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马克思   正义   生产性   生产正义   分配正义  

摘要： 政治经济学的根本问题究竟是财富生产还是财富分配？正义的核心是“生产性”还是“分配性”？马克思从生产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分析入手，指出生产不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而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由此，马克思开始了正义的“生产性”重构，把理解正义的重心从分配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活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前提和合目的性根据进行价值检审。马克思对正义的“生产性”重构对于我们走出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窠臼，彻底地批判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剥削性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性、暂时性奠定了分配正义所无法企及的理论根基。

关键词： 共享发展   分配正义   路径  

摘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共享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重在解决发展为了谁和发展成果怎样分配的问题,它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基本自由权利。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结合当代中国历史性变革深刻领会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价值意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正义体制,对于实现分配正义、共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分配正义   交换正义   私有产权   市场机制   矫正   批判  

摘要： 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人们对分配正义理解的共同之处在于“每个人得到他们的应得”,而不同时代对应得是什么、如何实现应得有不同认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强调让有功劳、美德的人得到成比例的报偿,旨在追求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基督教义与中世纪的应得思想中包含按需与按劳分配,穷人从富人那里获得救助也是应得。在格劳秀斯之前的社会科学家那里已经诞生了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观,即国家有义务帮助穷人获得基本生活保障。霍布斯等近代哲学家们关于分配正义思考的突出之处在于:在普遍肯定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肯定了社会与国家的重要作用。 若要进一步追究国家如何去保障包括个人生存等权利的实现,不得不将研究的视角深入到如何促进国家总财富的增加与经济效率的提升,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经济学家们对分配正义的理解才和之前有了本质不同。重商主义主张通过贸易获得财富的正义观;重农学派在较为正确理解财富来源的基础上开始从生产领域以及阶级收入划分中认识分配应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吸收之前经济学思想基础上创立了更为成熟的以价值论为基础的分配理论,它在本质上也触及到了经济主体是否能以及应如何获得其应得的相关思考。该理论之下,三阶级分别按各自拥有的生产要素交换价值,在公平自由的市场上通过交换获得分配即是应得。而要真正理解经济学理论中的分配正义思想,须要深入经济学分配理论。 分配是经济运行的重要环节,分配理论从经济学发展伊始就具有重要地位。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章论证了财富分配的自然顺序。以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论证的核心是:具有自然秩序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能实现国民财富的最大化增长。他们首先深入经济生产领域,从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出发,以劳动时间进行价值衡量,认为按交换价值交易即是等价公平。他们所坚持的三要素分配理论是以价值论和市场交换为基础,按要素贡献获得分配实际上是按要素在市场中的交换价值获得分配。所以认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配正义思想离不开生产和交换视角,其分配正义需要依靠交换正义来实现。其分配正义含义一方面具有功利主义性质,即追求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与国民财富最大程度增加的分配方式,另一方面也包含“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传统哲学思想,只不过这里的应得大小是用交换正义去衡量,应得方式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因此,生产与交换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实现的决定因素。“如果把分配理解为基本的、和生产及交换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活动维度,那么,这对经济伦理学意味着开启了一个关于分配公正的广泛和综合性的问题领域”,这是乔治·恩德勒在《经济伦理学大辞典》(2001)中的一个重要认识,也是我们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思想的第一个重要视角。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分配正义的逻辑前提是私有产权,这是我们研究的第二个重要视角。和斯密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比如洛克,从理论上论证了财产权的合理正义性,霍布斯、休谟对私有权和正义的等同性进行了分析。毋庸置疑市场机制是斯密经济学的理论核心,但是我们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斯密虽没有特别论述但始终默认的市场交换前提是财产私有制。这同时也是要素分配的重要前提。要素私有才能进行要素交换,进而衡量贡献、要求报酬。另外,私有财产制度和“自利”观念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自利为了私有,私有促使自利。自利观念获得道德认可乃至盛行崇拜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转变过程。在时代大背景下,斯密从交换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视角为大众追逐私利辩护,并使得经济学和伦理学在学科体系上得以最终分离。也正是在维护私有制的重要目的之下,以交换正义为途径的要素分配正义才得以确立。这一视角之下我们还应进行另外一种反思:要素稀缺程度不同会带来要素分配的重大差异,稀缺程度越大其本身的价值越大,同时能够获得的分配也越大。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分析说明了这一点,皮凯蒂认为这一原则并没有得到人们足够重视。这是发展市场经济必然拉大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辩护的市场机制,不仅仅包括交换价值逻辑和私有制逻辑,还包括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内外在秩序逻辑。具体来说包括经济自由、自然秩序、公平正义等。斯密认为市场经济本身运行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而自动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这是因为背后的“自然秩序”力量。“自然秩序”有其重要理论来源,“自然秩序”之所以形成具有其重要内在张力,即人性中的社会性一面。同时,“自然秩序”的实现也离不开法律制度保障以及政府干预。第三个重要视角便是关注市场机制运行所需要的内外在秩序及其重要保障要求。斯密从道德、法律与国家政策等多个视角分析了市场机制运行所必要的保障体系建设。比如,斯密的最小政府并不是完全排斥政府作用,相反政府需要采取很多政策措施去保障市场机制去自由实现它的“自然秩序”。穆勒的著作中也包含有需要我们再次分析领悟的幸福观思想和约制性自由观。相对于仅仅追求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分配正义   转移支付   向机器人征税  

摘要： 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建议政府向机器人征税。此话一出,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议,很多经济学者予以批判。机器人(人工智能)的出现,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的消极效应,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代替排挤效应",人工智能的出现使得很多岗位被机器人所代替,导致很多工人被迫下岗。税收正义是现代税收的重要价值,通过对机器人征税进而转移支付给被"代替排挤"的下岗工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再分配,帮助缓解人工智能产业在公平分配、稳定发展等方面的消极效应,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想法。

关键词： 分配正义   不平等厌恶   实证社会选择   责任原则   Distributive Justice   Inequality Aversion   Empirical Social Choice   Accountability Principle  

摘要： 不平等厌恶会影响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而收入差距形成原因的不同——个人需要负责的原因和个人无须负责的原因——会改变中立观察者的不平等厌恶程度。基于实证社会选择的概念框架，我们通过问卷准实验发现：在对待不平等的态度上，存在源于框架效应和人口特征的情景依赖。与责任原则的预测一致，如果当前收入差距源于“出身”，不平等厌恶和再分配意愿最强；如果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原因是“努力”，不平等厌恶和再分配意愿最弱。此外，由于受到责任原则的影响，部分被试者会做出某种“异象”性质的选择，从而避免低收入者不劳而获。并且，责任偏好与不平等厌恶一道，会影响人们在增加税收和削减公共服务之间的抉择。

关键词： 科克–肖·谭   全球正义   平等   运气平等主义  

摘要： 科克–肖·谭积极倡导全球正义,是当前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平等主义者之一,他提出了全球制度性运气平等主义的全球正义观。本文指出,谭的制度性运气平等主义在避免通常的运气平等主义的一些理论困难的同时,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分配正义理论;运气平等主义不能成为全球平等主义的基础,但这并不影响全球平等主义的根基,全球平等主义可以以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为基础。

关键词： 差别原则   机会原则   最大的最小值原则   社会契约论   分配正义  

摘要： 对于罗尔斯的正义论和由其引起的思考,有着大量的文献,涉及面极广。本文主要是关于“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方面的有关争论的思想史考察。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罗尔斯的正义论所追求的是一个给予所有人以均等机会,保证为所有人提供最低限度收入的正义社会。这原本就是20世纪50-6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的追求。这些主流经济学家自称为“现代自由主义者”或简称“自由派”。这种追求的思想基础是以“积极的自由”为核心概念的新自由主义。但是,这种“积极的自由”观一直遭到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新古典自由主义者的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为了回应这种批判而提出来的。罗尔斯力图为“积极的自由”提供一种新的公平正义观,并在论证中广泛地援引现代经济学和博弈论知识,如最大的最小值原理、帕累托最优原则,以使其正义理论是以一种表述得当的慎思程序来论证的。然而,罗尔斯对“机会原则”和“差别原则”的论证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罗尔斯及其追随者对争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新的解释、拓展和修正。机会原则在有关社会偶然因素引起的机会不平等何时该被允许以及“机会”作为“益品”的精确定位上产生了歧义,博格通过细致的推敲和独特的论证将其进一步完善和修正,构建了拓展式的机会原则,并且由拓展式的原则衍生出了对教育机会的讨论。差别原则中的指标益品、制度应用、最不利者的界定和最大的最小值策略均激发了各领域的争论,其中最大的最小值策略是经济学家们带有消极态度的争议焦点。罗尔斯对这些问题作了这样的回应:差别原则旨在调整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它明显地体现出了互惠性的特点,每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选择差别原则的原因并非是哈萨尼和阿罗所认为的对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而是互惠性的理念;原初状态中的人做出的选择事关社会基本结构、社会环境和未来的发展目标,意义非比寻常,他们不愿意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承担风险,这并不是厌恶风险,而是理性的选择;相比于平均或者总效用原则,根据最大的最小值原则做出的选择对处于任何社会地位的成员来说,都能提供维持实现基本价值的权利和资源,都能拥有追求尽可能多的基本物品的能力,这是其他原则不能做出的承诺。这些争论对思考中国收入分配的改革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这种启示意义包括:适应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同步落实再分配领域的改革;加大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扶助力度,筑牢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的民生根基;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产业发展和消费模式的转变,追求永续的正义社会。

关键词： 习近平   分配正义   制度   理念  

摘要： 在全面深入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习近平非常重视解决事关社会公平正义的突出问题,致力于维护和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公平公正,促进人民基本权利的公平分享。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分配正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分配正义理论。习近平对分配正义的重要论述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分配正义重要论述产生的国际背景是世界经济的日益全球化与世界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其国内背景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及国内的居民贫富悬殊较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分配正义思想,我国传统的分配正义理论及现代西方进步思想家的分配正义理论是习近平对分配正义重要论述产生的理论渊源。习近平分配正义理论的内容新颖全面,涵盖了社会的经济、政治、伦理等方面。首先,社会经济分配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再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他提出我国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对于市场的主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构建适应于国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有机并存的市场化分配制度,落实精准扶贫制度,以此落实社会主义的经济分配正义的核心要求。其次,习近平创新性地提出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政治中心,深化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来更好地维护和保障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要进一步密切地联系群众,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意愿来进一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再次,习近平充分肯定了劳动贡献在实现社会分配正义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地位,关怀社会弱势群体的疾苦,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权益得到道德与舆论的肯定与维护。他对伦理意义上的分配正义的重要论述彰显了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助于巩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习近平分配正义重要论述回应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人们密切关注的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等问题,确立了分配正义的基本原则,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

关键词： 马克思   霍耐特   分配正义   承认正义  

摘要： 经济全球化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正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并不十分和谐的现象。一方面,长久以来困扰人们的分配问题并未消失,人们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正义问题的表现形式已经变得愈加多样化和复杂化,“承认”这一时代诉求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而,社会正义问题依然是当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正义的实现离不开分配正义,而要实现分配正义就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分离的现实,使所有社会成员在生产资料的初始分配上都处于相同的起点,从而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而霍耐特则更多地是从承认的角度去考察社会冲突,认为社会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主体间的相互承认。社会正义是在人们为争取承认而不断斗争的进程中逐步实现的。虽然,霍耐特的承认正义观给当代中国社会探究和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维度。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其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不可否认,承认的确是社会正义的一种合理诉求,然而,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才是造成社会正义问题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只有从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正义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阐释了“分配”与“正义”之间的关系,概述了马克思分配正义思想的思想渊源和主要内容。第二部分阐述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理解,系统总结霍耐特承认正义的理论来源和核心内容。第三部分着眼于对马克思与霍耐特两种正义观的比较研究。通过两种正义观的比较,分析两种正义观各自具有的合理性以及霍耐特承认正义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并将这种承认正义观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之中,探究两种正义观互补的可能性及意义,旨在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一种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 公平   分配正义   财产权   税收公平 fairness   distribution justice   property rights   tax fairness  

摘要： 公平问题在主流经济学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本文认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经济学界整体上对亚当·斯密的片面解读，即将斯密的经济思想简化为“经济人+自由放任”。1980年代以来新一轮斯密研究热潮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公平正义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位置。现代意义上的“分配正义”或减少不平等、缩小贫富差距等理念，在古典经济学诞生之前并不存在。中世纪晚期经院哲学的公平观主要体现为公平价格学说，同时财产正义论开始萌芽。从阿奎那到自然法学家格劳秀斯、普芬道夫，皆论证私有财产权符合正义，同时以“必需品权利”作为补救机制，使私有财产权与人类生存权相兼容。洛克主张基于劳动的财产权，其目的主要在于防止政府任意侵犯个人财产。休谟将正义和财产权视作完全等同的概念，并通过经验主义方法对私有财产权进行论证。现代经济学奠基人同时也是苏格兰启蒙运动重要人物的亚当·斯密，在公平观的发展史上扮演了承前启后的重要角色。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有对自然法学家正义理论的继承，更重要的是，他明确主张通过财政税收制度来减少不平等，并提出了税收公平原则，因而标志着公平观从财产正义转向税收正义。