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学习机会公平   质性研究   分配正义   承认正义  

摘要： 教育公平是《教育2030行动框架》当中为教育描绘的美好愿景。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教育的使命被扩展至全纳与公平,增大每一个人的教育机会,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在通往教育公平的道路上,学习机会公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问题。学习机会公平是教育机会公平在课堂教学中的体现,保证学生享有公平的学习机会是课堂教学公平的重要任务。当前关于学习机会公平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学习机会的分配者——教师,对于获得学习机会的学生主体研究甚少。教育公平的最终落脚点是学生的发展,因而学生的声音与诉求也值得关注。本研究围绕着“初中生学习机会公平”这一主题,重点探讨如下问题:第一,学生如何理解课堂学习机会?第二,在学生看来自己获得的课堂学习机会公平与否?第三,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学习机会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第四,哪些原因造成了学习机会的不公平?第五,学生对于学习机会公平的理解会给教师的教育实践带来怎样的启示?围绕着这些问题,本研究以上海市D中学作为研究地点,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田野调查。为了探寻初中生对于学习机会公平的理解,本研究主要以初二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实物分析与开放性问卷多种途径并行的方式收集研究资料,采用内容分析法并借助Nvivo11.0质性分析软件对原始材料进行逐级编码与处理,结合分配正义理论与承认正义理论对材料进行解释和阐述。经研究发现:第一,学生视角下的学习机会公平分为分配公平和承认公平两大部分,分别指向物质资源类学习机会以及心理体验类学习机会;第二,初中生秉承着“能力”、“运气”、“平等”、“补偿”、“争取”的学习机会分配价值观;第三,教师对于学习机会的不公平分配主要体现在课堂提问机会、言语评价机会、获得学习资源的机会这三个方面;第四,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的承认公平表现为“爱”、“权利尊重”、“成就赞许”三个维度,蔑视表现为“身体控制”、“权利剥夺”、“成就否定”三个层面。除了教师对物质资源类学习机会的分配和对学生的承认,学生之间的相互支持和承认对于学生自主争取物质资源类学习机会有着莫大的促进作用。第五,学生在学习机会的分配和承认当中产生的不公平感受主要源于四个方面:学生自身在比较当中产生的心理失衡、家庭的经济支持、教师的期望以及在班级当中遭受到的污名化体验。总的来说,初中生视角下的学习机会公平呈现出三个特征与趋势:“由分配到承认”的综合型学习机会公平观、“由师生到生生”的师生共同作用、“由平等到适切”的差异性公平。基于这些研究发现与结论,本研究提出:提升教师的公平意识是学习机会公平的前提;教师与学生平等对话是学习机会公平的机制;构建积极正向的合作学习共同体是学习机会公平的保障。

关键词： 差异性   分配正义   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  

摘要： 对于如何进行社会分配,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背景,还是从社会现实背景来看,平等主义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一方面,现代分配正义话语体系整体上是平等主义主导下的“西强中弱”格局;另一方面,面对我国基尼系数所反映出的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平等和聚焦于化解两极分化问题。然而,社会分配从来都不排斥差异性,人们可以感受到差异分配结果的自发性和必然性,甚至对一定界限内的差异分配结果欣然接受。所以,此时更加需要以辨证、审慎和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分析差异性分配正义及其原则。所谓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是指以人及其活动的差异性为分配根据,关注的是不同的人因某些被认可的差异而得到不同的对待。在今天既要平等又要效率的社会大背景下,研究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价值,然而,学术界目前却几乎没有相关的、系统的专题研究。本文的初衷是想要去填补这处空白,在梳理古今中外差异性分配正义诸思想资源、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差异性分配正义历史实践的同时,系统地阐述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的本质特征、生成基础和发展限度。自然界的差异表现遵循丛林法则,那么,为何人之差异表现规则却上升为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了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类同一性的崛起。可以说,没有同一性表现的观念化、合理化,文化化,就没有正义的真正入场。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其本质是让同一性规约差异表现、内含社会文化要求的分配原则,它扬弃了差异的自然表现规律,这是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最为本质的特征。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具有鲜明的二元特征,它是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二元协同的作用机理下才得以生成、发展和运作的。也就是说,类同一性及其认同、合理差异及其认同以及此二者的二元协同是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的生成基础。当然,正义是人的正义,正义原则的生成还依赖人的本质——思维抽象能力,这是类同一性崛起的前置条件。差异性分配正义原则的发展还存在限度问题。一方面,它是两个基本原则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张力关系,表现为两个基本原则的相对分工;另一方面,它是不平等分配的正义基础,差异表现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在同一性的规约下遵循历时共同性。这两个方面关涉到合理地表现合理的差异。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分配正义   善治   国际伦理  

摘要： 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关键词： 儒家   分配正义   道德伦理   平等原则   差等原则   Confucianism   distributive justice   moral ethics   equality principle   difference principle  

摘要： 古代中国对分配正义思想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群体基于人的尊严，主张每个人的生存需求都应受到一视同仁的人道对待。在儒家的分配理念中，承认平等与不平等并存，并以仁礼为基础的差等分配原则，要求职位与俸禄应当按照人的贤能与贡献程度来进行分配，旨在以相对机会开放的形式使有德行的君子占据高位，以有利于民众的方式实施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尽管儒家分配正义思想对当时各等级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儒家的正义观与现代分配正义观存在明显不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现代社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距离，甚至还存在矛盾和对立，有必要对其进行现代的反思和扬弃。

关键词： 温茨   环境正义   分配正义   同心圆理论  

摘要： 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在享受科技带来的饕餮盛宴之时,却也在无形之中被推向了环境危机的深渊。生态污染、资源枯竭、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此起彼伏,夹杂于其中的环境不正义现象也渐渐浮出水面,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温茨提出了富有创新意义的环境正义论——作为分配正义的环境正义,他的环境正义论以分配正义为理论框架,冲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藩篱,对当今环境正义事务的解决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温茨的环境正义论主要是关涉分配正义的理论,他通过对自由至上主义、功利主义及与其相关的德性理论、财产理论、人权理论等的顺次考察,发现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为环境正义事务的真正解决提供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于是,他将目光锁定在约翰·罗尔斯的分配正义理论上,认为环境正义的核心关切应是“环境利益与环境负担存在稀缺与过重时应该如何分配的问题”。环境正义理论不仅是正义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全面表达,更是环境伦理与正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耦合。于是,温茨在对生物中心个人主义和对生态中心整体主义考察的基础之上,借鉴罗尔斯的反思平衡法,建构出独树一帜的环境正义论——同心圆理论。以分配正义为核心,顺沿“分配对象”、“分配原则”、“分配维度”的逻辑进路,我们对温茨环境正义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整体剖析,最后发现,温茨的环境正义论实质上是按照同心圆的理论原则在种际群体、代内群体、代际群体间对环境善物（环境利益）与环境恶物（环境负担）进行分配的理论。同心圆理论以亲密间距断定责任义务关系,是一种更加具有弹性、更加包罗万象的多元正义论。也正因其显著的理论特征,温茨的环境正义在道德的多元性、种际正义实现的伦理障碍以及承认正义的缺乏等诸多方面受到学界的质疑,但温茨认为并非如此,对于质疑声他一一作出强有力的回应。温茨的环境正义论不仅丰富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更为我国环境正义的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对于塑造环境主体的正义品格、完善环境正义的保障机制及整合环境正义的社会力量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引,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的建设。

关键词： 马克思   正义   生产性   生产正义   分配正义  

摘要：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究竟是财富生产还是财富分配？正义的核心是“生产性”还是“分配性”？马克思从生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分析入手，指出生产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由此，马克思开始了正义的“生产性”重构，把理解正义的重心从分配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前提和合目的性根据进行价值检审。马克思对正义的“生产性”重构对于我们走出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窠臼，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剥削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暂时性奠定了分配正义所无法企及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 共享发展   分配正义   路径  

摘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共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为了谁和发展成果怎样分配的问题,它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基本自由权利。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结合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价值意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体制,对于实现分配正义、共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分配正义   政治经济学批判   批判   重构  

摘要： 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当前理论研究中的难点和热点。然而,由于对马克思文本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考察,未能对其分配主义思想予以有效还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进展。由此,以马克思的文本群为支撑,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还原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真实内涵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一方面可以为明辨和确立分配正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可为分配正义的当代建构澄清前提。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探索是围绕分配关系及其正义性展开的。当前对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研究中,主要存在批判与重构两种范式。要么是基于批判的视角,却否认了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重构;要么承认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重构,却回避了重构何以可能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基于一定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分配正义的理论批判到现实批判再到理论重构。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存在三个层次。其一,从经济关系层面批判了劳动与财富分离的事实,揭示了资本主义分配正义存在的基础;其二,通过对体现在分配关系中所有权、自由、平等以及功利主义的批判,揭示其正义的非正义本质;其三,通过对拜物教非正义性的批判,揭示其对人的精神统治实质。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经济、道德、精神层面的批判,揭示其非正义性。可见,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在改变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对分配正义的重构。马克思对分配正义可能的重构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分配正义。在这个阶段,分配关系中的生产资料共同占有使得人在实质上实现了解放,因而是正义的,但这种分配关系带有资本主义的“痕迹”,还会导致现实中财富分配的过大差距,因而又存在形式上的非正义性。其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分配正义。这种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意味着人从旧的经济、道德、精神统治中彻底解放出来,实现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一种实质与形式相统一的分配正义。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我国来说,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对当前社会发展中分配难题的分析和解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分配正义   交换正义   私有产权   市场机制   矫正   批判  

摘要：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对分配正义理解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得到他们的应得”,而不同时代对应得是什么、如何实现应得有不同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强调让有功劳、美德的人得到成比例的报偿,旨在追求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基督教义与中世纪的应得思想中包含按需与按劳分配,穷人从富人那里获得救助也是应得。在格劳秀斯之前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已经诞生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观,即国家有义务帮助穷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霍布斯等近代哲学家们关于分配正义思考的突出之处在于:在普遍肯定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与国家的重要作用。 若要进一步追究国家如何去保障包括个人生存等权利的实现,不得不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如何促进国家总财富的增加与经济效率的提升,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经济学家们对分配正义的理解才和之前有了本质不同。重商主义主张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的正义观;重农学派在较为正确理解财富来源的基础上开始从生产领域以及阶级收入划分中认识分配应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吸收之前经济学思想基础上创立了更为成熟的以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它在本质上也触及到了经济主体是否能以及应如何获得其应得的相关思考。该理论之下,三阶级分别按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交换价值,在公平自由的市场上通过交换获得分配即是应得。而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理论中的分配正义思想,须要深入经济学分配理论。 分配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分配理论从经济学发展伊始就具有重要地位。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论证了财富分配的自然顺序。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的核心是:具有自然秩序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能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增长。他们首先深入经济生产领域,从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出发,以劳动时间进行价值衡量,认为按交换价值交易即是等价公平。他们所坚持的三要素分配理论是以价值论和市场交换为基础,按要素贡献获得分配实际上是按要素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获得分配。所以认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离不开生产和交换视角,其分配正义需要依靠交换正义来实现。其分配正义含义一方面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即追求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最大程度增加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也包含“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传统哲学思想,只不过这里的应得大小是用交换正义去衡量,应得方式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因此,生产与交换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实现的决定因素。“如果把分配理解为基本的、和生产及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活动维度,那么,这对经济伦理学意味着开启了一个关于分配公正的广泛和综合性的问题领域”,这是乔治·恩德勒在《经济伦理学大辞典》(2001)中的一个重要认识,也是我们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思想的第一个重要视角。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的逻辑前提是私有产权,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视角。和斯密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比如洛克,从理论上论证了财产权的合理正义性,霍布斯、休谟对私有权和正义的等同性进行了分析。毋庸置疑市场机制是斯密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但是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斯密虽没有特别论述但始终默认的市场交换前提是财产私有制。这同时也是要素分配的重要前提。要素私有才能进行要素交换,进而衡量贡献、要求报酬。另外,私有财产制度和“自利”观念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自利为了私有,私有促使自利。自利观念获得道德认可乃至盛行崇拜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在时代大背景下,斯密从交换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视角为大众追逐私利辩护,并使得经济学和伦理学在学科体系上得以最终分离。也正是在维护私有制的重要目的之下,以交换正义为途径的要素分配正义才得以确立。这一视角之下我们还应进行另外一种反思:要素稀缺程度不同会带来要素分配的重大差异,稀缺程度越大其本身的价值越大,同时能够获得的分配也越大。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皮凯蒂认为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重视。这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然拉大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辩护的市场机制,不仅仅包括交换价值逻辑和私有制逻辑,还包括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内外在秩序逻辑。具体来说包括经济自由、自然秩序、公平正义等。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本身运行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而自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是因为背后的“自然秩序”力量。“自然秩序”有其重要理论来源,“自然秩序”之所以形成具有其重要内在张力,即人性中的社会性一面。同时,“自然秩序”的实现也离不开法律制度保障以及政府干预。第三个重要视角便是关注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内外在秩序及其重要保障要求。斯密从道德、法律与国家政策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市场机制运行所必要的保障体系建设。比如,斯密的最小政府并不是完全排斥政府作用,相反政府需要采取很多政策措施去保障市场机制去自由实现它的“自然秩序”。穆勒的著作中也包含有需要我们再次分析领悟的幸福观思想和约制性自由观。相对于仅仅追求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分配正义   转移支付   向机器人征税  

摘要：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政府向机器人征税。此话一出,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很多经济学者予以批判。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出现,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消极效应,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代替排挤效应",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很多岗位被机器人所代替,导致很多工人被迫下岗。税收正义是现代税收的重要价值,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进而转移支付给被"代替排挤"的下岗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再分配,帮助缓解人工智能产业在公平分配、稳定发展等方面的消极效应,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