正义,构建土地红利分配的公平正义秩序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实现我国城镇化中的土地红利分配正义具有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本文旨在从马克思所主张的分配正义理论的角度,结合当前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具体情况,借鉴马克思分配正义理论具体到生产关系中去讨论分配正义问题的基本逻辑,阐述我国城镇化中的土地红利分配正义实现的价值蕴含与现实要求,并从探究我国土地红利分配不公问题的根源出发,深入分析我国城镇化中实现土地红利分配正义道路曲折的原因,最后从政府角色定位,土地补偿方式,分配规则程序,税收调节这四个方面阐述我国城镇化中的土地红利分配正义实现的机制与路径,为我国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红利分配正义与共享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思路,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关键词： 全球正义   分配正义   国家边界   国家强制   世界主义  

摘要： 世界主义者认为，由于国家边界的形成带有一种道德的任意性，并且不公正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对不发达国家人民贫困状况负有责任，因此分配正义不应只限于国内社会而须扩至全球范围。以罗尔斯为代表的理论家主张，一国公民同胞间所负有的分配正义义务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自由、平等、自主的公民们，虽然是偶然地处于一个强制性结构之下，但共同深受国家强制性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生活状况及前景的影响；那些限制自主性、偏离平等基准的社会政策带来的后果，必须通过分配正义来补偿或矫正。不过，这种强制性的结构在全球层面并不具备，因此全球层面并不是一个谈论分配正义的恰当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